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旦的把戏：历史不会重演
却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
有人说，如今的世界，像极了一战前的世界，新的世界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对于这种担忧，爱因斯坦早有预言。他说，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什么样，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会用木棍和石头。站在今天看一战，战前的世界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但更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时代：那是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最后的“美好时光”，工业革命后经济高速发展，财富不断累积——人们在阳光下吃着布丁，看福尔摩斯如何在贝克街叼着烟斗推理。豪华邮轮载着追逐梦想的人们横越大西洋，冒险家到北极和南极探险。人类梦想飞翔、遥望宇宙，坚信科技的发展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战前的世界，也是大英帝国治下1815年——1913年这场持续百年的“维多利亚和平”和世界秩序走向终结的开始，各国被国内的政治危机、社会撕裂困扰。民族主义狂飙突起，全球经济也陷入了周期性的衰退中，甚至要靠军备竞赛来维持表面的“繁荣”，正是以上种种原因，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后，延续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冲突与动荡。但其实，一战即是结果，本身亦是原因。1914年，面对呼啸而来的时代列车，整个欧洲欢欣鼓舞地迎了上去。人们为这场战争写下了一本又一本厚重的回忆录，却忘记了每一本书中都充斥着殷红的鲜血与破碎的残骸。对今天来说，一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通过最暴力的手段让人们意识到了现代秩序与价值崩溃的后果，而这种崩溃，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如果说一战带来的后果是900万人为此丧生、4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伟大帝国就此毁灭；那么，现代社会价值的颠覆与瓦解，才是一战背后更深层次的危机。一战看似结束已经一百多年了，然而，战争并未结束，二战也不过是一战的延续罢了。因而，对于当下来说，必须追问的，绝不仅仅是这场战争为什么出现，更是怎样从源头反思秩序与价值崩溃的根源。▲被称为“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法德双方伤亡人数总和达90-100万人马克·吐温曾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所知甚少，而是知道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例如，人类从没忽视过这场前所未见的大战，但它的重要性，首先不在影响本身，而是作为一个带有惨痛教训的历史片段，书写在“兴亡更替”的历史进程之中: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萨拉热窝事件，主要原因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解释一战原因”的标准答案，这段教科书上的原文绝大多数人都了解过、甚至背诵过。然而，正当大众接受、并吸收了“这个知识”时，还有一些人心存疑惑，甚至想弄明白：为什么这看上去无懈可击的答案，每个字都通俗易懂，连起来却让人看不懂？于是，当很多人仅仅满足于试卷上鲜红的对号时，另一些人在思想类书籍启发下，踏出了求真的一步。对“为什么会爆发战争”，很多求真爱知、热衷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其中，最广为人知、也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正是“民族主义”。著名学者金观涛在《历史的巨镜》中，认为现代世界主要由民族国家群 、世界契约共同体组成。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权制定本国法律，并通过契约合作增加各自利益。然而，合作的前提必须是各国对世界秩序有着共同的想象——各民族国家地位平等。因而，一旦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认为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不同民族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已经截然不同。比如，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要重新分配“阳光下的地盘”，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更将自己视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东亚“新秩序”的核心。这种不同的想象破坏了原有的国际秩序，逐渐将各民族国家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立阵营——同盟国、协约国。最终，双方矛盾被一名塞尔维亚十九岁少年“跨阵营”的刺杀行为彻底点燃。▲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街头，年仅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费迪南大公夫妇然而，没有民族主义，便不会有基于民族认同出现的国家。因此，一旦我们将民族主义视为“真凶”，却也否定了它最积极的成分。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让人群陷入群体狂热，而丧失了自己独立判断的“民族主义”，才是问题的关键。