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中国经济的改革历程，便读不懂当下现实与未来大势
不懂中国经济的改革历程
便读不懂当下现实与未来大势
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94年开始实施新的改革战略，从整体上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
二十多年过去，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既有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的残余，它与最初的改革目标依旧有不小差距。
艰难的改革历程不断警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戒慎戒惧，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
尽管政府配置资源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能为短期经济增长带来好处，但也很易形成对以往经济体制的依赖，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积累困难。
一旦体制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怎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避免这种结局，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和思考的。
▌历史的教训：比细节更值得警惕的，是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
沿着既定的方向，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方向往下滑，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之下。
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比如，历史上的英国和西班牙，它们都在十七世纪遇到了财政危机，都力图采取与选民对话的方式来克服困难，但是到头来却得到极不相同的结果：
前者确立了议会的权威和民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迅速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
而后者则一直保持着集中的王权，只把议会当作可有可无的摆设。在这一体制下，人们面对种种弊端，改革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实现。
在现有体制范围内，以价格管制来解决财政危机、增加税收、并一再把商人的资产没收入官。
这种做法导致了西班牙将近三个世纪的经济停滞，并使它由一个西方世界的头等强国降为二流国家。
无独有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和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几乎同时在十八世纪末期取得了独立，十九世纪许多拉美国家还制定了类似于美国的宪法，但是，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英国和西班牙十七至十九世纪发展过程的差异，主要源于它们初始条件。
从十三世纪开始，英国的产权制度就逐渐形成，而西班牙在长达几百年的时期中，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始终没有能建立起来，征税权牢牢地掌握在王室手中，国家转让垄断权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为此，十七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尽管面对着相同经济问题，但制度演变的方向却大相径庭。至于十九世纪在美洲殖民地发生的故事，显然又源于宗主国当时既存的制度和文化的影响。
▌只有对体制的重新审视，改革才会走出死胡同
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改革，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化过程。
初始的体制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道路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
一种体制产生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他们也会力求变革，从而有利于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
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
这样看来，改革能否成功，能不能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把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就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意愿和目标，还依赖一开始就选择的道路。
哪怕目标是清楚的，具体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可是只要在初始的道路选择上有一些细微的差错，它就会按照自身逻辑，偏离原来目标。这是俗话所说的“差之毫厘，远之千里”。
比如，从改革一开始，政府就设想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但是在七十年代末期改革时，为了利于推行，政府采取了在原有企业制度不作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放权让利”的办法。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确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一旦选取了这一道路，放权让利便进一步自我强化。
其结果是形成了目前情况：一方面企业受到各类上级机关的多方面干预，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企业失去对内部管理的控制。
所以，在整个改革的历程中，我们都切不可以麻痹大意，千万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明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要不断地“变”下去，迟早会实现既定目标。
事实上，如果某一个措施有某种偏差，它就会对后续改革带来困难，甚至会使改革走入死胡同。
每个时代改革都由问题而始，都有各自的核心关切：春秋时思潮涌动，百家争鸣，思想作为变革的主轴；魏晋之际，民族问题异常尖锐，民族融合成为主流；到了近代，意识形态之争跌宕不断，直接演化成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大争论；而对于当代，洞悉社会的本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唯独经济可以担当。
不懂经济，便无法知晓当代人的行为逻辑；而不懂中国经济的改革历程，便根本读不懂当下现实与未来大势。经济改革问题看似遥远，但它却与每个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市场经济占主流的今天，社会上各种经济乱象此起彼伏、丑态百出，经济学家尽管可以设计出很好的市场经济模式，却无力改变体制内外的弊端：
公司上市，官商们抢夺了大量社会财富；国企改革，又是好多国有资产流失；而在新一轮经营土地热潮中，官商对国家资产、农民资产赤裸裸地掠夺……
市场经济改革在造就了少数暴富群体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人群相对贫困化和社会道德普遍沦丧。
回答这一系列瞠目的乱象，最好的办法便是回溯整个市场化改革的历程。
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吴敬琏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文集著作无不针对以上种种问题，也正因此，他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极具洞悉：
· 以往经济学家都是过度局限于“理性人”的经济模型，而政治学家们则专注于社会局势的演变。吴敬琏则将这二者高度挂钩，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着手，将经济与政治现象紧密关联，这种视野在专业分工的今天，已属少见。
· 寻找改革四十年来或未完成，或未破题，或反复的真问题。直击中国经济的本质，从过去四十年“市场”与“计划”的多次艰难博弈中，寻找破局当下的经验与教训。
· 作为亲自参与改革及政策制定的学者，他对理论和历史的深刻把握令人叹为观止，对中国神武景气的殷切期盼尤令人为之动容。
吴老现已92岁高龄，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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