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颠覆新古典经济学，拥抱奥地利学派

关于市场的两种不同范式

——《经济学通识课》代序

文：张维迎 | 编：禅心云起、新少数派

天文学是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论，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关于天体运行，曾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地心说，另一种是日心说。尽管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前，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了日心说，但直到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统治天文学的一直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即使在哥白尼之后，日心说也是经历很长时间才得到普遍接受，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这些日心说的早期支持者都曾受到教会当局的迫害，布鲁诺甚至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关于市场运行，也有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说，另一种是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动态非均衡说。虽然新古典范式在解释市场运行时漏洞百出，捉襟见肘，但时至今日，统治经济学的仍然是新古典范式，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非均衡范式仍然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地带，不受主流经济学家的待见。

主流市场理论的八个悖论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3学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但事实上，作为一种市场理论，这个体系存在严重的逻辑悖论。下面是我总结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八个悖论。

悖论一：市场的有效性以市场的不存在为前提

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并且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任何偏离完全竞争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没有规模经济，没有收益递减，或者说用技术术语讲，生产集是凸的(convexity)。也就是说，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是不相容的。但市场存在的前提是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前提是报酬递增。因此，逻辑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以市场不存在为前提，导致市场出现的因素反倒成了“市场失灵”的因素。这被称为“看不见的手”与“别针工厂”（分工定理）的矛盾，二者不能同时为真。

悖论二：市场的有效性与创新不相容

完全竞争是指无数个小企业用相同的技术、以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因而每个企业面临的都是具有无限弹性的水平需求曲线。但现实中，创新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手段，创新意味着做与众不同的事情，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因此，创新者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下倾斜的，不可能是水平的；而且，越是颠覆性的创新，创新者面临的需求曲线越陡。

因此，完全竞争与创新是不相容的。要实现完全竞争，就不能有创新；反之，只要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完全竞争。或者按照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创新一定导致垄断，带来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市场的有效性和创新不可兼得。

悖论三：市场的有效性与市场的有序性不相容

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最有效的市场是原子式市场，每个生产者都是无名小卒，不能有自己的品牌，消费者无法在他们之间做出区分。但真实的市场上，品牌是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承诺，是生产者吸引消费者和消费者监督生产者的重要手段，是市场有序运行不可或缺的机制。如果没有品牌，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不可能受到有效约束，生产者不可能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市场交易活动不可能超出熟人范围。因此，依照正统经济学的逻辑，最有效率的市场，一定是无序的市场；反之，有序运行的市场，一定是没有效率的市场。

悖论四：外部性理论与技术进步的事实是矛盾的

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个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不一致，因而带来效率损失。特别地，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存在外溢效应，在竞争的市场上，个人和企业并不能获得创新带来的全部社会收益，因而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从事创新，市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一定很慢。只有当创新者得到政府补贴的时候，创新速度才会足够快。

但事实是，市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化日新月异，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正是快速的技术进步把人类拉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认识到了。在《共产党宣言》，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另一方面，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政府是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但事实是，那些经济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技术进步却却是最慢的，甚至是停滞的。

悖论五：资源最优配置与经济增长不相容

从前面四个悖论导致了第五个悖论：有效市场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最优的资源配置要求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也就是不能有规模报酬递增，不能有创新，不能有品牌，而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来自分工和专业化、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创新和技术进步、市场规模的扩大，都依赖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品牌。因此，按照正统经济学理论，资源配置要有效，经济就不能有增长；反之，经济要增长，资源配置就不可能有效。

悖论六：市场的有效性与计划的有效性是等价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有效性以一系列的假设（包括偏好、资源和技术给定，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等）为提前。这意味着，一方面，由于这些假设在现实中一个也不满足，因此，现实的市场一定是没有效率的，“失灵”的；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假设能得到满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等同有效率的，如同奥斯卡·兰格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争论中就证明的。兰格的论点当时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做出优劣之分。如果你真的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在逻辑上，你不可能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反对者。

悖论七：外部性“市场失灵”理论与垄断“市场失灵”理论是矛盾的

主流经济学以完全竞争为基准，证明外部性和垄断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但这两种“市场失灵”理论是相互矛盾的。按照外部性“市场失灵”理论，如果存在负的外部性（如生产时排污），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将导致产量大于社会最优；但按照垄断“市场失灵”理论，如果企业有定价权，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将小于社会最优。这意味着，同一个行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性，垄断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效率损失（生产过度）；同样，如果存在垄断，负外部性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矫正垄断导致的效率损失（生产不足）。至于矫正到何种程度，最终的产量究竟是生产过多，生产不足，还是刚好等于社会最优，是个经验问题，至少理论上，你不能同时既反对负外部性，又反对垄断！

