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曾有一个著名“定律”：
任何打着“自由、平等、博爱”旗号，却以暴力建立、凝聚的政权，如果不接续上本国、本民族的自由传统，回到良序的轨道上来，便不可能繁殖养育，长久延续。
这个定律不仅适用于当今绝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是对发生于233年前那场“改天换地”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今天，当我们提及这场大革命，谈论起的“人民主权”“民主”“人人平等”“民族国家”“总动员”“左派”“右派”“意识形态”等等语汇，都是这场“政治与精神”领域的大变革，对当今世界造成深刻影响的证明。
爆发于1789年7月14日的法国大革命，由一场加税运动而起，以攻占巴士底狱为号角、因《人权宣言》而“加冕”，却最终以拿破仑的复辟而告终。攻占巴士底狱的群众身上无疑闪烁着正义的曙光，“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震撼整个世界，但当雅各宾专政的铡刀高高举起时，也就同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先贤的初衷渐行渐远，激进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暗流在巴黎的激荡，将它变得面目全非。
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今回望大革命硝烟的同时，希望我们也能记住大革命的教训。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追求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的崛起。“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尽管它广为流传，但总被等同于中国历史语境里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大革命之前，欧洲社会也讲究平等，不过，那是上帝之下的众生平等，但在众生之中，国王与国王平等，贵族与贵族平等，平民与平民平等，平民阶层处于最底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被压迫，在文化上也被轻贱。很显然，这是一种拒绝阶层流动，社会分层的平等。大革命爆发后，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民主权论”认为，每一个人不应该受到贵族血统、基督教教会的束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皇帝一姓之私产，谁要是限制人民的自由，谁就不正义，谁要是认为比人民高贵，谁就是邪恶的。法国大革命用“人民当家做主”取代了“朕即国家”。用政治哲学的话语说，就是人民主权取代了绝对主义国家。于是，沉睡千年的民主制度复活了。在此之前，由于古雅典的民主实践演变为纯粹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在西方一直都是邪恶的化身。英国思想家弥尔就斥之为：“以对付野蛮人而言，专制就是合法的。”但大革命后，民主制度成为了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应该由全体人民通过投票，表达公共意志，制定宪法，人民将决定如何进行自我统治。
此后，为避免古希腊的悲剧，现代政治文明利用“法治”和“代议制”来防范“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度也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民主的理念当然美好，但是，自由高于民主，共和先于民主，否则，便会释放出潘多拉魔盒中最可怕的魔鬼——民粹主义，而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的，民粹主义粉墨登场了，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命名于俄国，典型特征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二者互为倚靠，没有知识分子的理论指导，就只剩下纯粹的平民暴动，而没有平民的参与，便只剩下书桌前臆想中的乌托邦。此后，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它越过法兰西的国界，蔓延至德意志、俄罗斯、东亚，疯狂拷打着全世界。如今，民粹主义借技术加持，其破坏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已然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人民主权论”的同胞兄弟——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尽管“人人平等”与“民主政治”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但现实中的人总是千差万别，而民主政治却有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每一张选票是等价的，这就要求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而这个“同样”需要一个标准，才能把自己人识别出来。于是，不同的地区开始讲述不同的故事，以创造共同的身份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例如，法国革命者宣称，无论血统、信仰、出身，只要认可《人权宣言》这一部政治契约的人，都构成法兰西民族的一分子。法国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而在邻近的德意志地区，渴望能有一个强大国家的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凭空建构出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并论证出这个伟大民族必须把德意志地区统一起来，并通过传播著名的《格林童话》让这个故事不断深入人心。最终，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一个“有待统一的德意志”，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德国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所以，说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拜法国大革命所赐并不为过。没有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概念，没有拿破仑用铁骑缔造的强大法国这一外部压力，德意志的统一能否发生，可能就是个未知数！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诞生，让旧世界迅速土崩瓦解，构建出了全新的政治秩序，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后果：·通过不同的故事，本民族的人群被识别出来了，紧接着就要划分本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领土。据统计，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之间的矛盾呈几何级数增长，战争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性越来越大。终于，1914年，为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叙事极为封闭，个人是否从属于这个民族，与他的信仰、血统、出身高度相关，逐渐演变为血缘民族主义，20世纪，血缘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恶性发展为极端种族主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卫军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今天，世界呈现出两种完全冲突的叙事：一边是普遍价值在不断消弭国界，一边是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制度问题在重铸新的国界。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战争的逻辑。法国大革命之前，战争的逻辑是贵族战争。而贵族战争无论从战争的目标设定上，还是从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上，都是比较有限的。——就战争目标而言，贵族的目标通常是利益平衡，由于贵族的正当性是血统，而血统并不通过战争来定义，即使杀死了一方的贵族，也不能合法地占领对方的领地。