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桥与过敏：我们跟理解与行动的距离是什么？

最近看到微博讨论的两件事，正好可以一起讲。

第一个是上海卢浦大桥孩子跳桥，第二个是有个汇总关于过敏反应的微博。

第一个知道的人很多，事情大体是孩子被母亲批评，然后母亲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孩子跳桥自杀了。有很多网上的讨论讲到孩子的承受能力差，又或者是对自己和家人不负责等等。

第二个转发量比较小，不过很多人也看过类似的内容。我看的那条微博，第一张图是一个截图：是一个人说她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人在她的碗里放了一些虾，那人觉得她过敏只是心理作用，如果不知道碗里有虾就没事了。最后结果是这个女生过敏性休克送到了医院。

这两件事情里，第一件事情里边的网友和第二件事情里边的“朋友”，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同理心。

何谓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设身处地地理解。

像那截图中女生遇到的事情，我已经听说好多了。前一次听到是一个医生发的微博，说是有个母亲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对花生过敏，于是每天让她的孩子吃各种含有花生成分的食物、或者给吃的东西撒上花生粉等等。

这个孩子可能过敏也不是很严重，一开始是起疹子、浮肿，去看医生，这个母亲还不愿意听医生的解释，于是变本加厉。

结果可想而知，最后这个孩子走了。

过敏这回事，对于不少人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自己从来没有过敏过，自己的家人也没有过敏。

所以其中一部分人倔强地就是不愿意相信有过敏这么一回事，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是试图理解和自己不同的人。他们不知道确实有人跟自己不一样，在一个不同的处境，同样的事情对他们有不同的后果。

再说回跳桥的孩子。

指责这个孩子脆弱的人，有人拿自己作为社会人的心智在揣测孩子的承受能力，有人以自己学生时代作为参考想象他的情况。

很少有人去想象：他到底是如何一个人，又实际在一个如何的处境？

周玄毅在微博的描述，展示了这个孩子处境的一部分：

但是设身处地其实是很难的。

首先，愿意选择同理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武断地给出自己的意见是最简单的。

即便是表示同情心也比同理心要轻松得多。因为同理心要你一起下到被压迫者所处的深渊当中，同样地体会他们的无助乃至绝望；而同情心不用。

其次，同理心是需要练习的。

即便认为人们有着相同人性的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实际表现出的多样性。

在某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相同的劳作、生命周期的社区来说，人们的经历或许会相似得多。但现在如此多元的社会，又有各种各样的媒介使得身处不同时空的人得以相遇，我们在理解他人上的困难肯定是有的。

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可以调动它们帮助我们理解。特别是面对不论是地域、经济条件、教育背景都有极大差异的情况下，即便是类似的经历也因为迥然的背景而变得苍白无力。

所以职业的助人者需要广泛地接触人、广泛地阅读、广泛地去学习各种案例；即便遇到让自己感到相似的人，也要从头开始认识这个人。其它的从业者和一些富有生活阅历的人也能慢慢训练出自己的同理心。

故而同理心不是简单易得的一种天赋。像是“我还挺擅长理解别人的”或是“我比较懂人心”，也许只是善于理解你身边那些和你相似的人罢了。

同理心要理解他人，而我们理解一人，不能仅仅是理解个体。所以我们可以说同理心也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同理心还要有另一个层次。

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

虽然叫做“社会学的”想象力，但米尔斯也承认，这样的想象力其实是许多学科都具备或说应当具备的。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里，有个很重要的洞见：

讲时代可能还是太大了，再引用中译本的序言：

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改变，他们的私人境况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

就好像我在之前一篇文章提到的，我们也许很容易指责一个人学习不努力，却很难理解到他所处的阶层给他带来怎样的家庭教育、成长环境和学习条件。

我们也很少会有一个社会结构的视野和一个历时的视角，去看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不断被压缩的可能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贯彻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思路。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选择责备受害者没有防备、不善于保护自己，而应该选择同理心，去理解他们当时的不知所措，理解他们事后的痛苦？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偶然的不幸而已。正是有职场里上司弥散出工作外的权力，以及男权在各方各面的优势，才会让女性被性侵变得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去读、去传播起诉书，我们去签名。

因为我们要支持被压迫者，也要为自己抗争，还要努力改变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也要不断地练习自己的同理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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