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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无类：私人办学的开放，使教育公平、文化繁荣成为可能。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沃尔特·李普曼
1789年，有探险家将鸭嘴兽的标本寄到英国——它的身体像毛茸茸的水獭，尾巴的形状却像海狸一样；四肢短且有蹼，和鸭掌很相似；最令人惊奇的是，它的鸭嘴像是被安上去的，说不出的怪异。
英国人将此事当成恶作剧。很多科学家声称，该动物标本是“用海狸和鸭嘴缝合出来的假货”。一个既会哺乳、又用肺呼吸，却是鸭嘴鸭脚的卵生动物——它完全颠覆了18世纪人类对“哺乳动物”的理解。直到若干年后，人们看到了活着的鸭嘴兽，才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
沃尔特・李普曼说，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一个动物分类的错乱，就会让科学研究遭受挫败。在更为复杂人类社会中，因“分法”偏差而导致的误解，不但成为认知的阻碍，更会造成极大的灾难：
以“人种优劣”对人类进行分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肆意地奴役、侵略弱小族群；苏联以财产多寡界定“剥削阶级”，借此消灭富农、资本家；纳粹以颅相、肤色等分类方法，通过“科学选种”控制生育，并界定屠杀对象.....
“分类”，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因为对一个事物的分类背后，体现的是我们的认知，我们如何定义与分类一个事物，往往就决定我们将如何看待与处理它们。
▌如何对“人类社会”进行分类？
若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分类，莫过于对社会秩序的分类了。任何正常人都希望自己和子孙活在一个文明、公正的社会秩序中。对人类社会秩序的分类，不仅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转法则”，更引导着人们去选择、变革秩序。
对人类秩序最常见的分类方法，通常有以下两种：
◎按时代划分：以“历史规律”界定人类秩序
历史决定论的视角，将人类秩序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
这种进化论的“标准模型”简单易记，还给了人们“掌握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进步”的安全感，因此最为流行。
◎按地理分类：用族群定义人类秩序
按照地域，很多人将人类秩序分为“西方文明-中东文明-远东文明”。更精细的分法，则是按族群（宗教）区分。
亨廷顿认为，人类当今的主要冲突，是各个“文明体”（宗教）之间的冲突：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印度教文明……
这种观点满足了当代人“多元文明”的野心。911至今，西方反恐战争和伊斯兰国家的变迁，也成为该学说的旁证。于是“文明冲突说”越来越流行。
但是，以上两种最流行的分类方法，根本经不起质疑。
首先，历史的走向从来就不是“必然”的，人类也不是时代或地域的被动产物。作为会思考、会创造的生物，人们也绝不会甘于落入时代或地域的“宿命”。
正如思想家迈克尔·波兰尼所说：“正是因为人的作为、人的责任感，时代、地理才被赋予了‘秩序’的意义。”
历史没有必然的规律，因为在面临利弊、道德的权衡时，人的选择是没有任何“必然规律”可循的——想要归纳“历史规律”，总结出“历史哲学”，无疑是水中捞月、自欺欺人。
例如，有的国家从来没有过奴隶制、封建制，考古证据也不支持他们做事后“追认”；20世纪至今，即便西方世界的某些民选政府，也常有干扰司法、垄断经济等恶行，导致国家陷入衰退和动乱。
相反，在“黑暗中世纪”的自治城邦，私有财产、司法权威得到充分尊重。一些贫苦出身的天才，因此获得机会，创造出空前绝后的文化奇迹。至于族群（地域）和文明，同样没有必然联系——与其说“每个族群都有文明”，不如说“每个族群都有野蛮”：一种公然主张奴役弱小、残杀平民的“秩序”，不会被任何正常人当成“文明”来推广。例如，北欧与日本今天常被视为“最适宜居住的文明国家”，但是在远古时期，它们由于远离希腊、华夏等文明核心，一直是贫穷、野蛮的代名词。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拓展展到这里，恰恰是因为文明不受地域的限制。——由此可见，对人类秩序已有的两种分类方法，既缺乏事实层面的解释力，又缺乏道德层面的说服力。更致命的缺陷在于：依靠它们，我们不仅无益于对比、借鉴，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类方法——既符合事实和正义，又让人们对“秩序的优劣”无可推诿，使良善的秩序能够持续扩增、造福更多人？20世纪末，波普尔、哈耶克、诺斯等人，站在休谟、斯密等巨人的肩膀上，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他们剥离意识形态的干扰，重新定义了人类秩序：一个人无论出身任何时代、阶层、种族、信仰，其生存和发展都取决于他获取的“三大机会”的可能性。“经济机会”不仅限于解决温饱，而是一个人创造财富、干成事业、自我实现的机会。然而，在文明演进的各个时代，经济机会并不总是向所有人开放。相比经济，政治才是真正决定“社会规范”最底层的逻辑。良善的政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和平、公正的开放政治机会，可以防止暴力，也可以让品行高洁、年富力强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除了财富和权力，社会荣誉、职业成就、人格魅力、人生意义等机会，也是每个人的必需品。例如医生、教授、法官、宗教领袖等职业，收入、权力、舒适程度或许不高，但是因其社会荣誉的价值，对人们也很有吸引力。