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种冲击边界的思考

选自包利民编选：《西方哲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哲学是一种冲击边界的思考。希腊人说哲学是理论观照（theoria），是对智慧的热爱（philo-sophia）。一般来说这样的界定当然不错，但是随着其他的理论性纯粹知识的纷纷独立，哲学必须进一步限定自己的对象。

“冲击边界”或者“理性的超越性冲高”是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一般知识学科，更不用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边界内正常进行的，总是避开接触边界。希腊神话传说警告人们，过于靠近太阳，会有被烧死的危险。库恩也说，只有在不置疑范式本身，在范式的内部解题时，科学才有进步可言。

但是哲学冲击边界。这边界既可以是本体论的边界，也可以是认识的边界，既可以是善与恶的边界，也可以是语言的边界。

对本体论的边界冲击首先吸引了人的注意。它的最为具象化的学科形态是以天文学为中心的“自然哲学”，这导致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不幸跌入了泥坑。“天”不仅在空间上是世界的边界，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或者就是诸神），而且在时间上启示我们想到整个天地宇宙（cosmos）有其终极性的起源（arche），也就是根基。

这样的大全式自然哲学智慧，最为接近神学，从而也最接近古代人对智慧之学的看法。当然，边界那一边的对象不仅仅可以是“存在者整体”，也可以是别的东西。比如，可以是宇宙内部万事万物的“道—势—逻各斯”（赫拉克利特），还可以是宇宙的最普遍的本质或“存在”（巴门尼德）。这两种前苏格拉底哲学所关注的东西显然与自然哲学不同。它们在两个极端上拉开对存在的思考的理性框架——前者可以视为是时间节奏点的无限压缩从而极度提醒人们注意时间，后者可以视为是时间节奏点的无限拉开从而彻底否认时间。这两位哲人在西方哲学的入口化身为两位激烈拒斥常识的正义女神，设下思想尺度。

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这意味着放弃天，转向政治与伦理。由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的总精神，人们不再感到这句话中的震撼意味。但是在当时这必然是令人惊诧和引起争议的“哲学转向”——你怎么还敢自称是“哲学－转向”？你不是已经从Nous的超越性冲高退回到城邦日常生活的那些“鞋匠”、“皮匠”之类的讨论中了吗？但是苏格拉底的“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无人有智慧”等等的话还是令人感到这是哲学，这是根本性的思考，是冲击边界从而动摇神圣领域的思考。走到极端，它甚至必须在政治城邦面前为哲学这一貌似玄虚无用的追求的生存合法性进行申辩。

在希腊，柏拉图路线的哲学显然在纯粹理论的旨趣之外——或者之前——包含了政治伦理的旨趣，如此说来，这一古代哲学中最伟大的哲学至少有两个旨趣：纯粹理论的和政治的。虽然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合并二者的冲动在后世注疏家当中层出不穷，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把这两种旨趣看作张力性地共存于柏拉图思想中比较好。可能因此他的“相”的哲学才企图在“洞穴”的内外开启出灵魂内部的深度与客观理智的宏大深远的“存在大序”世界。

亚里士多德尽管在他的所有著作的“文献综述”部分都必然批评柏拉图，但是许多人越是多读亚里士多德，越是感到他其实是属于“我们柏拉图学派”的忠实传人。他对存在的总分类和“含存在量”的排序的本体论，一直启发了罗马时代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

与柏拉图路线相反的另一条路线即自然哲学的路线，它并没有被柏拉图路线的哲学光芒所压倒。实际上，在雅典除了柏拉图学园及其附近的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之外，还有伊壁鸠鲁所开办的学校“花园”。自然哲学的思想方式在晚期希腊罗马时期甚至形成了十分有思辨性和完整的“原子论”体系。早在柏拉图的书中，就用“诸神与巨人的战争”生动准确地描述他的抽象本质哲学和原子论哲学所代表的自然哲学一线的冲突。

不过，如果人们认为“古代人”必然会看低唯物主义和快乐主义，拥护抽象圣洁的“相”世界和美德至高性，必然会都涌入Academy而忽视Garden，那就错了。实际上，涌入“花园”并且死心塌地而不悔改的大有人在。这也许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在宣传一种哲学、而非“量子力学”的古代版有关。现代科学除了在细节之外，在原则上并没有超过古代原子论。有人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就是伊壁鸠鲁的天下。

但是，事实上古代原子论超过了现代科学，因为它是哲学，是认为我们的目光既然穿透了世界的内在本质，则我们的生活态度就应当发生与我们只知道日常视野时完全不同的巨大变化，我们就不该再患上本体性重疾。但是，很难说今日知识人与非科学人士在心性上有明显差别。

说到心性，我们必然要提到希腊化—罗马治疗哲学中的典型心性之学——斯多亚哲学。在一个你无法把握的世界里，你能否让自己的有限的一生散发出人性的极度高贵光辉？在西方古代，这是以“斯多亚派”的名义进行思考的哲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斯多亚哲学家中的爱比克泰德，他的灵动、隽永、深刻的《哲学谈话录》中处处弥散出这样的光芒。它告诉我们反思在一个纷繁的，充满权力、金钱、名望、欲望、快乐与不幸、世俗的追求和“学者的名声”的追求的世界里，人怎么作为一个人度过自己的一生。相信读者在《谈话录》中会不时找到熟悉的影子，会发出会心或尴尬的笑声，会掩卷长叹，会钦佩有加，会高山仰止。

