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正性命、各适其天：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价值观

老庄道家基于齐一均等的思想观念、悲天悯人的圣人情怀，充分肯定了世间万物存在的合理性，充分尊重其各自存在的价值。老庄道家站在“道”的高度和人的角度，辩证地看待万物与人类的关系，在坚持人本主义的同时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而代之以自然中心主义，强调人在塑造平等和谐的物我关系中的关键性作用，主张构建自由平等的价值体系和“与物为春”、各得其宜的生态环境。

一、有为与无为：节制意识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道家把物的世界（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人类社会）视作道这一总的原理和法则发生作用的两个基本领域，道在物的世界中的体现就是天道，在人的世界中的体现就是人道，天道和人道统归为道。他们有时也把道和天道看作是同一的东西，而视人道源于天道、本于天道。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从天道推到人道，反过来论人道又归结为天道。而道或天道的运行规律和作用方式不是别的，就是自然和无为。”自然是人类社会以及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内顺天应物的无暴力的本然应然样态，是事物按照道的规律而自我实现的过程和结果，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通常如此、势当如此。这就必然要求世间万物不受外在干涉干扰而独立完成自己的“天赋”（道赋）使命。这并不是说达成自然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恰恰相反，这种外在条件极为重要。自然要求保持自身独立性，意味着言行意念以及活动范围的节制，给予他者自然发展的条件、能力、空间以及达成“自然”状态的自由。具体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就要求人类对自然界要秉持无为的原则，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反省节制自己的欲望，还自然界以自由生息、自我循环的广阔空间。

“道家的无为主义就植根于其形上学的原理中，体现了无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王弼用“顺自然也”来解释极为妥当，深刻揭示了道家自然主义的特点。无为主义不仅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不仅是政治观点、政治策略，而且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从“道”而来的自有本性。无为的思想从政治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个体层面，从社会到自然界，都是普适的。“‘自然’是人类社会应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而‘无为’是实现‘自然’价值的途径或者方法。”这里着重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探讨无为之于自然的重要性。

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作为强势的存在，唯有“无为”才能“无违”天道、“因任”自然。无为的思想基础是承认万物的平等地位、自由发展的权利和能力。在老庄道家的视域里，万物都是由道而生、秉持道性、天性具足、完满自在的，因而虽然万物形态、作用各异，但万物平等、万物齐一。平等是无条件的，并不局限于有生命之物，天下所有事物都在此列。这体现了道家的宽阔胸怀和自然主义人文精神。正是基于博大的平等精神，无为才具有显著的自然伦理性，体现了道家深沉的人文关怀。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无私无偏，听任万物自由发展、自生自灭；圣人也从善如流，对待百姓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偏爱袒护，任其自然生息。无为方能使万物自然，而自然就内在要求人类无为。

首先，无为体现一种自律性。“为”是一种主观意愿所主导的动作行为，究其本源动机，无论矫饰多么冠冕堂皇，都无非是人类的主观意愿、一己之私。老庄道家强调无为，就是对人类的自我设限。限制人类的私欲，使其少私寡欲，以至于无私无欲，回归自然本性，就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肆意妄为，也就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了自然和人类得以“自然”存在、发展的条件。老子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为无为，事无事。”无为就是无事，不仅不发动兵戈战事，也不应以祭祀、苛政、法令、礼制、徭役等事由打乱、滋扰民众正常生产生活。对此，老子提出深刻警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凭主观意愿无端生事带来众多乱象，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进程，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与施政者的主观意愿背道而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则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人民有“自治”的意愿和能力，不需要过多干预。同理，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界关系时也应节制自己的贪婪私欲，这里的“自治”与现代政治学的“自治”有着本质区别。政治学中的“自治”是与法治、德治相对立的范畴，是去除政治化、行政化，让社会自我管理的一种治理形式，也指民族、地区、团体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事务的自主行使。老子主张的“自治”，是自然之治，是不受外力左右的自然状态。与自然保持适当的距离，以“无为”之道行事，让自然得以“自然”，使人类与自然界保持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