从这“三大机会”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的社会，可以突破传统意义由于民族感情、意识形态，甚至时间空间预设带来的偏颇。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自文字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只存在三种秩序：“封闭”秩序的首要目标是维系稳定，因此必须压制自由竞争，所有机会都是高度封闭的。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能获得的经济、政治、荣誉机会，都不是公平竞争、自愿选择来的，而是按照世袭阶层分配的。例如在古代，士农工商之下还有“贱籍”：婢女、戏子、妓女、乞丐……这些人及其后代再有钱社会地位仍然底下，官家子弟再有演艺天赋，也不能从事此类“贱业”，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在封闭秩序里，一个人再有才能和品德，也很难逾越阶层，获得施展的机会。因为机会不是以才华与德行来分配，而是被暴力、强权垄断；只有当整个社会大洗牌的时候，利益格局才会随之洗牌——失败者被斩草除根，胜利者继续世袭垄断。“封闭”秩序，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阶层的固化，哲学、宗教、风俗、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等等的演化，都可能成为“封闭”秩序卷土重来的助力。
为了维持暴力优势，所有封闭秩序都会控制贸易，限制一切创建经济、政治组织的权利。例如在很多帝国，民间的行会、商帮、地方的豪族、朝中的“结党”，都会被定期清除。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厘清了秩序演进的线索，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封闭秩序的哲学黑名单”：柏拉图的理想国，黑格尔的进步主义……根据此线索，人类社会95%以上的时候，其实都处在“封闭”秩序。“半开放”的秩序，处于原始秩序、开放秩序的过渡状态。其特点包括：在“半开放”的秩序里，经济、政治机会只对特定阶层、特定领域开放。通常情况是，平民即便抓住经济机会发家致富，也很难参与政治、荣誉的公平竞争……例如日本明治维新后，士农工商的旧等级被废除。平民开始拥有姓氏，但是创业、从政的机会仍被严格限制。矿业、铁路、银行等上游产业，被贵族财阀垄断。当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们逐步走出血缘、裙带关系的小圈子，与陌生人合作分工。但是，由于私有产权、法治契约不受尊重，国家权力时常超出必要限度，危害百姓的正当权益。当公平竞争受阻时，人们就会热衷于维系特权，购买特权。“半开放”社会，是一个精英主导的特权社会。特权既来自世袭，又来自竞争。然而，“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的选拔标准，绝对无法长期共存。当这两种标准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就是国家痛苦转型，甚至陷入动荡的时候。当两者被贯彻一致，过渡状态就会结束。之后，国家可能走向开放社会，也可能重回封闭社会。例如，拉美的地理资源与北美相当，经济也一度跻身发达行列。但是贝隆、查韦斯等政治强人，以“打击垄断、分配正义”等借口压制公平竞争，控制经济机会。最后，整个国家堕入贫困、动乱的深渊。什么是开放秩序？很多人都曾试图对该秩序作出定义，例如“全球化”、“个人自由”。最广为人知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限政府”、“法治国家”、“契约社会”……但是在哈耶克等人看来，这些定义都不准确。为了解释清楚“开放秩序是什么”，我们不妨先搞清楚——开放秩序不是什么？◎开放秩序不等于“资本主义”，开放秩序的根基是能调动人创造的底层动力开放秩序不等于“资本主义”，开放秩序的根本动力也不是资本，而是资本背后那些能调动人创造的底层动力——尤其是以私有产权、价格信号和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私有产权：财产权不是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创设，相反，是财产权创设了律法、道德，以及政府和国家。“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只有人类才会通过手势或语言区分“你的”“我的”。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如果说人们不再明确地界定和遵守“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而是都追求“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人类就退回到野蛮的状态，更难以有动力创造出任何新事物。价格信号：价格的本质，是人们的需求程度，以及产品的稀缺性、可靠性。价格信号是判断经济机会的唯一参考，是一个经济体中最宝贵的“数字财富”。正是借助价格信号，企业家才有动力估算利润，决定是否投资；劳动者有动力通过估算薪资，决定是否应聘；消费者才有动力通过估算价格，决定是否购买。
企业家精神：促成开放秩序的核心动力，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并非只有企业家才有，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冒险与创新，是遵守契约，敢于冒险，富有眼光、创意、激情和领导力……推动人类进步的一切其实都与这一精神有关。因此，资本主义不等于开放秩序。资本从来不是开放秩序的主导因素，它只是最引人注目而已。◎开放秩序不是理性设计的“完美秩序”，而是在漫长岁月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结果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社会”，哈耶克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而诺斯称为“开放准入的社会秩序”。![]()
