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社会秩序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美国种族关系议题达到了一个全新的紧张度。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遭警察杀害，紧接着在全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和平示威，暴力、抢劫和纵火事件也如影随形。对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的新反思，现在还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和专业领域，甚至包括经济学专业领域。

2020 年 6 月 5 日，美国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学家的一家主要权威组织）发表声明称，该协会的官员和管理委员会是时候调查经济学行业中的种族主义、种族行为和假设推定了。声明指出，尽管美国黑人占到了全国人口的 13% ，但在美国经济学会成员当中只有 3% 的经济学家自认为是黑人，而黑人经济学家当中又有 47% 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在业内遭遇过歧视。

美国经济学会的声明承诺，该协会将会“投资于一些项目、政策和实践，将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生吸引到经济学这一领域，并努力在我们的课堂、课程、研究和工作场所当中创造一种包容的文化。”

该声明还鼓励经济学家“寻求有关种族、阶层分化经济学和相关话题的现有学术成果。”为了启动这一进程，美国经济学会正在编制一份关于种族主义和美国黑人经历的阅读清单，旨在鼓励将此类著作及其不同的作者纳入经济学课程大纲。他们要求协会成员“宣誓”这样做。这对于“更好地理解种族主义，一个在我们的专业期刊中罕见的单词以及如何结束其对我们经济的影响”是必要的。此外，美国经济学会将鼓励向协会期刊提交“涉及种族主义和经济学方面”的稿件。

然而，由美国经济学会汇编并推荐的起步阅读书目当中，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一些过去几十年里论及种族、种族主义和经济歧视的作者及其作品明显缺席。例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歧视的经济学》（1957），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中关于“资本主义与歧视”富有见地的一章。威廉•赫特（William H. Hutt）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研究《种族隔离经济学》（1964）等等，在书目中都没有提及。

这些作家是有可能会受冷落，因为，毕竟他们是 DWMs——死去的白人男性（Dead White Males）。但其他几位来自美国黑人社区的经济学家呢？没人推荐感兴趣的和“宣誓的”会员去阅读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E.Williams）的《反黑人的国家》（1982）或《南非反资本主义的战争》（1989，第二版，1990），再或者《种族与经济：歧视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指责？》（2011）。

可以肯定的是，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任何著作都没有获得协会的阅读推荐。在他的学术和职业生涯中，索维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都放在研究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种族和歧视问题。他的著作有《种族与经济》（1975）、《市场与少数民族》（1981）、《美国种族史》（1981）、《经济和政治的比赛》（1983）、《优惠政策》（1990）、《种族和文化》（1995）、《移民与文化》（1996）、《征服和文化》（1998 年）、《世界各地的平权行动》（2004）、《黑人“乡巴佬”和白人“自由派”》（2005）、《知识分子和种族》（2013）、《财富、贫困和政治》（2016）和《歧视和不平等》（2018、2019 修订）。

这些作者以及类似的其他人，似乎成了奥威尔式的“非人”（non-persons，指被人为“蒸发”的人，其存在在历史上或记忆中被抹去——译者注），由于他们不符合某些人心目中和美国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有关的学者所必备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人物形象，就被美国经济协会从经济学术界当中所彻底抹杀。

鉴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是托马斯·索维尔 90 岁生日，他对以上这些主题以及其他各种主题的贡献，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是一个值得承认的里程碑，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来说，如果世上还有公道的话，他早就应该因为他对种族、文化和经济政策的跨世纪、跨学科研究而被授予诺贝尔奖了。

托马斯·索维尔于 1930 年 6 月 30 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在纽约市哈莱姆区长大，韩战期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58）、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59）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8）。

他在自传《个人的艰难征程》（A Personal Odyssey，2000）中承认，修学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通过研究包括最低工资法在内的各种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的影响，他得出结论说：自由竞争市场是人类社会改善和繁荣的制度途径，特别对于社会中最不富裕的人而言。他发现，那些计划、指导和管理“监管型和福利型国家”的人都有自利的目标和宗旨，而这些旨趣往往和（设想中那些本应从此类立法通过而获得好处的）人的状况改善几乎毫无关系。有时恰恰是对立的。

自 1980 年以来，索维尔在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内的多所大学任教，一直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些年来，他一直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主义潮流背道而驰。他的重要著作《知识和决策》（1980）证明了这一点。他提出的核心概念框架，是一个基本经济学洞见，即无论在市场内部还是外部，生活中很少有完美或绝对的解决方案。这个框架一直是他后来大部分著作的基础。考虑到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不可避免的稀缺性，以及作出选择的制度背景，那么就只留给我们更好一些或更坏一些的权衡。

