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荣丨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对西方美学的借鉴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美学的引进，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当年的美学学科也与其他学科一样，被前辈学者从西方引进过来。前辈学者如吕澂、黄忏华、陈望道、范寿康等人编译了一批美学著作和教材，把西方美学理论译介到中国来。这种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工作迄今已经持续了百余年，为中国学术界了解和学习西方美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在学习和译介西方美学的同时，或结合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与审美实践进行参证，或参照中国古代的相关美学思想加以阐发，逐步开始整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以期在现代视野中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可见，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措施。在经历了“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的争论与探索之后，中国美学家逐步探索借鉴西方美学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具体方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现在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反思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问题，以利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现代化。

前辈学者们曾经认为，学术是不分古今中西的，各种探索当以寻求真理为旨归。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钱钟书在《谈艺录》序里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们都强调了中西古今学术的统一性问题。中西古今的美学思想也同样如此。融合中西美学思想曾经是现代美学家的理想，但是在具体的融合过程中，则需要先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加以整理和阐发。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哲学思想如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实学，还是历代的文论、乐论、画论、书论和舞论等方面的思想，乃至学者的尺牍和序跋等，都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面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国内美学界有着要不要重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争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零散而不成系统，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缺乏理论形态，而且很多内容已经陈腐过时，算不上是一种有价值的美学理论，这些资源顶多只能“补苴罅漏”，在个别内容上对西方美学作一点补充。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美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获得研究和发展，就是中国美学。粗看起来，这些话也有合理的成分，对于历来注重兼容并包的中国学术来说，吸纳西方美学的精粹，加以发扬光大，同样是中国美学界为世界美学的发展作贡献，也有利于当下中国美学的发展，但这并不是否定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的理由。

有一些国内学者竭力反对运用西方美学方法解读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要求完整地、精准地、原汁原味地理解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他们担心，如果借鉴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就会产生曲解和肢解。这种顾虑当然也有一些道理，以西律中、过度诠释、削足适履等现象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罗钢曾经把王国维看成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这种评价是不贴切的。我们不能因为王国维借鉴了叔本华、尼采，就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看成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这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佛学思想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意境思想，就把意境思想看成是印度佛教思想的中国变体一样。当然，尽管罗钢对王国维的评价未必准确，但是他所指出的这种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警惕。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领域，确实有学者把中国材料看成是西方美学思想的注脚。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材料和经验只是作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佐证材料，而更应该关注其中深邃、丰富的原创性思想。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虽然缺乏西方式的思辩形态，但不代表没有理论内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感悟性的隽语和点评能否整合为抽象的理论表述，通过阐释，揭示出其中的当代价值，回应时代和审美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呢？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漠视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以激进的态度要求全盘西化，秉持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主张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那么我们便是暴殄天物。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心态。有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主张，但实际上也默认了这种立场和价值观。而西方有些学者由于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缺乏了解，或者因一知半解而不认同，或者信奉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把西方美学看成是主流美学乃至正统美学，甚至是世界美学的全部。

因此，尽管不同的观点可以互补共存，求同寻异，共同推进美学事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只把西方美学看成是普遍性的，而漠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丰富资源。这些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同样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学习西方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文化的全球化不等于全盘西化，人类的文明方向应当是多元一体的。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需要不同美学思想之间进行对话讨论，使美学学科的体系和价值系统具有可通约性。世界各地的审美实践和审美创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各种文明中的美学思想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未来的世界美学应当充分显示学术民主，充分体现各民族美学思想的精华，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体系。这种多元一体，既反对单一的普遍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与西方美学思想相比，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积极地引导审美者去体验和领悟审美对象，在语言上常常具有诗性的特征。这种引导性的内容与西方美学知识论建构的内容会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内部，其具体的思想形态也有着相当的差异。例如我们通常说老庄是道家的创始人，但是二人在具体阐释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老子主要通过范畴和概念发表论断，庄子则重在象喻，通过感性具体的寓言和诗性的比喻等方式启发读者领会他的思想。而后代的继承和创新，则融合了这两种思想，例如宋明理学中不仅融合了儒、道、释的思想，而且其中既有思辩的内容，又有画龙点睛的妙悟体会。这些特征可以在中西参证中得到充分的揭示。

