陈家琪丨哲学意识中的人类命运

——陈家琪教授在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讲坛”的讲演 

    “和谐”这个词，按我的理解，就是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各成其是。各成其是就是“是其所是”或“成其所是”。这就是和谐。柏拉图把这叫做正义，海德格尔把这理解为自由，我们现在说是和谐。重要的就是不要为所欲为，不要越俎代庖。它实际上讲的是一种自然秩序，或理解为自然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秩序。所以，“命运”这个词是与正义、自由相关的。当我们被置于一种关系之中的时候，正义、自由从来都不是指单个人的自由、正义或和谐，它就指在关系当中，怎么样使关系的各方，都能够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各成其是。
    
讲演者小传  
陈家琪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方哲学中启蒙运动与现代性问题，目的是更好地描述和认识我们的时代。出版过《人生天地间》、《沉默的视野》、《话语的真相》、《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等著。

  　  现在学者上电视，似乎成为一个很时髦、很时尚的现象。不断有电视台邀请学者们上电视，都涉及热点问题，这是好事。但应该区分开两种热点，一种是文化热点，再一个就是理论热点。文化热点本身可能会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而什么时候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成为了热点，本身又是一个文化现象。二者的关系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但侧重点却全然不同。现在的问题是成为文化热点的话题太多，太泛。而理论话题却贫乏。不关心理论问题也就是不关心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而我今天就讲的是理论问题。感兴趣的人不会很多，这个思想准备我是有的。
    