其次，无为体现一种博爱性。老庄道家对万物一视同仁，将物我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主张以清静无为原则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无为就要求放下一己之私和偏见，公正、理性、宽容地对待对方，对其本性和意愿予以充分尊重，对其存在和发展寄以深情厚望，不强为、不违逆、任自然。在老庄眼里，万物同一，世间无弃人、无弃物，无用之用也是一种价值。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更体现一种深沉的人文精神。

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庄子主张像“道”一样，抛除一切有为有私的杂念，自然无为地行事，爱人利物，淡看名利财货，超越贫富、寿夭、穷达，不为世俗所限，这样就可以如万川归海一般，“沛乎其为万物逝”。清静无为就可以放下一己之私，而对外在世界一视同仁、心怀悲悯。视“万物如刍狗”的博大胸怀看似冷漠无情，实则是一种无偏无私的大爱。有偏私就会导致不平等、不公正，而这就失去了“道”的博爱无私本性，偏爱厚爱莫若“道法自然”、无为处之，莫若一视同仁、任其自然。

最后，无为体现一种能动性。老子主张无为并不是绝对“不为”，不是对事物不施加任何影响力、作用力，而是顺应事物自然之性，任其自然发展，是一种符合自然之道、不着痕迹、不计结果、超然自然的“为”，是一种“辅万物之自然”的处世之道。这种“为”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是符合“道”的要求的善为。这就要求人类自身从内在动机欲望到外在行为举止都加以反省和克制，不妄念妄为，顺应自然而处之，即“为无为”“事无事”“欲无欲”。正如朱晓鹏所说：“这种‘无为’从急功近利的社会理性的层面看是无所作为、没有价值的，而从‘道法自然’的自然理性的层面上看却是有所为、甚至无不为的。”“无为”不仅对“为”的动机、过程有所要求，而且要求人们对“为”的结果淡然处之，采取“为而不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的自然自若的方式来对待结果。恰恰是对结果不争不恃不居的淡然超然态度而使其“为”之过程更像“无为”，无争则无嫉恨、无暴力、无纷争，人们视之无害，甚至视之自然若无，从而为继续这种以自然“无为”的方式“无不为”提供了广阔空间。这种不显山露水的行事方式就是“道”的运行方式、自然的方式，是无所不覆、无远弗届的，也是“无为”与“无不为”相统一的。

“无不为”不是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而是遵从天道行事，是远离私欲、暴力和罪恶的作为，是在道性层面上的“无不为”。这体现了“无为”与“无不为”的辩证关系，体现了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完整内涵，体现了老庄道家独特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物我关系，对自然生态、社会环境有深刻影响。

对于自然界而言，实现自然的状态就要求自由“天放”、各适其天。庄子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庄子认为，万物自由自化需要一个无为的外在环境，而这依赖于天地以“无为相合”，创造出一个清朗、宁静、自由的环境。在庄子的“至德之世”“建德之世”里，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安然和谐，万物皆自然天成、各得其所，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太和之境，也是万类并生不碍的自由之境。“我”与自然万物一切“在者”同为世间主体，同有追求自然、实现价值的自由权利。“我”不再对“他者”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贫富、高下、贵贱等所有等级差别、人为界限都被消弭，人类与自然、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因“道通为一”而浑然一体、其乐融融。正如马丁·布伯说的那样，“我-它”对立结构被“我-你”并立结构代替，“我们栖居于万有相互玉成的浩渺人生中”。

二、有我与无我：重生观念与自由精神的统一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主张贵身重生，以强烈“有我”意识立于天地间，一切外在名利宠辱都是身外之物，都是“大患”，但正是因为有我、有身，所以才会受此烦恼牵累，才会有“大患”。这就把世俗颠倒的“身”与“患”的关系再次扭转过来，强调了“身”的优先与主体地位。贵身是第一位的，唯有如此，才能视冠冕如浮云，视荣辱如大患。“言人君能爱其身，非为己也，乃欲为万民之父母。以此得为天下主者，乃可以托其身于万民之上，长无咎也。”爱惜自己的人，才可能爱人，才值得托付天下。老子鲜明的贵身重生思想凸显了强烈的“有我”意识。