中西美学尽管在理论形态和论证方式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具体美学思想上有着许多共识。因此，中西美学思想的相互印证是必要的。例如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都曾经历过复古创新的问题，但正如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中西文化中曾经所提倡的复古运动也是如此，所有的复古都是继承创新。西方的文艺复兴不可能真的回到古希腊，中国历代的复古，都不是真正地回到上古，而是一种拨乱反正。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中西美学思想有矛盾冲突，但同时也有对话和交融。例如中西诗画关系论，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一定的差异。莱辛《拉奥孔》的归纳与中国古代的诗画关系的思想显然也有差异，但中西的相关思想都是有价值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因此，我们需要求同寻异，正确地对待中西的异同和互补。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人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理应获得重视。但是在当下语境，我们需要采取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等措施，以国际学术视野揭示中国古代美学的价值。以西方美学为参照，重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中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实现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当代转化，是适应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满足于中国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亦步亦趋，希望了解中国自己的美学思想。更进一步地说，在美学研究中，不仅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而且西方美学思想研究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方法和视野中获得启发。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性，将它们在当代语境下发扬光大。但是在当下，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来说，我们首先应当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与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使之以现代形态为当代美学界所接受。

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资源，需要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这是由美学学科的性质，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中虽然包含着中国古人的灵心妙悟，包含着深邃的哲理性，但是在当下语境中，从全球化视野看，它的简约、零星和不够系统，不仅不适合于国外学者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即使不少当代中国学者，在阅读和理解上也发生了困难。这就需要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加以改造和阐发。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文献基础，而且需要西方美学的修养和全球化的视野，需要重视西方美学中现代科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无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借鉴和学习西方美学的观念与方法都是非常必要的。赋予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现代理论形态，确实有利于揭示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贡献与独特特征。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主要是如何借鉴和学习的问题。美学学科从1750年鲍姆嘉通出版 Aesthetica一书开始建立，不断丰富和深入，并且向前追溯到古希腊以来的美学思想，而且发展到近代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审美心理等。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无论中国美学思想的零星研究，还是中国古代美学史的撰写，一直以来都受到西方美学的学科范式、基本内容和美学思想史追溯的影响，受到西方美学方法论的影响。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在引进西方美学的背景下，参照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美学思想资源加以阐发和整合的结果。美学学科作为现代学科，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各学科一样，都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在此基础上，受西方美学的影响，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们借鉴西方美学的形态和方法，从不同角度整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通过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相互参证，在比较、参照中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价值，开了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的风气之先，后续的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阐发。因此，近百余年来的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实践表明，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学科形态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也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影响。中国当代美学思想在学术范式、理论形态等方面，必须有可对话可交流的形态，才能有利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在当下的环境中，借鉴西方学术规范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通过当下的学术规范得以接受。适应学术规范和方法的目的乃是为了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有利于在中西美学话语的对话交流中，通过外来思想的刺激而激活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从而跨越古代的语境，使其在当代语境中发挥作用。适应当代西方美学学术规范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规范呈现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精粹，让它们作为人类共同的美学遗产被更广泛地接受。

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普适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同样作为美学思想的资源，中西美学思想中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同性内容，也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包括有殊途同归的内涵，也包括一些互补的内容。甚至有些反美学的思想，中西方美学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墨子的实用主义“非乐观”，柏拉图、奥古斯丁从理念和宗教的角度对诗的攻击等。再如中西美学在讨论物我关系中各自有着独特的探索，是同中有异的。这些相似之处是中西美学可以对话的共同基础。我们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有助于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特征。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不只是在西方美学框架下对美学理论的一种补充，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揭示其独特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使它们成为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借鉴西方美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建构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格局的需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宗白华就具有“世界美学”的格局与眼光。宗白华在1920年就说：“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因为美与美术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与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我们要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放在建设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的背景下去理解。

