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丨论“瞬间”的哲学意义

　“瞬间”作为“超越性”的哲学观念，在欧洲哲学中受到重视是较晚近的事。这一哲学传统是“概念论”的，强调的是“概念”的“超时空性”，而“瞬间”则是“在”“时空”中的“超越性”。

　　按照欧洲哲学传统，在“时空”中的一切事物皆“变动不居”，“昨是而今非”，唯有“概念-理念”“永恒不变”。而“概念-理念”在“时空”之“外”，于是，相对于“流变”的“时空”中的“万物”，有一个“对应”的“超时空”的“世界”：前者为“此岸”的“现象界”，后者为“彼岸”的“本体界”，以“时空”为“界”，泾渭分明。如果说两者也有“关系”，则不是“此岸”“模仿”“彼岸”，“现象”是“本体”的“影子”，就是“彼岸”“模仿”“此岸”，“本体”是“现象”的“影子”。两者这种“虚-实”关系经常颠颠倒倒从而形成各种哲学学派。

　　然而，“瞬间”观念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这个传统，也深化了这个传统。哲学的“超越性”不被理解为“超时空”的，而被理解为就“在”“时空”“中”。“在时空中”而又具有“超越性”则意味着，这个“空间”有“断裂”，“时间”有“断流”，“瞬间”着眼于一个“断”字。应该说，这个观念也是近代东西文化(包括哲学)会通交流的成果。

　　按照这种欧洲哲学的传统，“概念”虽不“在”“时空”中，却“有可能”“永在”。“概念”为“存在”的“本质”，也是“本质”的“存在”。“事物”永久“流变”，而“事物”的“本质”“不变”；“事物”“在”“存在”与“不存在”“中”，而只有“本质”才是“存在”，亦即“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然而，“概念”乃是“思想-观念”。“思想”“来源”于“事物”，“概念”是从“实际事物”中“综合-归纳”出来的，故同样“来源”于“事物”。于是，“存在”“来源”于“非存在”，“概念”“来源”于“非概念”。这一结论如何可能，需要我们给出一个“理由”。“概念论”的发展使“经验概念”和“先验概念”得到区分，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康德那里，利用“经验概念”“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因为有“不依赖经验”的“先天-超越经验”之“纯粹概念-范畴”的支持，使得“经验科学知识”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因为这些“纯粹(知性)概念”为“经验(科学)”的“对象”——“自然”“立”了“法”。但“在”这“遵守”“知性”“立法”的“自然”“领域”之外，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自由”的“道德”“领域”。之所以说这个“领域”更为“广阔”，是因为“自然”“无权”“涵盖”“自由”，而“自由”因其“引导”着“自然”，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有权力”“涵盖”“自然”。

　　康德的“自由”仍然是“理性”的。“自由”同样是一个“概念”，但却是比“自然”“更高”的“概念”，是一个“摆脱”一切感觉经验条件的-无条件的“概念”。而所谓“条件”，也正是由“时间-空间”所构成的。“摆脱”了一切“时空条件”的“概念”不是“知识性”的，而是“道德性”的。这样，这个“概念”也就不可能是可以与“直观”相对应的“描述性”“经验概念”，而是一道“律令”、一个“绝对”的“应该”；没有这条“绝对的”、“无条件”的“命令-律令”，世间则无“责任”的问题，因为一切都是“时间空间”“条件”“决定”的。在“时空条件”的“决定”中，“人”的“行为”只是“被决定”了的，“选择”也只是一个“知识”的“判断-决断”，从而这种“行为”也就只是“时空”“流变”中的一个“环节”，即“历史事件”“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康德将这种“理性-道德”的命令称作“意志”。与“知识-科学”“所根据”的“原则”不同，它“根据”的是“自由”“概念”的“原则”，不问“成败利钝”，只问“动机”。而“道德”领域的“动机”不是“知识”的“对象”，因为它不是“根据”“时空条件”可以“推知”的，不是“因果”的一个“环节”。于是这个“动机”不是“有前因”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的“动机”是“第一因”，是“无因”之“因”。

　　这个意思来自叔本华的“意志”之“自由”“创世”。进一步，也就是后来为尼采所强调的“意志”因其“自由”而是一个“创造”，“意志”“开创”“自己”的“世界”，亦即“开创”“自己”的“新”“时空”。这就意味着，“人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开始”“过”一种“另外”的“生活”，“做”“另一种”“人”。

　　然而，“创造”一个“新时空”，也就是“终结”一个“旧时空”，所谓“摆脱-脱离-不计-超越”“时空”的“自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平地拔起”，不仅是“开始-创始”，而且也是“终结-完成”。对这后一层意思思考得较为深入的是东方的佛家。为佛教所深入思考的印度古代哲学传统观念“涅槃”乃是一个“终结-完成”，“了断”一切“因果轮回”的“正果”。

