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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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时代：两百年的人文复兴已步入尾声，理性的启蒙尚在酝酿之中，旧的蒙昧尚未退场，新的枷锁却已经铐上。
在当时的世界，新旧霸主即将易位，围绕国家领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势力范围的战争频频爆发……
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国家：距离世界霸主之位，还差一场海上战争，但是国王的专制统治、思想迫害，正在加速革命的到来。
在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位精英：生于官宦之家，坐拥丰厚的产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幸福的家庭、高薪的工作……他对现状非常满足，除了信仰和道德的败坏——然而，这恰恰是他最无法忍受的。
这个时代，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它是人类历史大转折的时代。
这个国家，就是英格兰。几十年后，它爆发了革命。一百多年后，它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位不甘屈服的反叛者，名叫约翰·温斯罗普。为了纯洁的信仰，他逃离故土、远赴重洋，提出“山巅之城”的构想，并在新大陆将梦想变为现实。
在人类历史上，他是屈指可数的、“从0到1”的文明秩序开创者——但是如今，他早已被世界遗忘。
手捧《圣经》的温斯罗普铜像
▍逃离英格兰
「如果温斯罗普不去，我们也不去了」
1588年，对世界各国而言，并不是多么特别的一年。
这一年，丰臣秀吉成为日本的新主宰，为实现中央集权，他宣布收缴民间武器。
这一年，是大明王朝的“万历十六年”。古老的皇帝制度，即将进入下一轮“天命”循环。
这一年，法国宗教战争达到顶点，国王逃出巴黎，与吉斯公爵不死不休。
这一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成为新的海上霸主……
也就是在这一年，温斯罗普出生于伦敦附近的一个乡间贵族之家。
温斯罗普的家族产业丰厚、亲族和睦。
他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生活安逸富足。成年后，他娶了美丽的妻子，生了很多可爱的孩子，有一份体制内的高薪工作……这是一般人可望不可求的。
但温斯罗普偏偏不是一般人。
他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最重要的是，他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在那个时代，这不仅非主流，而且意味着被打压、被迫害。
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享受着大航海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先进科技都在这里汇集。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则是财富的宝库、享乐的天堂。
与此同时，社会道德却迅速走向堕落，战争越发频繁，权力无所不能，平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保障……
新教运动为这种堕落带来了变数。虔诚的清教徒，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无法坐视社会不公、民生疾苦。
他们真诚地相信《圣经》中“千禧年”的预言：道德沦丧的欧洲，即将走向索多玛的结局。
在英国，历经几任国王的高压统治，清教徒的处境最为艰难。
尤其是查理一世的专权和癫狂，导致一系列内忧外患。
1629年，查理宣布解散议会。清教精英们对国家彻底失望，他们对“末日审判”的恐慌与日俱增。
很多人诉诸暴力革命——他们后来的确推翻了君主专制，甚至砍下了查理的脑袋。
但英国并没有因此实现和平与正义，经过几十年的倒退和动乱，最后不得不请回一个新国王。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当时能预见暴力革命结局的，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温斯罗普就是其中之一。
担任法官期间，温斯罗普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也逐渐意识到了英国的腐败和危机。
他到伦敦本是想报效国家，但工作却是给国王和官僚卖命：每日穿过穷街陋巷，剥夺阵亡将士孤儿寡母的财产——他将这份工作视为耻辱。
最终，因为信仰立场和反主流的言论，他被剥夺公职。
和那些善良温和的清教徒一样，温斯罗普陷入了两难：在良知面前，他不想和自己鄙视的势力同流合污，但也不想诉诸革命——因为他知道这是另一条不归路。
他该怎么办？
命运的转机很快到来。
1629年3月，一批清教徒获得王室的特许状，得以“马塞诸塞海湾公司”的名义，前往北美大陆开荒种地。
于是，“逃离英格兰”的选择，就这样排上了他的日程。