一、什么是当下热门的理论问题
   　 最热门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学界最为关注、争论最多的问题。我想分三个层次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三个层次没有远近大小之分，也许最切身的问题就是最普遍的问题，最个人的问题也就是全人类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就是，今年的全国“两会”，看起来讨论的都是民生问题，但在民生问题后面，大家关注的，还是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道德重建。这从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讲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关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温总理是这样说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是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次日《新华每日电讯》头版的通栏大标题就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关于道德重建问题，似乎没有多少人关注。它与秩序的合法性、行为的正当性密切相关。而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深层次、但也许是更为紧迫的理论问题；或者说，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最为热门的理论问题。为什么？因为道德重建基本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直面现实；其次就是道德资源匮乏。道德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有无信任和能否团结的问题。许倬云先生在《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中有两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一是他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贵族特有的礼仪规范化了，使之成为全民的规范；二是，资本主义得以出现，全赖信用与资金的流通、集中，在这中间信用比资金更重要。而信用要靠国家法律和公权力的维护和保障。这一点是孔子没有想到的。没有信用当然也就没有团结，只能是一盘散沙。信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就是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公开。一个社会，如果做不到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那么就必然缺乏信任，而没有信任是谈不到道德重建的。
 　   所以，这里的三个层次指的就是民生问题、道德重建中的信用问题以及信息时代的信息公开问题。
   　 信息问题本身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球其他问题的核心。比如战争与和平，民族国家与世界秩序，还有能源开发、空间开发，应该说都离不开信息的共享和流通。信息时代的到来，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成我们道德的基础，也就是信用与团结的基础，而团结作为人类发展的资源，是唯一可以抗衡权力和金钱这两种资源的精神力量。这个资源不开发，社会就没有凝聚力。凝聚力与公信力、公权力密不可分。信息时代的另一面，就是我们似乎失去了真实感。一切似乎都可以是仿真的、拟像的，在既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原的情况下，给人以虚假的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一个景观化、图像化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注意力很可能在虚拟的真实中消耗殆尽，当我们真正面临痛苦与灾难时，反而会无动于衷，觉得还没有那个虚拟的世界真实。这种感情消耗的现象，一个可能的危险，就是人们的感受能力会在不断刺激中变得越来越麻木。所以信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与信息时代有关的，就是人类处境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人类处境的根本变化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个很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专门讨论人类面临的灾难问题，当时连着提供了三个报告，第一个报告的题目叫《增长的极限》，谈的是地球资源绝对不是无限的。第二个报告题目是《在转折点上的人类》，说生态危机有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于是他们呼吁向零增长模式进行一种无痛的过渡，并不是说增长越高越快就越好。第三个报告的题目是《世界政府与全球意识》，认为应该以欧共体也就是欧盟的形式来实现人类的政治与精神联合，表达了对全球化和世界政府的一种期待。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三个报告，严格来说，我们当时并无意识。当我们没有生活在那种情况下的时候，比如像自由、民主、平等，还有环境、生态、女权主义、同性恋、安乐死等问题，我们也就不会有相应的意识，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都很生疏、很抽象。但是今天，一切都变得很具体了，已经成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罗马俱乐部的三个报告，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决定性地依赖于它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态度和关系。不断蔓延的生态灭绝，地球上维持生命的能力不可逆转的退化，全球生物的单一化、人工化，还有各种形式的杂交培育，再加上生物工程、遗传基因，包括克隆、破解了的遗传密码、合成核糖核酸、微波辐射、低温试验等等，这一切使地球上的生物，甚至也包括我们人类，都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物种。核武器与生化武器使得种族灭绝和人类灭绝终于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人类命运也就真的与地球上的一切生物连成一体。我们不知道，地球上如果没有了蚂蚁会对我们人类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但比蚂蚁大得多、重要得多的生物物种正在加速灭绝。同时灭绝的还有成百上千种语言、风俗和区域文化。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命运”问题。
  　  单个的个体可以选择他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过现代生活回到过去，但是整个社会，当现代技术达到今天的水平后，就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正如相对于原始人，相对简陋的住房、衣食就是他们的生存条件一样，今天的现代技术和生活水平，就是我们的生存条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种生存条件了。这是一种命运。
   　 “命运”这个词经常挂在我们嘴上。我们都知道，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destiny，一个是fate。我们翻译的时候通常都译成命运。但destiny也有强制性、必然性的意思，和fate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宿命，不是命数，更不是命定的意思。它表示的是一种关系的可能。命运是一种什么力量呢？就是把我们置于一种关系之中，这种置于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关系？民族、语言，还有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等等，命运把我们置于种种关系之中，我们无可逃避，我们回不去，这就是一种命运。但也正是在种种被置于的关系中，我们人才可能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这种命运并不是宿命的意思，它在强行把你置于某种关系的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不是拒绝，当然也不是顺从。与此相关，我们现在说的“和谐”这个词，按我的理解，就是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各成其是。各成其是就是“是其所是”或“成其所是”。这就是和谐。柏拉图把这叫做正义，海德格尔把这理解为自由，我们现在说是和谐。重要的就是不要为所欲为，不要越俎代庖。它实际上讲的是一种自然秩序，或理解为自然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秩序。所以，“命运”这个词是与正义、自由相关的。当我们被置于一种关系之中的时候，正义、自由从来都不是指单个人的自由、正义或和谐，它就指在关系当中，怎么样使关系的各方，都能够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各成其是。柏拉图的正义侧重于政治，海德格尔是在关于技术的追问里提出这个词的，侧重于艺术的生存态度，比如泰然处之等等。而和谐，不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应该包括人与其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哲学意识中的自然与社会
