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读刀尔登

这些年读刀公尔登，颇有所得。随感如东鳞西爪，现汇编一文，彼此之间并非全无干系。

治史贵能平心持论。深文周纳，于古人无所伤，而于当世学术人心，则流弊实大。

——钱穆

至于我的书，遗憾的是不能每出一本书就换一个笔名；若能每一次重新开始，我会觉得更自由。

——卡尔维诺《巴黎隐士》

刀尔登其人

我们认识一位作家，往往通过他的文字。不过，我读刀尔登先生的过程却恰恰相反，我是先听说这个人的传奇，再留意他的文章。在他的朋友与拥趸口中，他仿佛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物，他的行止，纳入《世说新语》，毫无突兀之感。有一个朋友，与他素未谋面，路过北京，他便从石家庄坐火车赶去陪人喝酒，酒至八分，兴尽而返，百里迢迢，弹指一挥。这不是传说，而是和平年代的义薄云天。

刀尔登一向被称为隐士，他却不愿接受这顶桂冠。其理由，据我推测，第一，今日中国不同于魏晋时代，王化所及，不见南山，权力的严控之下，归隐的自由早被剥夺，倘自以为隐士，或以“大隐隐于市”相标榜，无非是自欺欺人，用纸糊的繁花装饰鸵鸟般的脑袋；第二，以刀尔登对生活的热爱，譬如他好酒，爱旅游、摄影，关心时事，畅游网络，这与我们想见的遁世离群的隐者情怀还是有些距离。所以，我不认为他是隐士，他只是不合时宜、有所不为而已。他的许多选择，如自称诗人，都疏离了这个时代，甚至构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嘲讽，俗流无法认同他，遂赐以“隐士”的美誉，以此命名，将他排斥到主流之外。质言之，所谓隐士，暗藏了一种价值观上的放逐。

我眼中的刀尔登，不是异人，而是通人。这个“通”，一指他的渊博，学贯古今中西，他谈国史，信手拈来，举重若轻，这等境界，非把万卷史料化入腹中不能为；二指他评人论世、知往鉴今的通达，他自己有所不为，对他人的有所为，却不鄙夷，他的灵魂一尘不染，对他人身上的污垢，却能同情。这后一点，最令我受益。我好讲平恕之道，有人问，什么是平恕？请读刀尔登的书。

《中国好人》

记得《中国好人》的封面，印了一句令人瞠目的话：“中国杂文，鲁迅、王小波之后，幸好还有刀尔登。”这应是出版商的手笔，依刀尔登的谦逊与淡泊，必定不屑于这般宣传自己。单论杂文，刀尔登与鲁迅，可比性实在不大：鲁迅的杂文，并不以说理见长；刀尔登杂文的一大特色，恰是说理。与擅长说理的王小波相比，刀尔登的文字功夫似乎更胜一筹，其表述机警、明快，力求一剑封喉（当然，有时过于追求文意的奇崛，则不如王小波通俗），就此而言，却与鲁迅相近了。

《中国好人》出版之前，我便读过一些篇章。印象最深的一篇，当是写阮大铖的“制造小人”。由此标题，可知立意。我对东林党、复社诸子的行动，颇有些非议，尝言“君子一旦误国，往往尤甚于小人”。然而君子小人之说，更多是道德标签，实无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迷局。刀尔登“制造小人”一文，则更进一步，诠释东林党人为什么要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质言之，这个小人，并非阮大铖想当，而是他不得不当；或者说，即便他不当，那也有人会当。东林党人的正义光芒，需要阮大铖们的镜鉴来反射。

“制造小人”可与“打严嵩”并读。无论史上，还是民间，严嵩的恶名，都远过于阮大铖。刀尔登则说，事实上，严嵩谈不上有多好，正如谈不上有多坏。至少他在世之时，名声不差，“我们看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皆出于应酬”。严嵩被打，沦为过街老鼠，源于两个人（徐阶、王世贞）和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便是“泛德论”：“以为道德冲突乃是社会冲突的主干，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明朝政治一塌糊涂，捉坏蛋运动便格外蓬勃；反过来说，因为捉坏蛋运动太蓬勃，所以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不能不有替罪羊。”从捉坏蛋到制造小人，从严嵩到阮大铖，这一点，不妨当作读解中国史的密匙。甚至不惟历史，如今依然有用。君不见，现在一有冲突，都要先揪出一个内奸、恶棍、蛀虫么？