在具体的研究角度和方法运用方面，前辈学者们作出了各种尝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也启发了我们进一步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通过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挖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王国维三条治学方法的第三条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实际上是王国维早期学习西方的尝试和探索，是一种比附研究。通过中国美学思想印证西方美学思想，当然也是比较中的一种尝试。其中虽然有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终究不能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的普遍方式。我们在美学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外来观念与中国材料的统一，也不能局限于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去印证西方美学，更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相似而引以为豪，仿佛因中国古代美学家沾了西方现代美学家的边就可以沾沾自喜。意大利学者沙巴蒂尼在《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一文中曾经把朱光潜对待中西美学的态度比喻为移花接木，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个比喻也是不当的。任何一种有创造性的美学思想本身不可能只是一种嫁接，而且嫁接顶多只能是研究建构美学理论的一种尝试，不能以偏概全。沙巴蒂尼还将朱光潜思想中的传统成分限制在道家，也显得有些狭隘。

中国现代美学家王国维、朱光潜、滕固、邓以蛰等人，学贯中西，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们既借鉴西方方法，为己所用，又以中国自身的本土理论来印证西方理论，通过自觉的比较，融通中西，互为参证，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方法论。他们借鉴西方学理来提升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使之更加有条理，让中国美学与世界接轨，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走向世界奠定基础。他们善于将中西方艺术及理论进行形象而生动的比较和交融。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现代转化。他们由借鉴西方美学方法所形成的自己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建构中国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前辈美学家的种种尝试表明，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有利于我们在中西美学的比较参证中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比较参照，我们可以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通过比较参照，以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审视中国美学中的相关思想，我们也可以从中进一步发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特点。宗白华在《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说：“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比较视野，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髓和中西美学的差异所在。如王国维由叔本华理论反思中国传统悲剧大团圆结局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朱光潜、邓以蛰等人都曾经重视中国古代关于直觉体验的思想与克罗齐的相似之处；宗白华、方东美透过柏格森、狄尔泰等人的生命哲学思想，借助他者的眼光和视角，理解中国古代阴阳化生等美学思想中的生命意识；朱光潜和滕固都通过里普斯的移情说参证中国古代的心物交融说；马采也运用里普斯的“生命感情”与谢赫六法的“气韵生动”参照互释等，凡此都推动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当代的理解和阐释，至今对我们仍具有参考价值。

在今天看来，虽然前辈美学家的探索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不都是恰当的，尤其在早期，他们在运用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方面有生搬硬套的痕迹，但无论如何，前辈美学家们的积极尝试，为我们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基础。他们开辟了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方向，导夫先路，在以西释中、援西入中、以中化西等方面的尝试中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更多的是立足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建设来借鉴西方，继承传统。因此，我们不能苛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先驱。而今天，我们借鉴西方美学，既要保持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本土特征，又要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而且还可以为世界美学贡献中国古代美学的智慧。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看上去不成系统的内容，有一个能否成为系统的问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着潜在的体系性。例如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和融通了儒、道、禅三家智慧的宋明理学美学等，都具有一定的体系性。而依托于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美学思想，诸如气本体、天人合一、阴阳化生、虚实相生等这些在美学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命题，都是潜在地处于一个哲学系统中。这种体系性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揭示，更关系到这些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能不能获得阐释，能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资源能够参与全球化美学建设的进程。我们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美学的方法，有利于我们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潜在体系和独到见解，使之在当代语境中呈现其价值，为最终建构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作出贡献。

西方美学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相遇，既有不相适应和不相契合的形态，又必然地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整理、激活和阐发。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有许多精湛的思绪，需要借鉴西方美学作学理的提炼。其中存在着聚焦核心范畴和概念的问题，存在着与当下对话、与西方美学对话的问题，需要超越古今、中西的差异，进行磨合。促进东西方美学思想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打通中西古今是我们的长远目标。我们要让中西美学思想在碰撞中实现融通，揭示其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它与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当代美学的交流对话，当然也需要通过中国当代的审美实践去激活它们。