虽然这是一种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原则上也会承认和接受的观点，但索维尔采纳并以“奥地利学派”风格的额外见解严格地应用了这一观点。这个额外见解就是：知识在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分离和弥散，每个人理解和解释其知识的方式就是，只有这一知识的实际拥有者才能充分了解它。此外，为了获得普遍的社会利益，只有自由市场和充满竞争的价格体系才有能力成功地整合和协调所有这些知识。

他用这个框架来分析经济、法律和政治的“趋势”，最终目的是对自由和繁荣在暴政和贫困的漫长历史中为什么稀有而珍贵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研究。他总结说：

“从历史上看，自由是稀有而脆弱的事物（…）从葛底斯堡到古拉格群岛，在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和历史遗迹里，数以百万计人为了自由付出鲜血的代价。牺牲了如此多人的生命的东西，竟然要被一点点抛弃，以换取空中楼阁和花言巧语，这似乎是十分荒唐的。自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推销其观念的权利。最重要的是，这是普通百姓的权利，他们有权为自己找到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有权找到一个藏身之所，以逃避那些‘自视优越者’疯狂的臆断。”

通过一系列其他作品，如《愿景的冲突》（1987）、《受膏者的愿景》（1995）、《对宇宙正义的追求》（1999）和《知识分子与社会》（2009；第二版，2011）。索维尔试图解释众人（尤其是那些思想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圈）为何以及如何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社会、市场和政府的角色。

索威尔比较了人的两种概念：人的受约束的和不受约束的观点，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悲剧式的愿景和受膏者的愿景。就人受约束或悲剧式的视角而言，索威尔意指人们接受了对人的自然和固有的限制——无论是肉体、精神还是社会方面的限制——这总会阻止在凡间建造乌托邦的可能性。生活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斗争，我们使用有限手段来满足自己无尽的目标，就有必要接受一些我们希望会越来越好但永远不会达致愿望之完全满足的权衡折衷。在这些有限手段中，有我们自身知识的不完善，这使我们不可能有能力或智慧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受膏者不受约束的愿景是这样一种观点：存在一些人，他们能在精神上超越现有社会秩序的局限，他们有能力想象和设计那种改造人类和人类境况的计划。他们自认为在智慧和理解上比普通人更优越。他们想拥有这样的权力：重塑世界，使之符合自己的构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其他人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以及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和重视什么的模式。

这些“受膏者”对自己的愿景有如此强烈的感觉，他们愿意竭尽所能地维护自己，从而免遭任何可能抵触和破坏其乌托邦幻想的信息和证据带来的打击。索维尔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展示了他们是如何过于频繁地忽略或歪曲统计数据，以便符合他们先入为主、固执己见的想法。

他关于种族、贫困和犯罪的讨论，娴熟地展示了我们社会中数十年来精英社会工程师如何：

1. 制造各种社会危机和问题的幻觉，而这些危机和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或已经在被正常的市场力量所改善；

2. 为这些所谓的社会问题提出政府的解决方案，可自由市场支持者谴责说，这些方案将使问题恶化而不是好转；

3. 当这些国家干预的实际结果产生了自由市场支持者所警告的结果时，他们坚持认为并非干预主义政策失败了，而仅仅是由于政府没有进行更彻底或更有效的干预，从而掩盖事情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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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文字和观念来歪曲事实

索维尔认为，推动其家长式政府愿景的一种特别强大的技巧，就是受膏者对语言的操纵使用。“公共服务”不意味着由私人市场提供社会消费者需要和看重的商品和服务。相反，它意味着利用政府来提供服务，也就意味着国家用掌权者的偏好取代民众自愿的意愿。“贪婪”指的是人们以和平自愿、市场导向的努力，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境况。“任何数额的税收都不会被那些受膏者描述为政府或受政府恩惠者的‘贪婪’”。“责任”并不意味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相反，它指的是社会的集体罪恶，因为是社会造成了贫穷、犯罪或种族偏见的观念。“权利”并不是指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在不造成真正不公的情况下就不得削减半分；相反，它们指的是不断扩大的再分配“资格权”（entitlements），这种特权是政府以牺牲社会中的其他人为代价来给予某些人的。

通过对历史的操纵、统计证据的滥用、对人和社会的扭曲看法以及对文字和观念的扭曲，知识分子精英——受膏者——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通过凌驾于社会的政治权力来控制其他人的生活。这些技巧也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幻想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可以自欺欺人地坚持认为自己比他们的人类同胞更善良、更聪明、更优秀。