　　“涅槃”乃是在“果”位上的“自由”，而“意志”乃是在“因”位上的“自由”。而我们这里讨论的为克尔凯郭尔所重视与思考的“瞬间”观念，正是在“自由”意义上“新-旧”、“因-果”、“始-终”之“交汇点”。“瞬间”为“第一因”，也是“终结果”。相对于东西哲学双方的传统而言，“瞬间”的意义在于：唯有“终结”“前因-前缘”，才有“可能”“开创”“新”的“后果”，也就是说，只有“终结”“时空”，才能“创造”“时空”，才“可能”“创造”“另一个”“时空”。“瞬间”强调的是一个“断”字，是“时空”的“断裂”“点”。“瞬间”意味着“在”“必然”的“空间广漠”、“时间长河”中，“随时随地”的“自由”的“点”。

　　就欧洲哲学传统来说，“瞬间”这个“点”是为“绝对”。在这个“点”上的“自由”亦为“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他者”的“制约”，唯有“自己”“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瞬间”这个“绝对自由”只是一个“点”，一个“时空”的“夹缝”，处“在”“时空”的“断裂”“中”。

　　“瞬间”这个“点”要“进入”“线”(时间)和“面”(空间)，由“绝对”“进入”“相对”，由“本质-本体”“进入”“现象”，必会产生“矛盾”。为“避免”“矛盾”，康德采取“批判-批审”的办法，厘定“知识”和“道德”的领域，使两者“各行其道”，“互不干扰”。然则这样的“权力划界”亦可能将其“自由意志”“架空”为一个“永久”的“悬设”。除康德设定一个“范导”作用外，更有黑格尔“迎矛盾而上”的“精神现象学”，视“矛盾”为“时空”中“现象-世界”“变化发展”的“动力”。

　　这就意味着“时空-现象”的“必然”中“永久”“保存”着“自由”的“可能性”，“随时随地”“保留”着“瞬间”“自由”的“权利”；在为“时空条件”“规定”了的“因果系列”“必然环节”的“长河”中，“随时随地”“存在”着“断裂”的“机遇”，亦即“存在”着“瞬间”“自由”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可能性”是“绝对”的，而由“自由”“开创”出来的“(新)现实性”反倒是“相对”的。因为在这个由“自由”“建立”起来的“(新)现实”中“蕴含”着“瞬间”，“随时随地”有“可能”“使”这个“现实”成为“不现实”，“使”“存在”成为“非存在”。

　　于是，我们看到，“瞬间”意义上“绝对”的“自由”首先是一个“否定”的“力量”。在这个“瞬间”，任何人都有“可能”“终结”“过去”，而这个“过去”作为“时空条件”“永远限制”着人的“思想”和“行动”，因而“限制”着“人”的“自由”。“在”“时空条件”中的“人”，只能在“有限”的“可能”范围内作出“选择”，“人”“在”“时空”中的“自由”总是“有限的”，因而是“具体的”，于是人们常常感叹“无可选择”。说“无可选择”，固然含有“推卸责任”的意味，就康德的哲学原则来说，任何人“无权”说这句话，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时空条件)下，有理性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人任何时候都“有权”“否定”“已作出”的“选择”，而“作出”“另一种选择”。但“无可选择”在“经验现实世界”则是被“允许”的“推脱”。

　　就“瞬间”观念来看，这样一个“无限制”的“选择权”并不像康德理解的那样“在”“时空”之“外”，而就“在”“时空”之“中”，只不过是“在”“时空”的“断裂”“点”上、“在”“时空”的“瞬间”上。这个“瞬间”，没有“空间”“广延”，也没有“时间”“绵延”；没有“延”，而又不只是福柯的“考古层”，不是“面”，不是“一片”，而是“点”；“不受限制”的“自由”，只是“刹那-倏忽”“间”的事。

　　“时空条件”中的“人事”、“历史”是一种“延异”(德里达)，也是一种“积累”，有“继承”，有“发展”，代代相传。文明历史，自然越积累越厚实，但“考古层”和“延异”意味着“有”“断裂层”，而这个“断裂”的“层面”、这个“异”或许正是那“自由”“瞬间”的“痕迹”，从这个“层面”人们有可能“窥视-看”到那“瞬间”的“火花”。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层面”也就成为“被”“埋葬”的“自由”、“被”“埋葬”的“意义”。对这个“痕迹-层面”的研究也就成为与“不同于-异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胡塞尔意义上之“人文科学”，只是“断裂层-延异”可以是“多”“层面”的，而“瞬间”似乎只是一个“层”。当然，“瞬间”也许是“多”的，但这种“多”却都“在”“同一”“层”。就“时间”来说，“瞬间”是“同时-同一时间”。一切“历史”，都是“当时(当代)史”(克罗齐)。现代人之所以有“理解”“古人”的“可能”，或许正在于都“拥有”这个“瞬间”的“可能”。