《中国好人》所辑录的文章，以史论为主。刀尔登论史之长，不在对史料的发掘，他虽博览群书，所使用的史料，几乎都是大路货（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论断：除非研究党史，否则实在不必标新立异于对史料的占有，把那些通用的史料读透了，论史必有所得），而在视角的独特与立论的通达。徐晓说，刀尔登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刁，这话止有一半的道理。首先，刀尔登的确刁，读他的文章，有时单读标题，便可见他出手的刁钻，除了论阮大铖的“制造小人”，还有写海瑞“有女莫嫁海主事”、写朱元璋“得天下者得民心”、写乾隆“生命在于运动”、写宋江“卿本贼人”、写王莽“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等。其次，刀尔登出剑虽刁，胸中却是一团光明正大之气，他立论的根基并不刁，往往基于常情、常理、常识。以通达为本，他的刁，便不是尖刻，而是深刻。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通达？为冯道辩诬，不乏其人，刀尔登的论断，令人感觉通透：“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明朝败亡，宦官是一大病毒。这其中，正德年间操纵朝政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自是恶迹昭著。论明史者，多骂刘瑾，刀尔登却指出，读书人憎恨宦官，然而“宦官上应天象，也是读书人的发明”。“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移羞做怒”四字，道尽了一些人的本色，他们假借愤怒，掩蔽内心的自私与犬儒；以正义之名的愤怒，不过是一块肮脏的遮羞布。

类似通达之论，在刀尔登笔下，简直不胜枚举。如论雍正的用人特点，叫“不疑不用，不用不疑”；论古代的忠孝之两难，问题不在忠孝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通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说白了，即忠孝之上，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观；论司马相如做《封禅文》，刀尔登说，他不喜欢的不是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先主上之忧而忧。

说到论司马相如一文，我则要向刀尔登献上一得之愚。文中，刀尔登引用了梁启超骂奴性的两句话，实则此言不是出自梁任公之口，而是他的同门，与他齐名的麦孟华所云。这篇文章叫“说奴隶”，刊于《清议报》，刀尔登所引的那段，异常精辟，兹录如下：

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在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谀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至宝，如膺九锡，如等天堂，嚣然夸耀于侪辈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杵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

《七日谈》

《七日谈》虽谓小说，却可视为数十篇说理的杂文。因那些故事，出自“我”与张三的闲谈，于是刀尔登的行文，少了一些含蓄、典雅，多了一些口语化的直白，就此而言，倒更接近王小波。不过刀尔登讲故事，比王小波还喜欢绕弯子，常常讲到一大半，便戛然而止，留下悬疑，让读者纳闷半晌。当然这本书不是悬疑小说，其要义依旧在于说理。所说的理，以及说理的方法，不像《中国好人》，以关心事实、辨明真相为起点；而是以还原人性、理清逻辑为基础。据他对媒体说，他写《七日谈》，最初“希望写出一本令人不安的书——让人对自己的一些固有想法发生怀疑”，写到后来，有所收敛。这种收敛，并未改写文本的立意。这依旧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如果说今日中国主要有三种人，骗子、傻子和哑巴，那么此书的措意，就是令哑巴开口，令傻子聪明，令骗子不安。

《不必读书目》

我对“必读书目”之流一向不敢恭维，不管所开的书目出自何方神圣之手。盖一个“必”字，折射了神圣们的自负和虚妄。人间世并无什么必须要读的书，包括以发行量之巨著称的《圣经》与毛选，儒教徒未必愿读前者，犹如自由主义者未必愿读后者。假如一定要找一本必读书，恐怕只能是字词典。故我的案头，惟有一书一年四季雷打不动，即疑似盗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话虽这么说，我却难逃“必读”之劫。前些年，有人开书单，名曰“大学生必读的十本书”，将我的处女作《从黄昏起飞》纳入，惊出我一身冷汗。这十本书并列，相互之间毋宁构成了侮辱。譬如我的书侮辱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有些书则侮辱了我幼稚而真挚的写作。且这些书，并无一本需要大学生必读。如果他们要读《论语》的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显然过于古奥，倒是杨伯峻《论语译注》更适合发蒙。

“必读”令人反感，“不必读”却令人欢喜。因为，就我们生存的时代而言，烂书的数量，远远多于好书，假如出版界在生产十本烂书的同时，能生产一本好书，作为读者，我自觉赚了。读烂书自然是浪费时间、金钱与视力，若有人以“不必读”的名目制作烂书榜，实在功德无量。