悖论八：垄断理论与代理理论是矛盾的

如前所述，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垄断者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低于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均衡产量，因而带来效率损失（生产不足）。但根据代理理论，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没有办法完全监督经理人，经理人的目标不可能是股东偏好的利润最大化，而是销售收入最大化（或市场规模最大化），因为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与销售收入或市场规模的关系更密切。此时，经理人选择的最优产量会大于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因此导致生产过度。如此看来，如果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不是社会最优的，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反倒可以缓解垄断导致的效率损失；或者反过来，如果存在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垄断反倒可以缓解道德风险带来的效率损失。因此，同一个行业，同时反垄断和反道德风险是矛盾的。

两种市场范式的差别

现在转向两种不同范式的比较。简单地说，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静态均衡范式、设计范式；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是动态非均衡范式、演化范式。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如何理解市场参与人：参与人是无所不知（具有完美信息），还是知识有限？所有人都同等聪明，还是聪明程度各有不同？

如何理解经济决策: 经济决策是给定目标-手段情况下做选择，还是判断目标和改变手段本身？

什么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配置稀缺资源，还是发现信息，激发创新？

如何理解竞争：市场竞争是一种状态，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如何理解价格的功能：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还是只是刺激企业家行动的信号？价格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还是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

如何理解变化：经济中的变化是外生的，还是内部的？

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市场中是否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新古典范式假定，所有人是同样的无所不知，具有同等的无限理性，决策能力没有差别；经济决策就是给定目标-手段下的最优化计算。它把市场和竞争理解为一种状态，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在给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均衡和稳定，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并总是处于均衡水平。它假定变化是外生的，一旦外生的变化发生，市场自动会达到新的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在均衡体系中，企业家的存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假定所有人都是无知的，每个人只有有限的局部信息，不仅计算能力和判断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它把市场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市场的基本特征是持续不断的竞争，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发现信息和知识，协调人的行动，推动合作。奥地利学派承认均衡分析的价值，但认为经济学的重点不是作为状态的均衡，而是作为过程的不均衡。引起不均衡的变化既有外生的，也有内生的。价格在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不在于均衡价格能准确无误地传递有关信息，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于，非均衡价格能够提供纯粹的盈利机会，诱发逐利企业家的警觉和套利行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基本力量，通过发现盈利机会使得市场从不均衡趋向均衡。没有企业家，市场就不可能趋向均衡。换言之，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能随时随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激励，这种激励诱使企业家不断改进和优化资源配置。

熊彼特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承认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有的是领导者，有的是追随者；有的是行动人(man of action)，有的是静态人(static person)。他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推动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不均衡和变化，而不是均衡。对熊彼特而言，新古典的均衡模式（瓦尔拉斯循环流转经济）是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本质因素的有用的起点(starting point)，因为它表明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均衡和稳定），但不是终点(terminus)，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变化（“静态的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并且，变化主要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创新导致的；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的力量，是创新者，没有企业家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竞争主要不是价格竞争，而是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因而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是

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应该是一个有关真实市场的理论，它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存在那么多的悖论，是因为它所描述的市场，是经济学家想象的市场、假设的市场，不是真实的市场，因而它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一些非常强但又非常不现实的假设，这些假设对它的结论至关重要，结果是扭曲了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在理论上的有效性同时就是市场在现实中的“失灵”，因为支持市场有效性的理想条件在现实中一个也不满足。反市场的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其实新古典经济学丑化了市场，因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并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而不是想象的市场。真实的市场中，人是无知的，人们拥有的信息和知识是不完全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在决策中是至关重要的。市场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资源、偏好和技术都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利用。由于人的无知，市场当然会出现失调和配置错误，但这种失调和配置错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讲的“市场失灵”完全不同。解决失调和配置错误靠的是自由竞争下的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不出现失调，而在于它能通过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不断纠正失调，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准理论衡量市场是否“失灵”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

理论”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市场的理想模板，导出了三种“市场失灵”理论：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导致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这三种“市场失灵理论”都是错误的。

问题一：为什么垄断理论是错误的？

如哈耶克曾经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垄断，事实上是现实中的竞争手段。比如说，创新---也就是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与别人不一样的产品，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创新就是垄断，因为它使得创新者面临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因而赋予其定价权。而且，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推论，创新越成功，垄断越严重，社会的效率损失越大。所以，毫不奇怪，凡受到政府反垄断指控的企业，都是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如早年的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后来的IBM公司、微软公司，现在的谷歌等。