清教移民熟知《旧约》中的一个典故：以色列大祭司掌管的“逃城”，又叫庇护城，专门给那些罪不至死的逃犯提供庇护，使他们免于追杀。
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将北美视为“基督徒的逃城”，将“逃离英格兰”看作救赎的旅程。
在这批人当中，40岁的温斯罗普立场最坚定、头脑最清醒，也是最具创造力、执行力的领导者，没有之一。
温斯罗普变卖了祖辈传承的田产，全部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冒险之中。
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追求纯洁信仰的诚意，赢得了移民们的普遍尊重。在起航之前，他就被选为总督。
然而，一场意外的风暴导致起航延期，种种疑虑再次泛起。
这时又是温斯罗普请来牧师，为大家祷告鼓励。在起航前，他们特意签署了一份信仰公告。
温斯罗普的演讲非常有感召力：“圣经要求我们‘仰望上帝的赏罚’，而不是俗世的利益或名声；我们要建立的北美社区，不只是‘基督徒的庇护城’，更应该是‘文明的庇护城’；我们现在逃离英格兰，恰恰是为了拯救英格兰、拯救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
这份公告回应了关于“逃兵、叛国”的疑虑和攻击，使得大批的优秀人才云集响应。移民们甚至表示：“如果温斯罗普不去，我们也不去了。”
1630年4月7日，“阿贝拉”号起航前往北美。
▍在蛮荒之地建一座「山巅之城」
——温斯罗普的天才想象力
在温斯罗普之前，已经有很多怀揣梦想的欧洲人奔赴北美大陆，但是少有建树者。
早在1607年，英格兰人就在北美建成了第一个聚居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
然而他们从荷兰辗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宗教理想，而是为了发财致富，或是逃避旧大陆的喧嚣。
1620年的“五月花”号举世闻名，很多人都将其视为美国文明的起源。但是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事实是，在“五月花”号上，清教徒的人数没有超过一半。
备受尊崇的《五月花公约》虽然以上帝之名签订，但其效果仅仅是维持了“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
早期移民建立的北美社区，始终没有长成规模。
旧大陆虽然不自由，但毕竟繁华喧嚣，而新大陆只有一片荒芜。
因此，很多移民无法忍受艰苦的环境，又重新回到了欧洲。
正是预估到这种“重回埃及”的巨大压力，温斯罗普在“阿贝拉”号上做了一场布道。
他鼓励清教徒们牢记自己的使命：“要在基督这块磐石上，建成一座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传递上帝的亮光，救赎堕落的欧洲，照亮整个世界。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上帝蒙羞，不要让祂的祝福变成咒诅……”
当1000多人登陆北美时，今天那个叫波士顿的地方，还是一片野兽成群的丛林灌木，乱石成堆的泥涂荒滩。
坚定的清教徒并不气馁，他们把自己视为“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怀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圣徒情怀，他们立志要在这片“迦南美地”践行敬虔的新生活。
但是，一连串打击接踵而至。
上岸几天，温斯罗普的次子溺水身亡，很多伙伴因营养不良而死。
因为几年前爆发了一场大瘟疫，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都不愿来抢劫他们。
他们住在棚屋和地洞里，忍受着饥饿、严寒和疫病，尽管有早期移民的帮助、来往船只的贸易，第一个冬天还是死了200多人。
更多人回到欧洲，带回了新大陆“破产灭绝”的谣言。
陷入绝望的股东们，拒绝追加任何补给。
这时候，又是温斯罗普自掏腰包到处求购食物，才让大家捱过最艰难的日子。
在家信中，温斯罗普描述了新社区的种种困难，提醒妻子再来时要带足生活用品。
但是他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感恩上帝。我毫不气馁，也毫无理由对那些美好的日子感到后悔或绝望，一切付出终将获得至高的奖赏。”
辛劳的耕耘，理应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一条公理，后来成为“美国梦”的完美表述。
后来的肯尼迪、里根，都曾引用过温斯罗普的布道。
第二年春天，他们开始建房、开垦。
温斯罗普自己开出了600亩肥沃的荒地，为大家找到了一片绝佳的宅基地。
他非常有商业经营的头脑，找到了很多北美盛产但欧洲急需的产品。
他建起了要塞和码头，而且早就搜罗了最好的造船工人，造出很多大船，开展航海贸易……
到了1631年秋天，波士顿的居民们就实现了丰衣足食。
温斯罗普全家都迁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记载，“居民们为总督献上丰厚的礼物：猪羊，家禽，野味……”
受温斯罗普的感召和鼓舞，接下来的10年内，至少有2万人逃离英格兰，来到北美新英格兰。
▍从殖民地到圣约宪制：温斯罗普的文明拓荒史