“对人类境况以及固有限制所蕴含的痛苦权衡没有一种悲剧感”，索维尔说：“受膏者可以不受束缚地相信他们所观察到的不快乐和所遇到的异常现象，是由于公众没有像他们自己一样聪明或贤能（…）这是一个由受害者、恶棍以及救助者组成的世界，这些角色中最后那个也是最英勇的角色是由受膏者扮演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教育、文化、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政治正确性，对于这些受膏的社会工程师如此重要。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头脑可以被抹除干净，然后填入各种预设的观念和迷思，这一切将使他们能够控制那些自己一心想要统治的人。

索维尔还提醒我们，美国在自由政府上的实验从一开始就非常独特。公正意味着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之治。这里的法治指的是保护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结社和契约自由。法律旨在代表自由人可以在不受政府干扰的情况下自愿交往的规则。这些自由的互动和交往的结果和中央集权毫无关系：它们只是人类行动自发的且经常是无意的结果。在竞争与和平合作的市场和社会舞台上，有些人可能会“赢”，有些人可能会“输”，但关键之处就在于：每个参与者都按照自由社会的规则互动。

索维尔认为，在 20 世纪，对再分配或“结果”正义的追求，已经取代了人群中对正义的旧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普通人并不真的那么操心 " 乔 " 赚的是否比 " 山姆 " 多的这一问题，只要从一般意义上说，他们取得的相对收入是诚实的，是“光明正大”的，没有特权，没有政治腐败。对于那些自封的、受膏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来说，这个问题却是极其要紧的。他们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得到他“真正”应得的东西；他对此拥有的物质“权利”，不同于市场供求力量“武断的”结果。

索威尔指出，为了达到这种“宇宙应得性”的目的，人们不再被认为是有血有肉的不同个体。不，他们现在是按照（被知识精英们视为世界“现实”的）社会、种族和阶级的分组来安排和分类的。然后这些集体性质的分组定义了人们各自是谁和属于什么，并确定了他们作为其中一员应享有的分配份额。

但是，正如索维尔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这些集体性分组中的个体来说，什么是他们应得的，没有“客观的”正确答案。这样做所需要的知识类型以及评估（做出“公正”决定所应权衡之）各因素相对优点的解释能力，都远非人力之所能及。只有以宇宙或上帝般的视角，我们才能声称自己知道什么是我们每个人的“应得”。

相反，为了承担做出这些重大决定的重担，知识分子精英自称拥有所谓的无私优越感。他们傲慢自大，妄图摈弃一切构成社会模式的环境：习俗、文化、传统、市场的竞争过程以及人类个体的自由选择。他们把这一切全搁在一边，然后根据社会工程精英的设计，在大范围内重新配置社会。

索威尔详细介绍了随之而来的（且不可避免地来自于上述自负的）所有后果：自由的丧失以及控制权转交给政府，因为实施重大的政治计划，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考虑物质生活水平的代价或这些计划对真实人的负面影响，而为了合成这些再分配的配方，真实的人必定沦为其中一味味受尽摆弄的配料。

索威尔说，美国自由实验的基本原则体现在《权利法案》中，其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免于政府可能想要强加于人以便限制我们和平行为的法律约束，是受宪法保护的自由的本质。正是这种自由在受威胁，无论在美国还是整个世界，威胁来自于那些类似于一百年前乌托邦革命者的人物，他们仍在声称，在他们使我们和我们的世界转换为（他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乌托邦式图景的追求当中，他们不管对我们做什么都是得到允许的。

索威尔将这些观点作为分析种族和歧视问题的背景。他要传达的核心思想是，人并不是生而平等的；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平等贡献；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文化场所，我们对其原因和结果仍然知之甚少；市场倾向于协调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利益，或至少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而政治则损人利己，制造冲突和特权。

有人断言说，既然所有人都一样，那么一个社会中的职业分布如果与该社会中的种族和性别人口统计数据不符，就说明种族或性别歧视必然存在。换句话说，如果女性约占人口 50%、而某个少数族裔群体占人口 13%，那么除非在每一项职业中，妇女和该少数族裔成员所占的百分比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为这个相同的数字，否则的话，种族和性别歧视将“被证明”发挥着作用。

索维尔依据世界史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解释道，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并没有在经济活动中随机分布。相反，他们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专业领域“抱团”，而这些职业和专业往往是一代又一代人传下去的。即使某一特定种族或文化群体的成员已经从原籍地迁出，在他们的子女、孙辈甚至重孙辈身上，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文化特征和职业模式。