　　“时空”的“历史”有可能“埋葬-掩盖”“瞬间”，但不“可能”“泯灭”“瞬间”。正如黑格尔强调的“绝对”就“在”“相对”中那样，“瞬间”不“在”“时空”之“外”，而就“在”“时空”之“中”，“时空”“埋葬”着“瞬间”，也“保存”着“瞬间”。“在”“时空”的“历史”中，“在”“因果”的“自然系列”“保存-埋葬”着“人文”的“意义”。

　　既然“超时空”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它的“内容”需要由“时空”的“历史经验材料”来“提供”。在这个意义上，“超时空”的“自由”必得“下降”到“经验世界”来“获得”它的“内容”——因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即它的“主观-先天形式”从它“自身”之外“接受”“自身”的“内容”，从而“受制”于这个“外来”的“内容”——于是，“下降”到“现实历史世界”来的“自由”是“受限制”的，是“有限”的。

　　“现实世界”的“自由”总是“受限制”的，即受“时间”、“地点”等种种“环境”的“限制”，在“经验现实”中没有“绝对自由”。如果把这种“不受任何时空条件限制”的“自由”“设定”在“时空”之“外”，则这种“自由”只“在”“彼岸”。只有“在”“彼岸”，“理性”才有“权利”“设定”“绝对-自由”而又“无需”“感觉经验”的“材料”就“有”自己的“直观”。这就是说，只有“彼岸”，人们才“有权”“设想”一个“理智的直观”和“直观的理智”。

　　就这个意义来说，关于“绝对”，关于“理智直观-直观理智”，关于“绝对自由”的“学问(人文科学)”，都只是关于“彼岸”的“学问”。康德批判哲学“通向”“宗教”，其“至善”概念的第二种含义即“德性”与“幸福”的“统一”，说的正是在这个“至善”的“境界”中，“理智”的就是“直观”的。反之亦然，两者间相互可以“推论”而“相通”。但这只是“在”“彼岸”、“在”“天国”的“相通”，而“在”“此岸”、“在”“现实经验世界”中两者没有“必然”的“推理”关系。

　　所谓“没有必然推理”的“关系”即意味着：“德性”“不是”“幸福”，“幸福”也“不是”“德性”，而且它们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而这两件“相异”的“事情”之间的“关系”“不可知”。这并不是说“经验现实世界”就没有“德性”与“幸福”兼而有之的“人”和“事”，只是说，这种“同一性”是“偶然”的，没有人有“权利”对此作出“必然”的“判断”。而在“超时空”的“彼岸”，“万事万物”皆“在”“时空”之“外”，于是也可以说它们都是“同时-同地”的，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可以推论”的，即“看到”“幸福”的“现象”就有权“推论”出同样也有一个“德性”的“本质”。反之亦然。

　　于是，要“在”“时空”“中”“设定”“幸福”与“德性”、“现象”与“本质”的“同一性”，亦即“在”“此岸”“建立”起这种“可推知性”，则唯有“在”“时空”“中”“设定”一个“瞬间”。以这个“瞬间”为“点”而“集中”为“一”；以“集中”为“点”，则“直观”和“理智”为“一”，“幸福”和“德性”也为“一”。“瞬间”为“在”“时空”“中”的“绝对”。“瞬间”就“在”“时空”“中”，但它是“绝对”。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强调了“相对”中的“绝对”，但其“绝对”有如“天外来客”、“空降部队”。而蕴含在叔本华哲学中为克尔凯郭尔思考的“瞬间”却“根植”于“现实世界”，为“现实世界”所固有的“现实”的“可能性”。黑格尔“绝对哲学”来自于对谢林“同一哲学”的批判性变革。这个变革的要点在于，他的“绝对”“包含”了“自身”的“否定性”，亦即“包含”了“相对”，从而以这种“否定”“保证”了从“绝对”向“相对”的“推演”，也“保证”了“绝对概念-理念”向“相对概念-经验概念”“转化”的“权利-合法性”，即在“辩证法”的“否定”力量的“推动-引导”下，“概念”与“非概念-经验现实”有了“合逻辑”的“推理”关系。于是，黑格尔这个“绝对”的“大同”(本体)通过“自身否定”的运动，“分化”出“杂多”的“不同”的“经验世界”来，“大同”“有理由”“生出”“小异”来。

