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而又自负的知识分子，最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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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发生了一起令人大跌眼镜的热门事件，事关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失格”这一沉重话题。

“经济学家任泽平”日前发表了一个所谓“解决低生育”办法的报告，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助多生5000万孩子，并声称他这“灵丹妙药”不会增加“老百姓、企业和政府的负担”。

不知道现在某些经济学家究竟怎么了，根本不把经济学当科学，满嘴跑火车。

给政府提建议可以不讲最基本的常识、不顾最起码的民意；预测未来可以不靠推理和论证，就大言炎炎“敢判断”，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当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超英赶美”。

从古至今，每个职业都有一套不可逾越的规范，人们称之为职业伦理。它是行业共同认可的价值，也是社会对该职业的最低要求。

比如，医生的职业道德是救死扶伤，见死不救、有伤不扶便是职业失格；教师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品行不端、照本宣科便是职业失格；法官要保持中立、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先入为主或缘于其他什么因素误判错判，便是失格。

而知识分子的失格，则是肆无忌惮的愚蠢和自负。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往往无需为自己的失格承担任何责任。

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英国年轻记者孤身犯险，深入现场，勇敢地揭露真相。

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发表亲苏的本报记者杜兰迪的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迫害，并最终死于非命。

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然而，普利策委员会却拒绝收回当年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理由竟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

▲电影《琼斯先生》剧照

这个真实而又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则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在这本书中，索维尔记录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愚蠢和自负：

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先后访问苏联后，双双为斯大林大唱赞歌。

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 “和法国差不多”；而彼时，大批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

二战爆发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政府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

著名左派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曾极力为滥杀无辜的红色高棉辩护。

…………

通过对大量类似事例的观察与研究，索维尔得出了他的结论——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知识分子的角色：人类天性的代表

任何人从出生开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乌托邦构想：妄想知晓并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社会保障……

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保守主义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激进到保守”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乌托邦冲动，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

说到底，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激进”的倾向。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本身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于是在他们身上，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更明显。

◎知识分子的迷信：轻视观念

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制度和环境，相对于庞杂的观念和民情，这些更易于掌握和传播。因此“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 “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地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宪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 “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

◎知识分子的特权：犯错无代价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左派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

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试问，罗素、萨特、萧伯纳、海德格尔……这些知识巨人，有谁主动对自己“专业上的严重误判”承担过责任？又有谁对“受害的大众”表达过忏悔？

对此，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更谦卑、更清醒。

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越是面临财富清零、价值撕裂、常识颠倒的风险，我们越需要警惕那些愚蠢而又自负的权威。

有鉴于此，先知书店向大家诚挚推荐托马斯·索维尔的独家书《知识分子与社会》以及他的作品集。识别下图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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