索维尔坚持认为，这并不是说移民不适应他们的新土地，也不是说他们不吸收新家园的观念和信仰。恰恰相反。但与此同时，“故国”的文化遗产也会在子孙后代身上留下印记。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对工作、教育、价值观和人际行为的观念。

在索维尔看来，社会工程师的问题就在于他想把人当成一张白纸，可以任由社会计划者涂抹任何他认为最好的行为品质。如果人们不遵从他所偏爱的文化和社会行为模式和形态，那么在计划者眼中，这就意味着必定有邪恶力量在作梗。

索维尔分析的另一因素，是居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社会法则或文化发展规则，可以解释这些不同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是如何或为何会这般出现。它们是一个社会历史各种相互关联的力量造成的结果：一个民族居住的地理位置；过去不同时期征服者或被征服者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与其他群体和民族的各类互动；侨民和移民的影响，以及其他许多许多影响因素。

每一种因素都将在有关的文化和社会上留下烙印，各种影响的类型及其余波所及是强弱不一的，每个民族和文化团体都将因此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对此根本没有规则或法则来加以解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就是使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种族群体的许多个人成员的某些社会特征产生的一切。

因此，我们所谓的文化——在其许多成员中可以识别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就是这一过程的累积结果。换句话说，文化是人类行动无意识后果的一个例子，社会秩序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至于社会工程师谴责某种文化并试图按自己期望的形象重塑它，恰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知识的僭妄”——即相信计划者有知识、有能力（以一种优于任由人们按自己的意见选择路线的方式）重新安排社会宇宙的念头——的又一例子。各人自主选择的路线，可能由于社会传统和历史的文化偏见而受影响，甚至背上沉重的包袱，但它仍然是个人的历程——他试图在自己出生的这个社会的文化界限内行事或试图越出界限，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影响社会未来的文化走势。

索维尔接受了哈耶克的这些观点，并论证了当政府介入并试图规范市场参与者的选择和自愿交易时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影响。他总结道：“对知识分子、法官或媒体来说，犯错可能是一笔无代价的横财，但对市场上的经济交易者来说则不然。”

他的意思是指，对于社会工程师而言，由于他的干预而强加给社会的成本，对其他人来说通常是很高昂的，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极低廉的。因此，就个人而言，社会工程师很少感受到自己的干预行为所带来的大部分负面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维护和扩大人类自由的斗争中变得如此凶险的核心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沦为他计划中牺牲品的人，就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他的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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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复杂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群体

在他的随笔集《黑人“乡巴佬”和白人“自由派”》（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中，索维尔运用了这些观点来理解不同的群体。例如，他指出，在美国通常被认为是“黑人文化”的东西，包括其特有的语言、习俗、行为特征以及对工作和休闲的态度，实际上是来自于对早期南方白人文化特征组的吸收。

索威尔将这种文化追溯到 18 世纪移民到美国南部殖民地的那几代人，其中大多数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北方人。这种“乡巴佬”文化，也即在当时的大不列颠被称为“饼干”（cracker，指穷苦白人）文化的突出特征，包括“厌恶工作、倾向暴力、忽视教育、性乱、见识浅、酗酒、缺乏创业精神、不计后果的寻求兴奋、活泼的音乐和舞蹈、一种以华丽词藻、放纵情感和令人目瞪口呆的意象为特征的宗教演讲风格。它还包括“过分敏感的骄傲、虚荣心和浮夸的自我戏剧化”。

索维尔论证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引入南方各州的商业勤奋和创新，主要来自于从北方特别是新英格兰各州迁来的实业家、商人和教育工作者。北方普遍具有勤劳、储蓄、个人责任和深谋远虑的不同风格文化，让美国南方远远落在后面，19 世纪的欧洲游客经常强调这种反差。

对于大多数集中在南方各州的黑人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们吸收了大量南方白人的乡巴佬文化，并且比苏格兰和英格兰移民的后代更长久地保留着这种风格的文化。索维尔解释说，在内战之后几十年里，南方的黑人学校和大学大多由来自新英格兰的白人行政人员和教师管理，他们在努力灌输勤奋、自律、教育和自力更生等“洋基”（Yankee，尤指新英格兰人）美德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尽管存在种族偏见和法律歧视，尤其是在南方各州，但到 20 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在教育、技能和收入方面缓慢但稳步地赶上了美国白人。索维尔指出，20 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反常现象之一是，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法的颁布，伴随而来的平权法案和对尊重黑人文化“多样性”的强调，这种进步反而减速了。错以为“黑人文化”多少有某种独特性的信念，耽误了更多美国黑人进入主流，而实际上这不过是早期失败白人文化的残留，那种使南方落后了近 200 年的文化。