　　然而，“在”“时空”“中”的“瞬间”，“在”“时空”“广延-绵延”中，是一些“不同”的“亮点”，如同“群星灿烂”，各自发出“自己”的“光彩”，可谓“异彩纷呈”，但它们不在“天上”。这个“瞬间”的“集合”，不是“神仙会”，而是就“在”“大地上”，乃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各自“畅叙幽情”，虽千万年后，仍“有感于斯文-斯人”。

　　“瞬间”的“异”不是“异时-异地”的“异”，种种“异”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时空”“因果系列”所能“涵盖”的。“群贤”之间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同时-随时”的“关系”，“地无分南北”、“时无分古今”，“与古人游”、“与时人游”、“与后生游”，“参加”“瞬间”“盛会”的既都是“忘年交”，也都是“同代人”。这样，“瞬间”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形式”，无需从“外面”“接纳”“内容”，而是“充实”的、“有内容”的“具体理念”。也就是说，“瞬间”是一个“直观”的“理智”，也是“理智”的“直观”。

　　“理智直观”和“直观理智”说的是“理智性”的“直观”，而“直观性”的“理智”在康德的“知识论”里是“不被允许”的。因为“理智”都是“概念”的，“直观”都是“感性”的，而康德的“事物自身-本体”就是只有“概念”没有“感性直观”的。康德以后欧洲哲学的发展打破了这个“界限”，而这个“突破”的方向，是让“概念”自己“产生”“直观”，从而强调了“概念”“自身”“否定”的“辩证法”。于是，“辩证”意义上的“直观”就不再是单纯的“感觉”，即有了“不是感觉的”“直观”——“理智性”“直观”的“合法性”。而“非感觉”的“直观”仍然是“概念”的，但只是“概念”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在这个思路上，“整个”的“直观世界”就随着“概念”“超越”的“时空”被“带到”“时空”的“彼岸”，“直观世界”为“充实”“概念”的“内容”而“升入”“天国”，而以研究“超越性”为己任的“哲学”也和“现实”的“此岸”“脱离”开来，“君临”以“现实经验世界”为“对象”的“科学”“之上”。

　　“瞬间”的思路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拉回”“现实”的“时空”中。“瞬间”“只是”“时空”中的“断裂”——由“瞬间”的“点”“组成”的“断裂(点-集合)”。

　　作为“断裂”的“点”，不“包含”任何“感觉经验”的“材料”。就欧洲哲学传统来看它是“空洞”的，用佛家的语言来说，它是一个“空”。在某种意义上，“空”不等于“无”，它是一个“断裂”、一个“缝隙”、一个“极微”的“洞”，一个“点”——任何“微小”的“粒子”在这个“点”中都无立锥之地，因而它是一个“空”。但它又因其“自由”而于“点滴”中“见”“大千世界”，因而就“自由”之“思”来说，它又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唯有“在”这个“瞬间”中“存留”了相对于“时空”“变化”来说的一种“长生久视”的“存在”。

　　“瞬间”作为“断裂点”，同时也是一个“往-来”的“交接点”。因为只是一个“点”，它在“实际的经验世界”是“站不住”的，因而并不“阻遏”“时空”自身“变化发展”的进程。但它却“有能力-有权利”“引导”“实际变化”“因果系列”的“具体形态”。“瞬间”的“意识-觉悟”“规定”着“时空”“经验内容”的“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瞬间”是一个“起点”。作为“断裂”，它是一个“自由”的“起点”，作为“第一因”而“开辟”着“未来-今后”的“新”的“因果系列”。“瞬间”“授予”人以“创世”的“权力”，承担起“始作俑者”的“责任”，“不怕”“无后”而为之。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断裂”的“瞬间”在现实中的“出现”只是一个“随时随地”的“可能性”，因而就现实意义来说，它的确“无后”，即“瞬间”不是“时空”的“连续性”。

　　于是，“瞬间”对于“过去”也不是“连续性”的“继往”，而是“清空”“过去”，“断绝”“前因-前缘”，得一个“正果”(佛家)。“正果”即是“无因”之“果”，就佛家而言也是“无果(后)”之“果”，是一个“终极关怀”，既“无”“前因”，也不再作为“因”而“再”“产生”“果”，即“脱离”“因果”“轮回”。

　　在这个意义上，“瞬间”同样也“交汇”了东西方的“哲学”观念，成为在“追求”“人”的“安身立命”之“自己-自由”的道路上“追根寻源”和“慎终追远”两大思路的“交汇点”。种种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