提到阿伦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平庸之恶”理论——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无辜。不过，这恰恰是对她思想的误读。她强调的，应该被称作“恶的平庸性”——即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会在“民族主义的热潮”中犯罪？在《反抗平庸之恶》中，她曾针对纳粹的群体性暴行给出了答案：当希特勒重新定义了道德，杀人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就成了一种道德义务。因此，人们依法作恶。不是人们在群体中丧失了独立判断，而是他们独立地选择了接受命令，而消弭了“真正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的艰巨性。现代人乃至现代秩序面临的根本困境之一，正是传统价值已瓦解，人们必须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而阿伦特一生致力考察的，正是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语境“和人的政治行动。在她看来，历史上绝大多数灾难都源于人们主动放弃了判断的权利，将权柄交给了善于制造假象“民族主义”手中。一战过后，曾经维系了近一百年世界秩序、具有普遍共识的”自由主义”思想陷入低谷。战争带来的贫困和动乱，使乌托邦思想、以及迎合多数人“逃避自由”渴望的极权主义理念迅速兴起，将世界重新分为三大壁垒深严、水火不容的阵营。有人说，利益的冲突要钱，观念的冲突要命。一旦民族主义中“非理性亢奋”的成分与当时大行其道的“激进思潮”融合碰撞，其结果更是灾难。通常，人们对战争最大的批评，来自它对力量与强权的崇拜。然而国人在战争中学到的，恰恰是这一点。随着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收复山东的努力被国际世界无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极致，这直接产生了两大深远的后果：◎救亡压倒启蒙：一战前的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的“启蒙”，一直是并行不悖的。然而，一战后，救亡彻底压倒启蒙。国人从温和的立场转为激进的暴力革命，最终回归到封建社会“打江山”的暴力传统、更深刻启发了后来的“斗争哲学”。◎激进主义思潮取得上风：巴黎和会后，欧洲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潮衰落到了极点。因而，他们被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激进主义所感染；被德国、日本后来居上的国家复兴所鼓舞；被苏俄改天换地的乌托邦主义所诱惑，并逐一模仿和学习。有位学者曾对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状态做过一个精确的比喻：把西方当药铺乱抓药，却因不了解具体药效，最终抓错了药方。一战过后，西方世界几乎被“炸成碎片”，但我们却加快了向西方“抓药”的步伐。然而，我们借鉴了德国的"对敌人的仇恨、不顾一切打赢战争的渴望"、也学到了苏联的“将理性奉为执掌一切的新宗教”，唯独与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由此诞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失之交臂。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丧失超验信仰的理性滥用和暴力崇拜正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比如，19世纪初，本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却以法兰西血流成河，拿破仑加冕称帝而结束；再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刚从纳粹的极权魔掌中挣脱，又被乌托邦主义的宏大蓝图诱惑......不过，正是对人类灾难的不断反思，西方诞生了保守主义思想这套“抵御各种灾难的定海神针”。与其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思维模型和生活智慧：◎敬畏道德秩序：归根结底，世界是受道德法则支配的，所有正义的律法，都是被发现的道德秩序，而不是被制定的强制秩序。◎尊重个体价值：对个体生命与价值的漠视，对个体尊严的践踏，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谦卑与审慎：任何决策的好坏，都以它最终能为现实中的美好生活创造的条件多少为尺度。谦卑、审慎的本质，不在于避免“小恶，却可以防止“大恶”。简单点说，保守主义教给我们的，不是凭空创造一个臆想的新世界，而是最大程度保守演化多年的文明本身；不是压迫集体主义“激进的正义感”，而是要戒备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为了守旧而保持现状，而是在保守道德和自由的前提下，追求富强。阿兰·德波顿说：一个社会如果完全醉心于财富聚敛、科学发现、大众娱乐、浪漫爱情，却从根本上失去了伦理教诲、心灵抚慰、超然敬畏、群体凝聚，则该社会终将遭遇防不胜防的集体病患。保守主义思想绝不单单在只在20世纪，抵御纳粹主义、乌托邦主义中被反复提及，更是抵御“劣币驱逐良币”、契约精神越来越异化的当下，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唯有它，才致力于让世界重归秩序；也唯有它，才让个人自由与国家繁荣同时成为可能。丘吉尔曾这样评价过一战：“一个个可怕的假设，全部凑到一起了。”那，假设这么多“假设”没凑到一起，战争会不会本来可以避免？比如，一战前，各民族国家都合理约束了“自己的激情”，一战还会重现吗？又或者，他们不仅约束了激情，还尊重道德秩序、以谦卑和审慎的态度与邻国相处，一战是否就会消弭于无形？仅仅持有民族主义立场和激进主义观念固然指导人们的行为，但并不必然将世界引向战争。真正将世界引向战争的核心要素，是人——或者说，是人类掌权者在命运转折点受到撒旦诱惑而做出的“愚蠢决策”。人类总是倾向于堕落，这是人性使然。于是，致命的“愚政”仿佛宿命一般，总是反复发生。