索维尔讨论的一个相关主题是，人类的奴役制度比北美殖民地及以独立后的美国疆域内黑人受奴役的经历要古老的多。的确，世界各地，有史以来，奴隶制一直都是人类的沉重包袱。它的起源和实践与种族或种族主义无关。古希腊人奴役其他希腊人；罗马人奴役其他欧洲人；亚洲人奴役亚洲人；非洲人奴役非洲人，就像阿兹特克人奴役我们现在所说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其他土著部落一样。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是阿拉伯人，他们奴役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事实上，虽然官方已经禁止，但这种奴隶制在非洲和中东的一些穆斯林国家仍然存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索维尔提醒我们，同样被忽视的是，只有在西方，奴隶制才在哲学和政治基础上受到挑战，反奴隶制的努力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奴隶制首先在欧洲国家遭到废除，然后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西方的压力下，才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消亡。但今天这一事实被人淡化了，因为它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正确的时尚。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4 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 150 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几乎无人庆祝这一导致可怕制度终结的、影响深远的历史转折点。

在《移民与文化》一书中，索维尔也将他条分缕析的眼光转向了这个问题：“犹太人是否并不特别？”“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如此多厌恶和迫害的受害者？”他认为，答案可以在理解他们（由于法律歧视和限制而通常专门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中找到。许多欧洲国家剥夺了他们拥有土地和其他不动产的权利，并将其排除在许多政治特权职业之外。他们成为商人、中间商和金融家。索维尔解释说，在任何市场经济中，中间商和商人往往是最遭人误解和最不受信任的成员。他们似乎“仅仅”通过将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没有生产任何“真正的”东西来为自己创造利润。此外，作为金融家，他们似乎在不从事任何“真正工作”的情况下，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赚取利息。

索维尔指出，几个世纪以来针对犹太人的怀疑、愤怒和怨恨，也同样是东南亚的中国贸易者和商人或者在非洲从事这些活动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命运。他们，就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成为人身迫害、掠夺和攻击的受害者，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谋生的方式，而不是他们本身。正是经济学无知和对于成功的嫉妒引发了对少数族裔的仇恨。大多数人通过表露这些偏见，总是驱逐或杀害那些（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的）基本市场任务的执行者，从而损害了他们自己的经济福祉。

索维尔还挑战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大屠杀显示了德国人身上独特的残忍和邪恶。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以在各种专业和职业中努力工作、严守纪律和技能娴熟，并以崇尚知识和教育而闻名。虽然反犹主义是（希特勒上台前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许多东欧国家相比，德国曾经作为宽容和尊重公民自由的典范，吸引了许多在东欧受到迫害的犹太家庭前来避难。

然而，德国人沦为民族主义、乌托邦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达到了如此危险的程度，以至于希特勒在通往 1933 年权力之巅的前几年中，就可以利用这些意识形态。索维尔指出，尽管纳粹对犹太人的仇恨近于疯狂，但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希特勒必须仔细衡量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诉诸暴力迫害德国犹太人，而不会激起普通德国人对于混乱失序和肆意暴力的抵抗。此外，在那些年里，纳粹经常发现很难赢得德国人民的支持来杯葛犹太人拥有的企业或中断他们与犹太人的社会交往。虽然纳粹对 600 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索维尔要求我们抵制集体主义的判断和概括，因为这有损于将人们视为一个个人来判断。

索维尔号召让历史摆脱偏见、意识形态议程或政治操纵。虽然每一段历史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解释性视角讲述的关于人的故事，但索维尔表示，如果我们要真正地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就不应该让历史沦为纯粹的宣传和政治时尚。

托马斯·索威尔拥有一个特殊的诀窍，那就是他能够用一种让任何怀有浓厚兴趣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都能轻松理解的语言和方式，来解释上述及其他众多观点和政策问题。他每周发一篇专栏评论文章，几十年如一日地展示这项技能，直到 2016 年搁笔。

此外，他还为任何经济学入门课程编写了一本优秀的配套书《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英文原名：Basic Economics），该书第五版于 2014 年出版，这本书用清晰、简单的语言和例子展现了他强大的分析能力。对于程度更高的学生，他出版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英文原名：Applied Economics: 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 第二版，2008）。

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太多悲剧，索维尔所要传达的并不是某种对命运的绝望或顺从。更确切说，这是一种呼吁，请求大家正确地理解这些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和演化，并努力从过去汲取教训，以便我们今后生活得更美好、更繁荣、更人性化和更人道主义。

索维尔在总结他最新的作品《歧视与不平等》时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