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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时，就业问题备受关注。解决就业问题不仅要看当前岗位受到的影响，更需关注创造就业背后的经济规律。本框架基于多项指标，从不同的群体和行业多维度考察就业当前“形”和长期“势”。
关于就业有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需要明晰。就业人员指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本地区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数与自然减员人数之差。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根据国家劳动力调查推算的城镇失业人口占城镇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的百分比。关于就业状况的统计，我国有两个官方指标可以参考。一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但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一指标基本都在3.6%到4.3%之间波动，上下波动区间不超过1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统计在政府部门登记、并且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的失业，统计的范围是较小的。所以经验上来看，登记失业率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并不大。而实际的就业情况与经济增长往往密切相关。理论上来说，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企业往往扩大投资带动就业增加，反之亦然。这一点从美国失业率和GDP增速关系能较好体现。尤其是去年6月受疫情发酵的影响，美国GDP增速大幅回落，失业率随之飙升。之后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失业率开始从高位回落。鉴于此，2018年我国首次正式向社会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过去的四年时间里，该指标的波动范围为4.8%-6.2%，波动范围在1.5个百分点以内。由于该指标的失业信息通过调查员入户访问的方式获取，覆盖群体既包括城镇本地人，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常住人口，因此对于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动以及经济运行情况有了明显改善。即便如此，失业的情况仍需从多个角度剖析。比如去年下半年，发电量增速逐步回落，稳增长压力渐增，失业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还下降了，并且与近三年同期比较处于较低位置。之所以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而失业率不升反降，主要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我国有很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算是第二、三产业就业，如果失业后回到农村，就是农民，算是第一产业就业。而农民工作为农民获得的收入大多数时候低于在城市务工时获得的收入，这部分失业并没有纳入城镇失业统计。第二，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在稳就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经营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会体现为员工收入的减少，或者劳动时间的减少，而不会直接体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而实际上，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势必会增加实际的就业压力。在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业”一词被提及8次，相比前一年明显增多。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抓好重点群体就业，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其它一些数据观察就业市场的状况。本轮疫情的冲击使得我国经济原有的复苏节奏受到影响。尽管当前经济底部已过，但是就业压力仍然存在。今年6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自5月至今虽然小幅回落，但是仍然偏高。值得关注的是，6月份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8%，就业压力已经高于2020年首轮疫情期间。究其原因，主要与本轮疫情的散发更多集中于口岸城市有关。作为民生之本，当前的就业问题引起诸多关注。今年3月以来，“失业”等关键词的百度搜索量一度攀升，近期有所回落。
短期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难度也有所增大。今年我国预期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从实际情况看，今年前6个月，城镇新增就业654万人，同比下滑6.3%，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9.5%，进度不及近年同期水平。回看往年，3月至5月往往是吸纳就业的高峰期，但是今年3月、4月、5月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122万人、121万人、123万人，均处于近年同期低位。然而，今年我国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600万人，为多年来最高，这也意味着后续的就业压力不容忽视。从年龄结构看，年轻群体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我国16-24岁的人口失业率从去年10月14.2%升至今年5月的18.4%，目前明显高于近年同期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年轻群体的就业情况往往具有季节性特征，尤其是步入6月以后上升趋势较为明显。究其原因，随着高校毕业季来临，劳动力供给短期高位运行。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然而，应届生的就业市场景气度不但自去年3季度开始回落，而且与整体市场的差距明显走扩。根据智联招聘的问卷调研，截至4月中旬，2022届毕业生获得offer以及签约的比重分别为46.7%、15.4%，相比2021届毕业生下滑16.1个、2.9个百分点。
从户籍情况看，外来人口的就业压力较高。今年5月本地户籍和外来户籍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5%、6.6%，后者的斜率在2月后明显抬升，并且就业压力明显高于前者。值得一提的是，5月外来农业户籍人口的失业率为6.2%，相比4月提升0.7个百分点，涨幅高于其他群体。这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或遭遇更多冲击。2021年我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9亿人，其中省外外出农民工约7000万人，占比达到24.4%。2020年，在疫情的影响下，省外外出农民工人数回落6.1%，降幅远高于本地农民工群体。而今年3-5月的疫情势必也将再次对省外农民工的就业形成阻碍。值得一提的是，从2021年农民工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27.1%、19%，比重远高于其他行业。然而，近期房地产行业需求较弱，这也对农民工的就业带来不利。而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体，中小企业劳动力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中小企业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截至2021年，我国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54 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1.03亿，占比约66.9%。考虑到个体工商户平均从业人数为2.68人，这也意味着全国个体工商户解决了我国2.76亿人的就业。但是，2020年1季度，在首轮武汉疫情的影响下，我国市场主体的注册量同比下滑23.3%。而本轮疫情也使得市场主体的注销比（注册数/注销数）回落，就业压力随之抬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行业分布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而这些行业也更容易受疫情的影响。2021年，在个体工商户中，服务业的比重高达90.2%。从新增市场主体看，批发和零售业以50.93%的占比位居首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速靠前。然而，受疫情的影响，餐饮、住宿等接触型行业因消费场景缺失，就业形势相对严峻。3月以来，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供应指数持续回升，而相应的需求指数明显回落，劳动力供需矛盾相比疫情前进一步加深。从PMI情况看，在遭遇疫情后，小型企业的就业景气度的降幅往往高于大、中型企业。此外，与国企、外商投资企业相比，私营企业的就业受到了更多影响。进一步分行业看，对于制造业，与终端消费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就业压力较大。今年上半年家具、纺织服装、木材加工平均用工人数的降幅位居前列。