如此，战争的动机就大大减弱了。——就战争动员能力而言，贵族的战争资源，主要来自领地，而欧洲三分之之一的土地是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这就限制了贵族战争的规模。由于“人民主权论”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所有国民在原则上都是一样的，那么能够被动员起来参战的人，就是全体国民，战争从“贵族战争”演化为“全民战争”。由于“国家”的主人是“人民”，那么“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便是不容置疑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可以正当地没收贵族、教会、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法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以此奠定了庞大军队的财政基础。广泛的动员能力，超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极端暴力的民族主义思想，三者的结合，就是全新的战争逻辑，国家机器动辄成为战争动员的机器。它让全人类在20世纪滑向了巨大灾难的深渊——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逻辑被颠倒了，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战争服务，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战争服务。——所有男人都要上战场，妇女和孩子要去生产炮弹，私产随时被征用，所有企业要义务投入军工生产。——由于战争成了全民族的战争，战争蜕变为了一种“正义的残酷”，军人和平民的差异也被模糊掉了，游击战争兴起了，军队开始无差别地杀死所有人，这种逻辑延续至今，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莫不如是。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四个结果，也是最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1791年，法国立宪会议上，主张革命、激进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而主张倒退、保守的占据了右边的席位。这就是今天广为人们所熟知的“左右之争”与“意识形态”的起源。当然，这里的左和右，和中国语境中的左和右，又有所不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人们对正义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原则性的，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上帝。大革命之后的欧洲，上帝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秩序开启了。对于未来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普遍的共识消失了，各种思潮孕育而生，而每种思潮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文明的。人类历史中，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如何解决冲突，是否存在共识，就会引发截然不同的走向。如果对正义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共识，那么彼此就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要解决的主要是现实的利益冲突，讨价还价就是主要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共识，那就是观念层面的原则冲突，就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利益冲突是一种有限冲突，只要达成利益上的平衡，冲突也就结束了；而观念冲突是一种无限冲突，观念很难改变，只有把持有不同观念的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掉，冲突才能结束。法国大革命之后诞生的三大主要思潮——保守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底色。法国大革命之后直接产生的思潮，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它的基本底色是理性主义，他们的主张是这个世界就像一道数学题，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具有数学般的精确性、通约性和可传递性，就像1+1=2一样。自由主义就是用这样的信条，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们认为，上帝死了，人类历史才进入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法国大革命，被看作一场让人与人更加平等、乃至于消除阶级差异的革命，以此为思考起点。平等位于所有价值之上。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正式宣告了共产主义思潮的诞生。该思潮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空前的，并持续至今。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我们都不陌生，而作为反思法国大革命最直接的思想遗产——保守主义，即便两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陌生。保守主义源于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激进暴力的反思，以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为诞生标志。保守主义认为，“人民主权论”，是在追求一种纯粹的民主制，必然导向“多数人的暴政”，而“自由、平等、博爱”是缺乏经验支撑的抽象概念，千百年来的社会根基将被摧毁，势必走向“在人间制造一个上帝”，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平等，只能无一例外的收获一个魔鬼。▍法国大革命233周年：我们对它的反思，还没有开始有人说，不理解法国大革命，则无法理解现代世界的根本冲突从哪来，向哪去。然而，后世反思法国大革命，大多囿于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者显而易见的制度弊病或社会问题，而大多数国人对它的认识，也多半来自教科书、或碎片化“启蒙”。
然而，今天，无论是梳理文明史脉络，汲取历史智识，还是让历史照进现实，我们都亟需重新认识和反思法国大革命。而历史上，堪称反思法国大革命“第一人”的，便是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
柏克对大革命的认识不仅穿透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更提早洞见了“大革命的结局”。他提前预言拿破仑的复辟：“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军队将会基于其人格魅力而服从他的调遣......最终那个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柏克与他开创的保守主义思想不仅在全世界被低估，更由于“激进主义、宏大叙事”的东方传统根深蒂固而被绝大多数国人忽视。
然而，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任何打着“自由、平等、博爱”旗号，却以暴力建立、凝聚的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自由传统，回到良序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延续。
为此，我们诚挚推荐“读懂柏克和保守主义”三书，包括柏克反思法国大革命成名作《法国革命论》、最经典的柏克传记《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以及柏克论述保守主义思想演变脉络的大成之作《保守主义思想：从柏克到艾略特》，三部作品，不仅呈现了柏克思想、保守主义思想的全景图，更是人们反思法国大革命、了解现代政治文明的必读书。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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