▲道格拉斯·诺斯，凭借对开放秩序原理的贡献，获1993年诺奖哈耶克指出，人类无法脱离时代和地理，但我们也能凭着理性和情感，有意无意地融入、调试社会秩序。人们一直以为“现代文明”的“开放秩序”，并不是某一群体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漫长岁月中“生长”出来的，一种介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秩序。开放、公平的竞争秩序，不能消灭苦难和不公，不能保证人们得到幸福和完美，但可以让人们及时地纠错。例如，离婚、移民，都是一种纠错机制，其代价非常高昂。但是通常只在开放秩序中，人们才有这种机会。并且公平竞争、资源重组可将代价降到最低。基于以上两点可知，“资本主义”、“市场”、“法治”，等等……只是开放秩序的外在表现。既然是外在表现，就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用了这些“外在表现”，但是实质上却与开放秩序并不符合。比如，北欧一些标榜民主的国家，政客以给穷人承诺更多高福利上位，但最终却乘机扩权，就可能侵蚀开放秩序的根基。另一种是用外在表现的某个特征，指代开放秩序。比如，用“资本主义”指代开放秩序，用“资本家”指代开放社会的敌人，这里的资本主义、资本家，其实既不是我们从教科书里学到的那些概念，也不是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里的概念。比如拉詹&津佳莱斯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书名就很容易被误解，但其实，这本书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开放秩序及其敌人”。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最大的不同在于：开放秩序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因此，开放秩序首先是对内开放，是对个人权利开放。开放秩序将经济、政治、社会三大机会对所有个体尽可能平等的开放，尽管机会依然有限，但“机会向才能和美德开放”是开放秩序的基础规则。在今天，无论思想家、政治家还是普通人，都希望活在开放秩序之中。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在人类步入文明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都活在封闭秩序之中。所有国家几千年的社会转型，不过是从封闭走向半开放，从半开放走向开放。但时间之漫长，过程之反复，失败之频繁，原因又何在？如果从思想资源看，其核心原因往往在于错误的哲学观、错误的思想推演出来的对社会秩序的错误想象。因此，对人类历史秩序更需要剥离意识形态、直击科学事实的分类——无论是上个世纪下半叶，波普尔等思想家对开放社会底层逻辑的研究探索；还是最近20年，以拉詹、津佳莱斯、约翰·格雷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著作，共同构成了“封闭-开放秩序”全新分类的重要理论来源。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拉詹&津佳莱斯重新阐释了“人类秩序的脆弱本性”：市场经济的问题，从来不是市场“太自由”，相反的是，它极为脆弱——原本受益于它的大资本家，常常与政治强人勾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导致阶层固化，让自由竞争难以维系。像这样一针见血揭破“人类秩序规则”的例子，在这本书中俯拾皆是。“资本主义与乌托邦研究”三书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向人们警示了当今政治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妄想和新的乌托邦空想。现代政体与人性的缺陷，时刻催生出激进的乌托邦倾向，那诸多空洞的许诺——渴望实现尽善尽美的社会、消灭一切差异……才是人类秩序演变一再停滞，甚至倒退的根源。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尤其对于正处半开放秩序转型之中的国家来说，未来是封闭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开出开放秩序的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对人类秩序本质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拉詹&津佳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乌托邦研究”三书，以及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层面全面厘清开放社会的思维方式与观念地基。其中“资本主义与乌托邦研究”三书与《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为先知书店独家·绝版复活，三本书，洞悉一种重新理解复杂世界背后的核心冲突的思维方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文：千字君 编：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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