在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借鉴西方，有助于推进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创新。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行现代化重建，要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适应现代学科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重体验、重感悟，常常采取象喻等方法加以表达，其中确实有着独特的智慧，引导和启发人们领悟许多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内容。但是在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中，在强调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价值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重视包容性，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充分意识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当下中国美学界，特别是国际美学界接受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缺乏西方学者所习惯的明晰性和逻辑性，这就需要我们借鉴西方美学学术观念和方法加以整理，把象喻等表现形式和内涵丰富的直觉感悟的话语，用严密的科学语言加以阐发，使它们在当下美学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可以通过西方美学理论思辩的形式和严谨明晰的现代学术语言形式加以呈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有感悟，有妙悟，但是不够严密、不够周延和精准。同时，“理喻”是中国古人讲道理的方式。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常常运用理喻的方式，通过理喻在学术圈交流，否则如果不可理喻，就无法沟通。在语言表述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常常运用譬喻、类比、格言等，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对所交流的意义的理解，但是这些传统的表达方式在当代的交流理解上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在当下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需要重视理论论证，使其更趋于严密。例如其中取象比类是审美的思维方式，但不是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重视理论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让不确定、诗性的，甚至容易引起误解的语言、语义得以固定，使传统取象比类的表达方式更为精准、明晰。虽然现代汉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借鉴西方美学话语加以传达。这样虽然有可能牺牲掉一些精微之处，但总体上更有利于接受。

西方汉学家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对中西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和参证。这与他们从学生时代开始所经历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基础有关，他们大都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教育与训练。在分析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时候，他们就会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和参证。这种比较和参证当然也可以发现中西美学思想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特征和独特价值，敏锐地感觉到中西之间的差异。他们在研究中会有自觉地融合中西美学思想的意识。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迄今尚未能获得充分的整理和阐释，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地作比较和融合，便会显得比较肤浅，甚至武断。因此，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就需要以准确地阐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文本为基础。

西方汉学家在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过程中，适度地运用西方的方式加以理解和接受，目的是走向现代化，值得我们借鉴。而中国古代的话语方式虽然与现代西方话语方式截然不同，但依然包含着有价值的元素。即便是国内有些学者在做西方美学的翻译时，也是有我们主体的文化背景的。朱光潜在翻译西方名著的过程中，就借鉴和参照了不少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观念。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着独特的气质和品格，在它的历史延续性中体现着自身的规律。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比附到西方美学思想体系中，求同弃异，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试图运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去填充西方美学的框架和系统，而更应该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中揭示其内在逻辑和框架，归纳其中的规律。中西美学思想在互译的过程中，人们常常在目标语言里寻找对应的词或大体相近的词加以表达，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理解，但是也会导致一些误解，以至于有时候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不得不用汉语拼音表达，如道（Tao,Dao）、本体（Benti）等，防止发生误解。这是需要我们权衡利弊得失的地方。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作为一种丰富而深邃的资源，存在着现代转化问题。我们通过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资源既基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潜在体系的基础，又使它脱离原来的学术语境，进入到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以现代理论特征形态加以呈现，把中国古代美学加以现代化并进而全球化。王国维《人间词话》形式是传统的，精神内涵是现代的。在他的美学研究中，既用了一些西方的美学概念，也用了一些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概念，并在现代语境下赋予它新的意义，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转化，无论是创造性转化，还是转化性创造，都离不开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中提炼话语，深化思考，使中国本土话语系统在多元一体的全球框架下实现其当代价值，利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参与中国当代美学话语体系建构，乃至世界美学话语体系建构，以自身的学术实力进军国际美学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其中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发展。由于时代的隔阂，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对于当下中外学者来说，在接受上受到了一些局限，也影响了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它们的继承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阐发，加以理论整合，形成严密的、国际性的话语体系和范畴系统，激活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内在生机。我们不但要尝试以西释中和中西互释，而且要在吸收、借鉴、参照西方美学的过程中，结合当代审美实践提出问题，呈现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普适性与差异性有机统一的基本特点，最终实现世界美学的多元互补。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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