因为哲学在本体论上冲击边界，所以我们究竟有没有这种特殊能力，迟早会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人们的反思意识。比如，作为有限者，我们能够认识“无限”吗？或者，且不要提“大全”这样的对象，即使面对眼前的一个苹果，我们能认识其“自身实体”吗？一般说来近代哲学开始时的笛卡尔和休谟代表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在我们下水游泳之前，应当先考察一下我们是不是水陆两栖动物。笛卡尔所代表的大陆唯理论和休谟所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在取向上完全不同，但是在怀疑我们的日常经验和学科知识上是一样的。而且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怀疑并不是真的针对日常生活的，而是针对企图冲击日常生活和学科的边界的哲学的。事实上，貌似独断论的哲学家们自己早就感到这种智穷力竭的痛苦；高空的低温和稀薄的空气似乎在嘲笑不自量力的攀登者。形而上学家们在“概念—语言”的“边界—刀尖”上痛苦地跳舞，希望能够榨尽我们概念－语言的最后一点可能性——靠近本体。

康德的哲学工作可以说是系统地划分了我们可以知道的和我们无法知道的东西的界限，他不无怅然地接受了“超验的形而上学”不可能作为一个学科的休谟结论。但是，他不仅为信仰留下了空间，而且为未来的哲学家留下了很大一片“搞形而上学”（也就是搞哲学）的领域——先验领域，那就是事物的边界性根据。这种根据，按照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假设，是主观的。

但是悖谬的是，恰恰因为这些主观框架的存在和运用，我们的经验才不至于像休谟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主观意识流，而是历历在目、井然有序的客观对象。这一先验天地是一个广阔天地，具有严格科学心性、又不甘心接受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哲学家在这里是大有作为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继续开发这一内在空间，以各种方式抵制现代性的经验主义还原论主流，承担看护独立“哲学”的使命。当然，我们会不时听到最新的“自然主义复兴”的潮汛。“诸神与巨人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认识论转向之后是语言学转向。进入20世纪“分析的时代”，对语言－逻辑的反思体现了哲学的批评精神的深入或者内转。形而上学不是不能认识的幻相，而是不能说出来的无意义的假句子。尤其是人工语言派的逻辑原子论，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优点和杀伤力。当海德格尔和萨特醒悟胡塞尔的科学建构可能违背了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本意的时候，日常语言学派也醒悟过来：人工语言派的工作依然坠入了他们所孜孜以求加以摧毁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瓶子中。

维特根斯坦提示人们：落入瓶子的苍蝇不断冲击边界，但是它们永远不知道只要垂直从入口走出瓶口就可以了。

走出瓶子的哲学家在认识论上大多采取某种“整体论”的理解。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可以说是醒悟地较早的一个代表。整体论的认识论必然更为重视各种知识相互之间的支持（拥有理由），而不是知识与对象的关系（绝对真理）；这样的路线最后走到“后现代”解构主义，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人们在这一大趋势里也许可以看到一种日益严重的反对哲学本身的否定性倾向，这一倾向自哲学诞生起就与哲学伴生（寄生），它不试图批评某种哲学立场不对，而是试图站到哲学外面，彻底消除“哲学”这种事业。从古代怀疑论到近代不可知论，从尼采到罗蒂、福柯、德里达，此处难道不就是另外一个系列的“诸神与巨人的战争”？严格地说，此处的“巨人”不是哲学中人，它不使用关于超验对象的“对象语言”，而是使用“元语言”的“元哲学”。这种否定性的“元哲学”在有的时代显赫，在有的时代被哲学的风头所遮蔽。但是在现当代，它显然越来越显赫。哲学自巴门尼德开始傲慢地打压常识和生活——“不合逻辑”的，即使显而易见，也是错误的；现在生活终于反扑：伤害生活的，再精妙的理论思辨也要被拒斥——更不要说还会有可能被揭发为遮掩了权力的意识形态。

哲学不会坐以待毙。在当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从“元哲学”的层面上回到实质性哲学内部。哲人担忧虚无主义对政治和伦理的杀伤。罗尔斯在20世纪中叶公开反对“元伦理学”的工作，开讲规范性的“正义论”。而且，毫不介意尼采已经指斥民主、道德为弱者的诡计，不介意斯特劳斯派大将布鲁姆指斥他为“没有文化”、不懂哲学，罗尔斯公然建立了一个非哲学非宗教的、公共理性基础之上的弱者政治学。犀利而机智的罗蒂从美国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为此喝彩和论证。作为法国“后现代哲学”宗师之一的列维纳斯在20世纪后期比罗尔斯走得更远，对于他来说，道德不仅仅是什么平等主体之间的“正义”，甚至是超越正义的、对他者绝对负起责任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是“第一哲学”。于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民主政治是否需要哲学的支持，如果需要，是哪一种哲学；哲学是否应该开出民主政治，等等——总之，边界上的事情与边界内部的事情有什么关系，突然又激起了学人们的热烈争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边界”的含义和原因提供了独特的洞见：人类在最接近自然的劳作中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居然塑造出人类的生活形式的基本边界。那么，今天的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生命技术、核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加速度发展和普及，随着市场利润压力和存在主义所讲的那种本体性绝对自由的凸显，人类不久即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存样式里。我们目前所关心的民主、正义、德性、财富、理性、非理性等等到那个时候也许会全部成为“史前史”的话题。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抱怨人总是被动地听凭偶然性立法。面对我们迫切需要进入的新范式，更不要说遥望地平线上过早露头的那个极度陌生的“新世界”，人们有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人们甚至不遥—望，他们宁愿在世上的事情中当下烦—忙。

然而时刻到了。希望不被“流变”裹胁而去的人们应当打开以“在边界上”探险为己任的哲学家们的考察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