同时，老子又主张“无我”，摒弃个人私欲妄念，割舍个人利益诉求，这就是无私之我，无私故无我。“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就是去除自我私心私利，以超然物外的洒脱去除物累，忘了自身的存在而心怀天下，把天下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没有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顾虑牵绊，就没有个人患得患失的考量犹疑，就能真正把自身捐给天下，将自身与天下有机统一到一起，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无我”，才真正值得托付天下。因此，身体上“有我”基于精神上“有我”（即对个体价值的格外珍视），呈现了贵身重生的深层内涵；精神上的“无我”又从根本上保证了身体上的“无我”，即无个人私利牵绊下的行动自由，“有我”“无我”在价值观层面达到高度统一。

庄子更是视名利如粪土，反对因外物而丧失本真天性，有着强烈的“有我”意识。这种“有我”本质上是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是超然物外的精神逍遥，是不为物累的超凡脱俗，是不为名教礼法所禁锢的自由往来。

庄子强调忠于自己的内心，看重“得其所谓”，不为外物易其心其志其性，“天下之非誉”不可损益其独立精神之分毫，这种高度的自我源于深沉的自爱，是“全德之人”“有我”的体现。同时，他又强调对名利超脱，对财货、寿命、荣耀淡然视之，不受世俗价值观左右，不会为其所困所累。“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正是对名利的超拔，使其进入无私无我的境界；同时又恰恰因为不受名利羁绊，他又能够真正尊重内心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使自我的力量得以张扬。因此，对待名利和世俗价值的态度集中体现了老庄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庄达到了“有我”与“无我”的高度统一。

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我之谓风波之民。

庄子视重身养生高于一切，使其蔑视轩冕权势、财货名利，不为外物累及自身。“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伤身累形而谋取富贵在庄子看来就是本末倒置、因小失大，是真正的迷失自我，是身体与精神上双重的无“我”。庄子将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治身重于“为国家”“治天下”“，危身弃生以殉物”实在不值得，犹如“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得不偿失。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

庄子不是仅仅重视养生，也不是仅仅进行利益权衡和取舍，而是高扬个性解放和生命自由的价值，将“有我”打上了精神自由的烙印，赋予“有我”以与世俗价值相抗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丰富内涵，从而使人们对生命的价值认知有别于庸常俗识，使个体生命显得更加丰盈、厚重、尊贵，为人们的价值观谱系增添了更多色彩，为世人开辟了一条高迈不羁的超越之途。庄子认为，规则是有限理性的结果，是为了从无用的本原中创造出一个效用，人类社会固然要像自然界一样遵循规律，但不需遵守作为工具的规则，唯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无规则。

正是在此意义上来看，庄子也是“有我”与“无我”的统一。蔑视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抛弃俗世所珍视的身外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无”的精神，就是一种“无我”的情怀。庄子认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不依靠外在毁誉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内心，“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以迥异于常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获得生命之自由自在。以世俗目光看待，这种特立独行就是自甘堕落、不求进取，而以“道”的高度来看，这正是无私无畏、无忧无扰的“无我”之境，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所待的境界，而这种“无我”恰恰是因为遵循自然之道、重身厚生之道，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观照，是“无我”与“有我”的统一，是无己无功无名的最高境界。

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在价值维度上树立了“精神个体”的主体与个体意识，在明确“精神个体”所指后，并没有以自大之“我”示于世，而是倡导一种能与万物共生存的生存之道。以“有我”之心，方可推己达人，对世人、对他物都能有所体谅与共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克服冷漠与暴力。“无我”意味着看淡身外宠辱财货、荣华富贵、纷争得失，意味着去除私欲妄念，在自我节制、“自我毁损”中达成内在和平，进而由内及外影响周边，创造更大范围的人际和平、世界和平和自然和平。“有我”与“无我”的统一既是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尊重，将人们从物欲的枷锁和世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是人际关系的重塑，重新定义人们围绕利益而展开的社会关系，重新划定人与人的交集与边界。此外，“有我”不仅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珍视，而且是对包括自然万物在内的“他者”存在合理性的肯定，而以“无我”之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减少了对自然的依赖、征服和支配欲，天地间一切都能得到自由充分发展。