  　  从哲学上讲，到底什么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首先，我谈一下自然。自然这个概念当然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对象化了的大自然或自然界。对象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客观化，比如我们看到一棵树，就会想到它的种、属、年轮、用途；当我们看见山脉、矿石时，想到的也只会是开采。这是现代人被培养成的一种面对自然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就是把自然看成了自然界和大自然。哲学上讲的自然不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古代希腊的physis，还是中国古代的“天”，指的都是我们的环境，我们非常亲切和熟悉，但又有几分畏惧、几分敬畏、几分神秘的环境，与我们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这是自然这个词在哲学上的本来含义。我们古代人讲“天人合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就是天象预示着人世的变化，它和某种恩典惩罚有关，而不是在显微镜、实验室里所讲的自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问题。首先它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就想解决的社会问题。自然被纳入社会的范畴加以思考，社会被理解为自然的历史过程。比如哲学上常讲的自然律、自然法、自然权利，就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在什么时候它成为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哲学必须研究的问题。当然，当我这样说时，也说明了与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有关的人文立场与自然科学的眼光训练的一个根本不同。
  　  社会这个概念也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血缘的自然关系，社会首先被理解为一种血缘性的自然关系，从家庭到氏族到部落到村舍。但是马克思不这样认为。他把人们在劳动、生产、交换和利润关系中结成的关系叫做社会关系，又称市民社会。对社会这个概念还有一种理解，就是通过征服所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这涉及到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主奴关系。我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总是反复讲这个概念。我梳理出三种关系，一种是血缘的，从家庭到氏族、村庄，自然扩充繁衍；再一种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还有一种就是政治关系。主奴关系首先是一个政治关系。通过征服使得一些人成为主人，一些人成为奴隶，而哪些人会成为奴隶呢？首先是怕死的人，他们不能拿生命做赌注，于是甘愿当奴隶。于是那些不怕死（超越了自然本能）的人就成了主人。这里是想通过欲望的满足给人的自我意识提供一种解释，最后把欲望解释成“对欲望的欲望”。我们还可以扩大一些，比如说把主客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主奴关系。就是我们人觉得自己是主人，把自然理解成自然界，当成客体，当成供我们使用、征服的对象。所以主奴关系，虽说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扩大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血缘关系的扩延而言，也可以说父子、君臣之间也有类似于主奴关系的一面，此即人身依附中的“家奴”、“奴才”。这里面的内涵非常丰富。关键是如康德所说，不能把人当手段。人是目的。但技术性思维使我们习惯于把一切都转化为手段。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主奴关系，就是因为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都存在着主奴关系这样一个维度。
  　  其次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区分社会与国家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是从社会中形成的，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构成一个特殊的特选阶层。那么就国家和社会的区分而言，至少从康德开始，就区分开了两种革命，这就是社会革命和国家革命。康德是这样说的：政治革命和国家革命，是以存在的东西，以政治制度的改变为目标；以存在的东西，就是以“是”为前提，然后要改变它，这叫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是以应该存在的东西，以应该为目标，以自由、以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尊严和平等为目标。一个讲的是存在的东西，一个讲的是应该的东西，或者说，一个讲的是“是”，一个讲的是“应是”。政治革命讲的是“是”，“是”的维护与推翻。社会革命讲的是“应是”，应该怎么样，这就要讲道理；从哪讲起，就是哲学问题。
   　 现时代，由于技术力量过于强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或者说，技术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自然”（人化的自然）、“社会”（科层化了的结构）和“人”（工具化、物欲化了的人）。我们几乎无法离开技术去谈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人与技术、目的与手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通常认为技术是科学的应用，但正是技术才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技术是什么？就是说为达到目的、为现实人的目的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人活在世上，首先是一种技术性的生存活动；人在这种活动中才发现了事物的秩序，发现了事物在显现方式上的变化，于是引起了科学研究的兴趣，所以技术是科学的前提。我们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人先已经生活在一种技术性的烦忙之中。西方人认为自然界合乎人的理性，即康德所说人为自然界立法。而我们中国人的技术，最早是巫术、占卜，目的是用“天意”为“人事”提供合法性依据。我们首先是把人类社会排序，按照上下、尊卑、君臣、父子、夫妇这样一种关系，讲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在这里，中国人表现出巨大的智慧。我把它也理解为一种命运。这种命运使得我们在其中自我认识的“关系网”具有了中国特色。
   　 那么，什么叫哲学意识？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回过头去看，古人面对的世界图景是什么，把人放在什么关系中加以认识。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本体存在着的就是一种关系，而我们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怎样变化，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四、几点结论
   　 第一，人类已经意识到了宇宙的某种统一性。已经意识到了宇宙的某些片断的秩序，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人在这种统一性、这种秩序当中，到底居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个真正让人感到神秘的哲学问题。
 　   第二，我们人类也已经意识到了某种极限，包括外部世界的极限和内部世界的极限。但是人又觉得这种极限是完全可以突破的。人越有惊人的力量，就越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力量，就越想超越某种极限。挑战极限，这就是口号。极限成了无极限。包括经济增长和城市的发展，到底有没有够？生产力很可能会成为破坏力，计划也会成为对自然秩序的干扰，自主性会转变为依附性，发明越多人就越离不开，而且每一个发明都是为了解决前一个发明造成的不良后果，所以说到底又还是一个命运问题。这种命运，确实给人一种无奈感。但是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很喜欢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诗就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命运感下，我们怎样才能守护住我们的传统，守护住我们共尊共信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人类还有没有共尊共信的东西？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道德重建问题。
   　 最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理论问题横在我们面前。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到底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方向性？这是一个很陈旧很古老的问题。也许，当我们谈历史进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先把一种幸福观设定为前提，也就是说，进步并不一定和人的幸福有关。也许恰好相反。随着人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不断改变，人自身反而感觉到更多的不幸福、不愉快和不满足。人的自身能力愈加展示，就愈感到自己的能力没有表现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反复谈到的断裂问题。一个是时间上历史的断裂，一个是空间上我们与共同体之间丧失了共尊共信的东西。destiny这个词给我们的命运感，本身就包含着断裂的意味，因为把我们置于新的时空关系之中。比如当我们想从近代独特的经验中形成新的规范时，就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感觉到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是《共产党宣言》中一段很著名的话。当我们说起这段话时，可以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就是自鸣得意的，你看看，一个新的世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切古老的关系都烟消云散了。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白手起家，从零开始；还有一种心态，就是绝望、无奈、惋惜。但无论哪种心态，断裂已然是一个事实。我希望我们都来仔细想一下，断裂的和失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得到的东西几乎都在我们面前，但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看一下失去了些什么。失去了的东西是看不到的。这里有一种心态上的转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面对当代的问题，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是全人类的问题；然后该如何回头去看我们的传统，如何面对西方，而且，我把它们都理解为哲学意识中的人类命运问题。
 
转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