优秀的创意非常稀缺，但是“把优秀创意变成现实”的能力，往往更加稀缺。我们见到最多的，常常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这种现象，在“长于空谈、拙于行动”的地方，更是如此。温斯罗普不仅提出”山巅之城“的构想，而且在马萨诸塞州将它变成现实。
在温斯罗普之前，全人类有两种“成熟”的政治模式：
欧洲的绝对君主国家，它是政教分离、二元竞争的暂时妥协；东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它是世俗皇权、一元垄断的治乱循环。
简言之，人类社会此前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长治久安。
同时代的统治者：路易十四、崇祯皇帝
然而，温斯罗普在北美率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从之前公司式的殖民地模式，到没有君主的“圣约自治”模式。
他是如何做到的？
在《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中，作者埃德蒙德·摩根不仅再现了这位人类文明拓荒者“逃离英格兰”的传奇经历，更以专业学者的水准，还原了温斯罗普在“山巅之城”的创新——在蛮荒之地，如何建设一个圣约治下的世俗社会。
· 圣约宪制
马萨诸塞没有国王，没有主教，社会秩序主要靠教会自治来维持。
他们仿照《圣经》立法执法，连酗酒都要惩治。实行政教分立，牧师不担任政府公职。
遵循习惯法和陪审团，加入《圣经》的契约观念，形成了北美特有的法治。
此后100多年，北美各州都复刻了这套“圣约宪制”的秩序，后来成为13个州的邦联。
· 世俗政府
税收须经民众同意，明细全部公开。民选官员，逐年轮换，事无巨细。
法院、议会和政府相互制衡……这套制度安排，是一百多年后费城会议联邦宪法的雏形。
“无代表、不纳税”后来成为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最响亮的口号。
直至今日，波士顿自由大道上仍有相关的纪念景点。
· 公民教育
18世纪的孟德斯鸠，在跨越时代的《论法的精神》中系统论述“公民教育与文明社会”的关系，而温斯罗普早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就建立了基础教育体系。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富有怜悯、热爱公义的健全公民，最终使真理得荣、灵魂得救；一个人如果只受上帝真理的约束，就绝不会盲从政客的花言巧语。（参阅《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
100多年后，参与美国制宪的那一批美国国父（Founding Fathers）们，事实上都孕育自温斯罗普开创的公民教育。
读到这里，我们难免会产生疑问：作为精神教父+开创者，又有宗教光环加持的温斯罗普，为何没有施行寡头政治？
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为了现实利益或是便宜从事，温斯罗普有大把的机会独揽大权：最早的一批移民，习惯于服从主教、长官；作为创始人和大股东，他如果想要施行寡头政治，根本没有人反对。
之前所有“成熟”的殖民经验，也都是寡头政治——总督独揽大权，垄断暴力，然后控制经济、法律和舆论工具，才能勉强维持秩序。
也有很多理想主义者，空有美好的愿望和理论，却因为缺乏执行力和领导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恶人靠着谎言和暴力，篡夺了果实，践踏和平和正义……
例如西班牙的殖民，流氓骑士巴尔博亚掠取了“发现太平洋”的功劳，而书生意气的创始人恩西索法官，却落得倾家荡产。
温斯罗普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史上的拓荒者，是因为“山巅之城、圣约宪制”这一伟大构想的力量，但更离不开他的施政才能和个人美德。
他坚信自己肩负着“上帝赋予的大使命”，然而他更看重“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人都有资格亲近上帝，都对上帝负有契约义务；总督由选举产生，但其权力源自上帝。
关于温斯罗普的价值观，在《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等书中，有几个故事非常有代表性。
1645年，因介入一桩选举骚乱事件，他被起诉“专断之治”。
站在被告席上，他要求为自己辩护，于是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
“自然状态的自由（natural liberty）像动物一样为所欲为，它不尊崇权威，不敬畏道德，这样的放纵只会导致堕落与邪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是上帝与人的契约，遵循的是善恶法则，它只允许我们做上帝眼中善良、正义和诚实的事。”
他有过很多次收缴武器、垄断暴力的机会，但是因为深知权力的责任和风险，他没有这么做。
有几年他连续当选，民众感到不安：如果总督长期执政形成了传统，又没有成文法限制其权力，万一将来遇到糟糕的总督，大家岂不是要遭殃？
于是，牧师们号召大家“不要选温斯罗普”。
同时又派人向他表达尊敬和爱戴，说明把他“拉下马”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热爱他的最好方式，是为了维护他开创的制度。