三、有用与无用：功利思想与多元价值的统一

传统社会价值观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以事物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功用作为判定其自身价值及社会价值的标准，事物的主体性被忽视，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成为高高在上的裁判者。老庄道家对这种价值评判持否定态度，认为传统的价值观不应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以利观之”应代之以“以道观之”，普罗万物应具有立体多维的价值谱系，世间万物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有用与无用都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评判基础之上，都带有世俗功利的印记，因而使事物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被否定，使其独特的“有用”价值没有被发现甚至被埋没扼杀，使其被视作“无用”的价值被彻底否定。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人们更多看到“有”的表面功利性价值，没有看到“无”的潜在价值，没有看到正是因为“无”的独特价值才使“有”发挥其功用。“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老子通过揭露和批判人生价值观上的种种迷误，用以反求正的否定性方法，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从而实现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翻转和全面反叛，具有深刻的思想解放意义。”

即便是有用之物，其用也不可一概而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同一事物可发挥不同的效用。“不龟手之药”不仅仅限于“洴澼絖事”，也可用于水战而发挥其“裂地而封”的更大效用。“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在庄子看来，体积大的事物往往没有人们预期的作用，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却不能执鼠，但用得恰如其分也可开辟另一番天地，而“五石之瓠”看似无用却可“为大樽，而浮于江湖”。庄子揭示了传统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强大的思维定式限制了事物的发展，封闭了广阔的价值空间，进而影响了事物功用的发挥。人们不以大小、美丑等外在特征而判定事物的价值，更不以常识性的功用来辨别其是否有用，其价值在于自身的独特性及具体运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事物的潜在价值具有无限性。用其所长就是将事物的独特性最大化，用其所短就会限制其功能发挥，而即便看起来有劣势的事物仍有其独特价值。事物最终能否实现最大价值取决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而人们能否摒弃偏见、知人善任，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起到关键性作用。

当然，庄子对这种功利主义是鄙弃不屑的，认为事物因其存在而存在，并不是因其有用而存在。即便百无一用，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山中大樗因其无所用于俗世，无法兑现为现实功用，在世人看来就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得以免于戕害。“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何况还可以“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看似完全无用也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庄子振聋发聩地提出“无用之用”的观点，彻底颠覆了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认知和价值观，赋予个别被否定事物特别是弱势群体以独立自主的存在价值，个体价值不依赖外界评判而存在，不因对他者“无用”而遭到否定。“无用”也是一种存在方式，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庄子看来，有用无用都是人们主观上的臆念，并不能代表事物的本质属性，同时，事物有其自身固有的主体性价值，往往因其独特性而被外界忽视，但这种独特价值并没有因此而被取消。庄子始终高扬独立自主的精神，对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独特性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欣赏。“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独立的存在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和地位。

无疑，根深蒂固的世俗价值体系以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形式对事物价值实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价值体系的存在不仅对人类社会而且对自然界构成直接或间接的暴力。庄子从“道”的高度批判了世俗价值体系，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多样性进行辩护，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四、放弃与无弃：超然态度与救世情怀的统一