新古典经济学把价格偏离边际成本当作“市场失灵”的表现，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假定产品都是给定的，事实上，每种产品的出现都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创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如果所有产品真的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我们现在消费的绝大部分产品根本就不会存在，人类恐怕仍然生活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循环流转经济”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产和消费少得可怜的几种产品，而不是现在的数十亿种产品。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我们不会有蒸汽机，不会有机械纺纱机，不会有电力，不会有内燃机，不会有电视机，不会有计算机，当然更不会有微软的视窗软件和苹果的iPhone。

问题二：为什么说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市场失灵”理论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外部性，本质上是产权界定问题。如果说外部性一定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那政府干预可以无处不在，因为每一种交易都有外部性，每一种成功的创新都会给竞争对手带来利益损失。市场经济中，人们需要尊重的是每个人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每个人的利益。汽车的出现尽管损害了马车夫的利益，但并没有侵害他们的权利，因而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外部性理论也为政府干预言论自由提供了依据，因为任何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说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私人没有提供的积极性，也是不正确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公共产品都是私人提供的，包括运河、灯塔、公路、铁路等这些基础设施，以及广播、电视等。网络时代私人企业创造出大量的免费品，如电子邮箱，微博，微信，等等。

让我以英国历史上运河的开凿为例说明这一点。1759年之前，英国没有一条真正的运河，没有一条人工水道。英国第一条真正的运河---沃尔斯利运河，是由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 公爵倡导并开凿的，1759年开始建设，两年后完工。从这时起，运河工程便一个接一个地不断继续下去，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整个大不列颠的土地上开出了四通八达的航路，甚至有一个时期出现了运河过剩现象。

英国运河网的建设，完全归于私人企业家的倡导，也是由他们负责费用和冒险完成的，国王和议会的作用仅限于派人调查和予以批准。两类人在领导运河建设、筹集经费、争取舆论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类人是像布里奇沃特公爵这样的大贵族，他们有矿藏资源开采，需要低廉的运输方式；第二类人是新兴的工业巨头，如陶瓷企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冶金企业家马修·博尔顿等人。韦奇伍德是达尔文的外祖父，博尔顿是瓦特蒸汽机的投资人。

问题三：为什么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是错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以完全信息为前提。自然，如果信息不对称，市场就会“失灵”。但事实上，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市场产生的前提，因为，市场以分工为基础，分工的优越性就来自每个人只需要知道局部的专业知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不同知识的交换。

尽管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市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一直在不断扩张，从熟人之间的交易变成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从区域市场变成全球市场。这里，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忽略了产品价值链所包含的连带责任机制，忽略了品牌的价值，忽略了企业作为声誉载体的意义。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是一双隐形的眼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企业家知道，诚实守信是最好的经营策略，因为市场竞争奖励诚实守信之人，惩罚坑蒙拐骗之徒。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惊叹的是，市场上，人们居然愿意购买陌生人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这些陌生人与自己相距千山万水，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知识消费者知之甚少；而不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告诉人们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如果说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那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

或许，两种不同范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如何理解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它的假设已经排除了企业家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资源、技术和偏好都是给定的，每个人都无所不知，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怎么还可能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的市场中，企业家居于中心地位。由于市场中大部分参与人的无知和循规蹈矩，如果没有企业家，资源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新技术、新产品不可能出现，经济不可能增长。企业家不仅是市场趋向均衡的力量，而且是打破旧均衡、创造新均衡的力量。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套利行为，不均衡才被发现，资源才得到有效配置；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新产品、新技术才不断出现，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决策者，是罗宾斯式的经济人：在给定的目标-手段下，选择最优化。他们是价格的消极接受者，简单地针对一个假定的数据背景（偏好、技术和资源）采取最优化行动。对他们而言，决策就是计算，数据隐含了结论。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决策者不是罗宾斯式的经济人，而是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企业家。企业家要在至今未被注意的机会中发现机会；对他们来说，目标和手段不是已知的，而是需要自己识别的；偏好、技术和资源不是给定的，而是有待发现和创造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给定数据，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但在真实世界中，即使基于同样的数据、同样的硬知识，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知识，更依赖于难以用数据表述的默性知识，也就是个人对市场前景、技术可行性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感知和判断。“在罗宾斯式市场参与者看来是错误信息的情形，对纯粹企业家寻利行为而言将是有利可图的机会。”（柯兹纳）“当每个人都认为错误的时候，企业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他具有与他人不同的对未来形势的预期。”（卡森）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企业家创新是基于独特的判断，而不是理性计算。罗巴克和博尔顿资助瓦特研发蒸汽机，斯蒂芬森父子发明火车，塞勒斯·菲尔德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爱迪生发明电力照明系统，卡尔·本茨发明内燃机汽车，金·吉列发明安全剃须刀，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乔布斯和沃茨尼亚克发明个人电脑，比尔·盖茨创建软件产业，布林和佩奇创办谷歌搜索引擎，马云创办淘宝交易平台，马化腾开发微信系统，如此等等举不胜举的创新，都是基于企业家独特的判断，而不是每个理性人都可以做的计算。