围绕决策者为什么会产生愚政，往往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认为愚蠢是偶然的，因为人无完人，即使是精英，也会因“一时失误”把人类卷入战争；另一种则认为，愚政是必然的。他们绝非笃定决策者们只是“愚蠢的人类”，而是深信他们人性深处蕴含着“好战”可能，最终会诱导他们做出“不合理却恰当”的决策。现实中，“精英愚蠢论”者往往深信不疑。然而，历史上，无论是特洛伊木马、日本偷袭珍珍珠港、还是希特勒明知不可为却孤注一掷地入侵俄国等数不胜数的事件，用简单的愚蠢解释无疑都太过单薄。它们更像是某种被不可抗拒的“求死本能”所摆布，必然引发的愚政。▲德军入侵苏联后，由于无法适应极端天气，在莫斯科周边冻死了几十万人常识领域，“愚政论”最有利的反驳者，不是坚信精英是愚蠢的，而恰恰是他们的反面：决策者往往都是人类社会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他们又怎么可能做出愚蠢的决策呢？在传奇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两个维度：他们既是最聪明的政治家，又是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塔奇曼认为，人在本性上既可能善，又可能恶；既不好战，也不是一味苟且，这些都只是潜在倾向。然而，当人们拥有权力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习惯颐指气使而导致思维僵化，而随着权力习以为常，承担的责任又会日渐消退，这两者都为人性中恶的潜力提供了最合适的舞台。愚政绝非单向度的后果，而是态度、信仰、政治倾向、个人利益等复杂合力：在《愚政进行曲》中，塔奇曼曾表示，愚政有时确是命运使然。比如，一战刚开始时，人们下意识想利用战争迅速解决一切冲突，然而，当战争打响，谁也没料到、谁也不愿意、谁也没能力结束战争。再比如，德国人受到的教育是以武力夺取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调整，即使有战败的风险，他们也无法放弃扩张版图。深渊催促着他们前行。塔奇曼对愚政的洞见，在非虚构写作者、甚至历史学家中都无出其右，然而，她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揭露人的愚蠢。她曾公开表示，用“愚蠢”一词形容人性，是太过轻浮并且自大的行为。她的作品中，不仅对人有一种罕见的容忍，更尽其所能去探讨当时的人在事件中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感受。与绝大多数历史写作者不同，她的历史作品从不将自己当做主角，而是将搜集到的人物性格、日期、枪弹口径、演讲稿等材料转化成文字，最终让事件发生的原因，自己浮出水面。无论是刻画一战十五年前欧洲精英群像的《骄傲之塔》、系统描写一战成因的《八月炮火》、还是聚焦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史迪威在中国》，她的作品中，从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进步，经济竞争，她最关心的是“社会温度”——各国的好战情绪，是如何沸腾起来的，但她绝不作道德判断。阅读她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的全貌，更可以唤醒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巨大热情。因此，读她的文字，值得一种沐浴熏香的仪式感。因而，有人评价，她的作品不仅比小说更精彩，比历史更真实，比艺术更丰富。更重要的是，对人性之中，“愚政”的反思值得所有人深思、引以为戒。这或许也正是当年尼克松总统开启与中国破冰之旅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国礼的原因。就算这个世界充斥着战争，但塔奇曼的写作，永远致力于减少战争。她的作品能给人的，远远不只是启示：人民大众不会因为仇恨敌人而感动，而往往会因为热爱真理而动情。可以说，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一战历史的延长线上。历史见证了纳粹的覆灭，东苏的巨变，作为战争的余烬，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也陆续灰飞烟灭。世界秩序似乎再次形成了一个以英美为中心，向外围辐射的大趋势。然而，近年来，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激进主义思潮在国际上再度盛行，而愚政依然频繁发生......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秩序、甚至人类文明再度处在动荡边缘。因而，有人说当下的世界，与一战前的世界极其相似，甚至，世界秩序看起来又像是要经历另一场轮回。越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越亟需反思。塔奇曼的作品富含保守主义精神，对当代世界具有无可比拟的启示意义。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塔奇曼作品集”，包括《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其他作品，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本。识别下图二维码，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
▍延伸阅读
比无知更可怕的，是“开历史倒车”的精英
计划经济、分配正义、消灭宗教——三个远未终结的世纪神话
被遗忘的常识：经济决定贫富，政治决定生死
人类历史的三大陷阱：群众痛恨真相，政客鄙视教训，专家没有良心
波普尔：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
对欧洲历史的四大误解
塔奇曼：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
当世界冲向悬崖时，需要有一种力量拉住它
决定人类命运的三大悖论
识别有毒历史的六大常识
深刻、真实、有趣：历史写作的不可能三角
信念的消解，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