连续两年，他都落选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创始人，他无暇顾及家庭，还经常贴钱修桥筑路。选民们如此“忘恩负义”，他的挫败和委屈可想而知。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可以选择寡头政治。
他一直握有“股东原始协议”——王室特许状，随时可以赋予自己独断专行之权力。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顺从地交出权力。
人们紧锣密鼓地制定了《自由典则》，这部“马萨诸塞大宪章”写明了公民的自由，限定了政府的权力——尤其针对总督。
这下大家放心了，人们把他选了回来，而他一直干到病死。
世人大多赞扬华盛顿“和平交权的胸怀和智慧”，却少有人知道这是温斯罗普奠定的传统。
▍温斯罗普：制度企业家的先驱
据说，乔布斯当年在劝说可口可乐高管加入苹果公司时，问他“你是打算卖一辈子糖水，还是和我一起改变世界？”
乔布斯改变世界的武器，就是创新。这是所有伟大的企业家的使命。然而，创新也是分层次的：企业家的创新，聚焦于商品和服务；极少数人的创新，却在改变制度——这种人，张维迎教授称之为“制度企业家”：
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就是用新的价值观、是非观、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替代原有的价值观、是非观、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
衡量一个制度企业家是否优秀，要看他是否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和平、正义、合乎人性的思想和制度遗产”。
制度企业家还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
“理论型制度企业家”无需考虑可行性。例如亚当·斯密。他的理论已经足够造福子孙万代。
而“实践型制度企业家”除了要有正确的理念，还须有强大的领导力：见识、愿景、激情、使命感、责任心、政治技艺……例如土耳其改革家凯末尔。（以上参阅张维迎作品，识码收藏限量亲笔签名版）
毫无疑问，温斯罗普不仅是制度企业家，还开创了一种“温斯罗普式的制度企业家”：创新理念，并成功实践，他都堪称典范。
他塑造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和生活方式，尽管他一直把“设计图纸”归功于上帝。毫不夸张地说，他创造了美利坚民族，他是“美国国父们的国父”。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设计并创造了这一切之后，他不贪权、不骄傲，功成身退，极尽谦卑。
在他的有生之年，科顿·马瑟将他的壮举类比“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时人如此评价温斯罗普治下的马萨诸塞：已经非常接近人类能够企及的上帝在地上的天国。（参阅《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155）
摩西临死前，在尼波山上眺望美地
遭遇不公，温斯罗普没有躺平，没有加入赞美“英格兰崛起”的大合唱，也没有自命清高或明哲保身。
他不是那种“屁股决定脑袋”的实用主义者，更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相反，他逃离英格兰，远离故土。并以绅士的方式谋取权力，靠着天才的想象力、超凡的领导力，在蛮荒之地建成了一座“山巅之城”……
人不能选择时代与出身，但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应该汲取温斯罗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变革智慧。
为此，新少数派推荐《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收藏本书，至少有三个理由：
剧变时代，亟需重拾温斯罗普的文明遗产：温斯罗普的经历，不仅是一份“良善自治的原始笔记”，更是“家族繁盛、制度创新的参考方案”。
他是人类文明史上绕不开的拓荒者，遗憾的是，他不仅长期被世界忽视，甚至被美国人群体性地遗忘、背叛。
“温斯罗普式制度企业家”——VUCA时代的生存法则：在这个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UCA）相互交织的时代，传统的“创意—落地”分工模式，已无法应对。
无论政治家、企业家，还是普通人，都应该将“温斯罗普式的制度企业家精神”作为生存法则：集创意、行动、美德于一身。
稀缺性：如今“美国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研究美国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聚焦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作品，即便在英文世界都非常稀缺。
这本由美国文明史大家钱满素先生推荐引进的《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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