正因为如此，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永远代替不了企业家。如果经济决策果真如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是个约束条件下最优化的计算问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终将取代企业家！

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理解企业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假定生产者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大化利润。确实，追求利润是企业家的重要目标，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企业家追求的不仅是利润，而且还有超越利润的目标，包括：（1）建立自己商业王国的梦想；（2）征服欲和战斗的冲动；（3）对创造过程的享受。“取得这些成就的可能性发挥着一种更大的激励作用，比能够按照理性计算证明的成功概率乘以利润量之积来标志的那个激励要大。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这种前景的企业家来说，这种前景也似乎是具有吸引力的‘报酬’。”（熊彼特）

正因为如此，现实市场中的企业家经常从事一些具有很高不确定性的商业活动，如开凿运河，修建铁路，甚至公益事业，如创办医院和学校，热衷于大自然保护，救助贫困人口，等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积极性从事这些活动。

在产业政策的讨论中，林毅夫教授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螃蟹者，否则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创新。这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同样，我们不应该低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在创新中的作用。没有政府的资助，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凿了英国第一条运河，阿克赖特办起了第一个现代工厂，理查·特里维西克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罗伯特·富尔顿开通了第一条商用蒸汽船航线，爱迪生建立了第一个电力照明系统，亚历山大·贝尔铺设了第一条电话线，古列尔莫·马可尼发送了第一个跨大西洋无线电报信号，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创办了第一个空中-地面一体化的快递服务公司（联邦快递）；没有政府的资助，美国有了优步网约车，中国有了摩拜共享单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结束语：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需要学术企业家

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的主题是：市场交换如何推动经济（国民财富）增长。斯密提出两个核心定理：“看不见的手”和“分工定理”（别针工厂）。“看不见的手”说的是，市场竞争把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导向合作共赢的结果；分工定理说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依赖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和专业化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两个定理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它们共同构成人类通过市场进行大范围合作的基础。但新古典经济学家论证说，看不见的手和分工定理是矛盾的，因为看不见的手是关于报酬递减的，分工是关于报酬递增的，二者不能同时为真。这意味着，市场和增长不可兼得。要市场就不能有要发展，要发展就不能靠市场。由此，分工定理长期被淹没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

根据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没有错，错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是动态发展理论，不是静态均衡理论。从新古典的静态均衡范式转向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动态非均衡范式，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基本命题：市场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

当然，这一范式转轨的道路会非常漫长！因为，经济学家已经被锁定在一个坏的演化稳定均衡。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但对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经济学家而言，它仍然是生存能力最强的策略。一个读书人想成为经济学家，想在经济学界有点名气，想在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想在下一代中有追随者，最符合“适者生存”的策略是跟随主流。

但进化总归是变异的结果，经济学也不例外。主流经济学已经处于均衡状态，套利空间很小，唯有创新才能发展。当今经济学界最缺少、最需要的不是主流体系的追随者和套利者，而是颠覆者和创新者；不是改良式的微观创新，而是颠覆式的宏观创新。经济学界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做研究不是基于计算，而是基于判断；他们敢于对抗主流，具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惟其如此，经济学才能发展出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冯兴元、朱海就和黄春兴三位教授合作撰写的这本书，属于真实世界经济学通识，着重介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三位作者是海峡两岸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杰出学者。他们研究奥派经济学，是因为他们相信奥派经济学，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虽然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奥派经济学的译著（其中冯兴元和朱海就教授就是一些重要译著的译者），但就我所知，国内还没有一本如此容易阅读的奥派经济学通识读物。推广奥派经济学，就是推广正确的市场经济理论。我相信，这本通识著作一定会对提升中国人的市场理念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