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从PMI情况看，今年4月份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显著回落。步入7月，即使制造业的就业压力边际缓解，但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指数为46.6%，处历年同期低位。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景气度降幅较小。相比之下，消费性服务业的就业与疫情前相比差距较为明显。进一步看，道路运输、居民服务及租赁和零售的PMI从业人员指数明显偏低。在出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住宿等行业的就业形势也较为严峻。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就业景气度也有走弱。从建筑业从业人员PMI指数情况看，继今年3、4月持续显著回落后，7月再度回落。究其原因，一方面，房地产需求与建筑业就业密切相关。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需求面临下行压力。今年4月商品房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下滑39%、46.6%。相应地，房地产业、房屋建筑业的从业人员指数也随之降至低位。另一方面，疫情冲击对建筑施工进度形成阻碍。3、4月建筑安装装饰业、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就业压力持续增强。6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跌幅小幅收窄至18.3%和20.8%，相关行业的就业也边际改善，但是表现仍然偏弱。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内需回落使得就业走弱，但是短期外需保持韧性对相关就业形成支撑。长期来看，多数情况下出口与就业具有较强相关性，近期的背离主因疫情的扰动。如果从出口相关的子行业看，就业仍有不错的表现。如何缓解就业压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看下，过去这些年，我国的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哪里。也就是说，哪些领域能够创造就业，哪些领域就业在不断减少？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下我国就业总人数的变化。其实在2014年达到最高点后，我国的总量就业人口就开始减少，从最高点的7.635亿降至去年底的7.465亿，在7年时间里减少了接近1700万。总的就业人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15-64岁人口总数在2013年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而且在之后的8年时间里减少了4560万。从就业结构上来说，第二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幅提升。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负增长，自2013年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总共减少了接近2000万的就业岗位。这说明随着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自动化设备的使用，机器替代劳动等），尽管工业总产值在不断提升，但工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是下降的。而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超过8000万。所以第三产业或不仅吸纳了大量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而且吸纳了从农业、工业部门转移来的劳动力。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和2021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小幅增加了480万，这或许是因为海外供应链受限的情况下，外需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临时提高，但从产业趋势来看，第二产业就业后续或继续负增长。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在过去两年只增加了307万，甚至连2019年三产新增就业的一半都不到，更是远远低于疫情之前年均840万的平均水平。那么，具体哪些行业在疫情之前创造的就业多，哪些创造的就业少呢？由于城镇就业数据的披露相比较农村地区更为全面，而且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城镇分行业的就业数据来观察新增就业的结构特征。在城镇就业数据中，部分行业公布了全部的就业人数，但部分只公布了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数，所以我们在分析时，将行业分为两部分来看。在公布了全部就业人数的行业中，制造业、建筑业在2014-2019年间的就业人数是减少的，这和前面提到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下降的结论保持一致。而服务业就业人数普遍增加，其中批发零售行业在2014-2019年间增加就业接近3360万，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增加就业接近1400万，住宿和餐饮行业增加1200万，居民服务、修理等服务业增加730万，交运仓储邮政行业增加176万。在没有公布全部单位就业的行业中，我们可以参考非私营单位就业数据来分析就业的增加量。综合来看，在2014-2019年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增加就业最多，其次是金融业，再之后是卫生、教育、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而公用事业和水利环境行业的非私营单位就业，在此期间出现了负增长。尽管我国就业方面数据相对较少，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官方已经公布的数据，对就业的结构特征得出一些结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是不断减少的，而增量的就业岗位来自服务业，尤其是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住宿餐饮、居民服务、金融、医疗、教育、互联网、房地产等领域。如果我们看下其它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也是不断下降的。美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还有36%，而到2021年只有17%；德国的工业就业占比从1962年的46%降至2021年的28%；日本的工业就业占比在1973年攀升至最高点时的37%，之后就缓慢下降，90年代中期后降速开始加快，2021年只有23%；韩国的工业就业占比在1991年达到最高点时的37%，2021年只有25%。与工业就业占比下降相对应的是，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大幅提升。截至2021年，美国服务业就业占比为81%，德国为71%，日本为74%，韩国为70%。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占比普遍在70%以上，而我国当前服务业就业占比还不到50%，其实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在主要经济体工业部门就业减少的情况下，工业部门的产值并没有减少，背后其实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自动化设备的使用，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更多了，生产同样多的产品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减少了，这其实是产业升级的一个体现。就像过去这些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但农业的产值并没有减少，道理是一样的。未来支持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是政策的大势所趋，新能源、半导体、通信等领域会大力度支持，但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能够创造的就业岗位或难大幅增加。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还是更多需要依赖服务业的发展。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自2020年以来，服务业受到的冲击较大。在2020年之前，我国第三产业的GDP增速一直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并且维持高增长。但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第三产业GDP增速落后于第二产业，尤其是房地产、互联网、租赁和商务服务、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行业，增速出现明显下降。所以从中长期趋势来看，要最终解决就业问题，势必要从经济基本面的内生增长规律出发，在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应继续关注服务业的发展，优化服务业的结构布局。从近期的表态来看，互联网的政策已经更加强调发展，更多的服务业政策支持，或许值得慢慢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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