透过或纷繁复杂或简要精深的文字书写，从另一个维度审视老庄道家，可发现其思想的内核基本上都是围绕“舍”与“得”而展开的。无论是“无为无不为”，还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抑或“有”“无”“一”“多”等老庄道家的原始概念和核心概念，大多聚焦于人生的困境，徘徊于舍得之间，这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也是区别于其他学派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庄道家哲学就是舍得智慧哲学。对于主观个体而言，舍意味着失去，但失去的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不舍往往会得不偿失、失去更多；对于客观对象而言，因受到人们不舍不弃的方式对待而得到成长发展，或可发挥意想不到的功用。这种舍得的智慧对于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看，老庄道家思想更多的是放弃的智慧。老庄主张少私寡欲、知足知止，呼吁人们节制私欲，学会适可而止，懂得割舍放弃。放弃是对个体私欲的自我削减，是对于两难或争议焦点的理性选择，是割舍和让渡自我主张、权益以使外部达到和平。主张放弃，是对个人私欲的节制和削减，既是对危及个人内在和平的暴力的“自我毁损”，也是对指向他者暴力的“自我毁损”，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暴力的创造性转化，使内心和静、人际和谐、物我和平。

同时，老庄又主张万物均等齐一、物尽其用。从世俗的价值观来看，万物长短不齐，作用不一，故有有用无用之辩。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齐一，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因此，老庄道家主张无弃人、无弃物。无弃意味着对万物独特性价值的肯定，对看似无用之物的包容，是对多样性的尊重和多元价值的肯定。无弃本身就是一种尊重，是一种对暴力的遏止，是不漠视、不剥夺、不扼杀“无用”之物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使万物得到应有的发展空间。

尽管利益是放弃与无弃都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但二者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放弃是主动“舍”，其目的是以退为进，曲线或变相实现“得”，这种“得”并不总是物质利益的获得，更多的是内在的和平安定和精神层面的自由超脱；无弃则是不舍，其目的是让他者实现“得”，这种“得”往往和做出无弃行为的主体没有直接关系。老庄也并不对由无弃而产生的利益提出主张，甚至耻而不为，但这并不影响“无弃之德”直接或间接地促成“无弃之得”，尽管这种万物普遍联系导致的利益关联性并非老庄道家所特别关注的，尽管这种功利性也并非老庄道家的初衷。老庄无弃的主张支持了世界的多元多样性存在，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提供了道义支持。

放弃主要是对自己私欲和利益的理性调适，而无弃更多是对外界的包容和尊重，而不是对自己权益的难以割舍。从和平学角度来看，无弃是在充分尊重对方生命权、发展权、选择权基础上的自我要求和克制，是对价值体系之外的事物所普遍承受的结构和文化暴力的创造性转化，是在平等基础上对于弱者或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他者的包容和呵护，是“容人容物”“救人救物”的慈柔悲悯。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老子列举了“行”“言”“数”“闭”“结”各“善”的突出表现，即与一般常识相反的结果或以非常之手段得到的超出人们预期的结果，其言下之意即“不善”者才是庸常的大多数，而这大多数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不能因为少数杰出者的存在就漠视多数庸常者，甚至彻底否定泯灭极少数落后者。“善”者以其创造性之举开辟崭新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对于弱者的救助也可以打破思维定式、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实现“无弃人”“无弃物”。老子深刻揭示了事物的多样价值：在“善”与“不善”两个极端之间，存在无限可能性和合理性，以“袭明”观之救之，则无不善，无可弃。

在老子看来，任何“弃”的意念和言行，都是对事物施加的暴力或者软暴力，而政治社会生活中各种分类、选拔、淘汰、废黜等等“弃”的制度机制，无疑是这种暴力蔓延到社会结构、渗透到文化层面的结果，对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造成持续戕害。老子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主张以宽容心态“救”之，给予适合其纠正、发展的空间以充分实现其独特的价值，最终达到“无弃人”“无弃物”的社会局面。这种知其不齐而不弃的平等博爱精神，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贯穿老子道德思想始终。《庄子》对人世的是非、善恶标准不直接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之，从而提出更有利于个人、群体和人类的观点，即超越世俗之善的更高的善。庄子在此基础上鲜明提出了“不齐之齐”的万物齐一思想以及“无用之用”观点，都为万物存在的合理性添加了注脚，也为“不弃”提供思想理论支撑。在老庄看来，以这种博大的胸怀看待世间万物，人类与自然界的任何微不足道的事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值得尊重和善待，任何暴力相向都是对道与德的违背，都不利于构建和平的自然与社会生态。

转自江苏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