刀尔登这本《不必读书目》，所论皆为古书，不过他针对的不是烂书，而是烂人，以及偏见、乡愿、褊狭的视野、鄙陋的风俗等。譬如他说不必读《老子》，因为“老子的思想，早已渗入你我心中”；不必读《孙子》，因为“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不必读韩愈，因为“他的修辞和文法，后人尽已继承，上过中学的人，当早熟悉了；没理搅三分的手艺，连没上过中学的人也早熟悉了”……这些话，皮里阳秋，更多是在嘲讽现代人呢。

不读西游一文，前半篇文章，却不涉《西游记》半分，而针对“这个前言盛行的时代”——我读到这个高超的命名，差一点拍案而起。好多书，内容本来是一流，因一篇三流的前言，败了读者的兴致而被弃若敝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数十本书共用一篇总序，此序虽是名家所撰，长达数十页，却无几分干货，平白耗费纸张，徒增书价）。刀尔登说：

……敬爱的读者，您想必也和我一样，屡次遭受这样的伏击，满怀希望地打开一本书，先读到的，却是长达几十页的前言之类，等我们把它读完，精神和身体都下垂了，心里沉甸甸的；本来是想跳到欢乐的马背上驰骋一番，结果变成了驮夫，要给——据说是——自己的精神，运输一大批救济品。这类前言，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限制在一两种之内。同样糟糕的，是他们预测到我们有可能因作品的哪些内容，哪种品质，而发生趣味，便防患未然，把所有这些所在，用各种大义，统统闷死，使我们一旦读到该处，心中涌起的不是欢乐，而是沉痛了。

说到底，“不必读”云云，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而是今人的问题。若你读罢《不必读书目》，即不再读那些古书，你就陷入了刀尔登所预伏的陷阱，沦为他批评之刃所凌迟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不必读”，反成了一种“必读”，当你祛除了眼中的阴霾与心头的陋见，便可能生出对那些书的热爱，并读出它们的微言大义。

刀尔登画蛇，我愿添足，就他所论的“不必读”，列一些不必读书目。如《论语》，南怀瑾、于丹之流的“别裁”、“心得”等，的确不必读。如《孙子》，今人以官场、商场、职场之炉，煮出的孙子兵法心灵鸡汤，的确不必读。再如《公羊传》，今天一些一身妖气的公羊学家与指鹿为马的政治儒学家们的高论，大抵更不必读。

《旧山河》

《旧山河》的体例，与《中国好人》相仿，都是史论集，二书大概有十余篇重合。我不知重复收录的根据，不过，《中国好人》书中，我最喜欢的几篇，大都入选了《旧山河》。因此重读之余，颇欣喜于自己的眼光。

二书相比，《旧山河》更直白，所谓直白，是指议古论今，对现实的讽刺，更加激切，力透纸背。如“菜刀公孙弘”一文，从公孙弘向汉武帝献计“禁民毋得挟弓弩”谈起，一直谈到当代的刀具管制，刀尔登以反讽的口吻，倡议禁刀，从禁菜刀开始，为此，他愿从今不叫刀尔登，改叫菜尔登。

此文结尾云：

反对者或说，禁用菜刀，于民不便。此亦宋人不禁畲刀之意，但持此论者，不要忘了宋江方腊，就出在宋代。纵然小有不便，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吃肉事小，治安事大。况如今各种切丝，切片，切条，切块的工具，或电动或手动，琳琅满目，何必非得用凶形恶相的菜刀呢？至于屠宰，可以电死，勒死，淹死，冲死，撞死，踢死，毒死，熏死，或竟劝其自杀，何必非得用血淋淋的刀呢？

这样的行文，遍寻《中国好人》，难觅其踪。也许，剧变的不是刀尔登，而是世道，刀尔登论史，本为讽世，当世变日亟，他针砭故纸堆的笔法随之激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刀尔登哪里是隐士呢，那颗火热的心，全然背叛了隐士的恬淡。他对时事的关注与表达，更与采菊东篱的隐者无涉。

再如“无名英雄”一文，从对周顺昌、魏大中等施以酷刑的狱吏写起，这些人，虽是依附于制度机器的螺丝钉，其作恶之暴虐无道、丧尽天良，却非螺丝钉的身份所能豁免，可惜他们名字不传，心事不传。故刀尔登呼吁：“唯盼自今以后，无数为王前驱的好汉，把自己的事迹说将开来，令四邻皆知，天下皆知，庶可免于不得不做无名英雄！”

书中不乏警世之语，且钞一句作结：

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

2013年10月6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