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龙云：谈语言、文字与语文素养——与陆俭明教授商权

原创易龍雲文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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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龍雲：談語言、文字與語文素養——與陸儉明教授商權

牛年隆冬，陸儉明教授大作《“學好語文是學好一切的根本”——個人語文素養關係國家語言能力建設》（見《光明日報》2022年1月23日第5版）在網路引發熱議，微詞頗多。作爲有27年小學語文教學工作和15年語文教研工作經歷的筆者，讀後感觸良多，試作此文向陸儉明教授討教。

本文作者

一、陸文呼籲國人“敬重祖國語言文字，提升自身語文素養”的建言用心良苦

陸文從個人、國家、世界三個層面闡述語言文字的重要性，勸勉“我們每個人都要敬重祖國的語言文字，維護語言文字的健康發展，都必須重視提升自己的語文素養”，呼籲國家語委“制定針對性措施，以有力遏制和杜絕語言文字使用不規範甚至任意糟蹋的現象”，建議政府“加強中小學語文教育……引導學生敬重祖國的語言文字，從小養成……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習慣。”諄諄告誡中小學生要“多讀書，讀好書。”文章結尾語重心長地指出，“讀書關乎個人的精神氣質，全民族的語文素養，更關乎民族、國家的精神鳳貌。每個人都要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努力提高自己的語文素養。”

顯然，陸儉明教授的上述言論是善意的，也是正面、積極的，值得政府相關部門重視並積極採納，對廣大中小學生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教導。

圖片來自網絡

二、陸文爲世詬病的原因是陸教授對語言、文字與語文素養的立論失之偏頗

陸文見報後怎麼會爲世詬病呢？原來這篇談論“個人語文素養”的文章犯了一個重“語”輕“文”、有“語”無“文”的錯誤。該文三十五次單獨提到“語言”，卻沒有一次單獨提過“文字”；四次提到“語言修養”，卻沒有一次提過“文字修養”；十二次提到“語言能力”，卻沒有一次提過“文字能力”。不能不說陸文標題和正文先後六次出現的“語文素養”，實質是非驢非馬、殘缺不全的，不過是“語言修養”和“語言能力”的“代名詞”罷了。

陸文所說的“語文”，已經不具有蘇步青教授關於“高考語文”那段名言的涵義。興許陸教授認定的“語”指的是“口語”和“書面語”，陸教授認定的“文”指的是“白話文”；猜想在陸教授的辭典裡，白話文就是“現代漢語”，文言文就是“古代漢語”。這麼說來，陸教授宣導中小學生“多讀書，讀好書”，只是讓他們學“現代漢語”，讀白話文而已，豈有他哉？陸教授無視“文字”的存在，莫非至今仍然堅持西方語言學及其文字觀，認爲“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是語言的書面形式”吧，看來，陸文真沒說到點子上。

三、陸文的紕漏與陸教授學習、工作經歷和研究成果的理論支撐有必然關聯

陸文無視“文字”，對“語文素養”作如是觀，顯然與陸教授的學習和從教經歷有關。1955年，本致力於清華大學電機系的陸儉明被調劑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大三又服從安排進入語言專業。在王力、魏建功、朱德熙、周有光等引領下，從事“現代漢語”研究。1960年畢業後留校任教。用陸教授自己的話說：“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其心可鑒。

然而，當時我國正處在引進西方語言學理論，以政府行爲推進文字改革的狂熱期，作爲青年學子和大學教師的陸儉明豈能獨善其身？四十多年間，陸教授運用西方語言學及其文字觀詮釋漢語言文字現象，以白話文研究現代漢語，著書立說，如《現代漢語虛詞散論》《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等。2003年上期，由陸教授主持的基礎課程“現代漢語”被評爲國家級精品課程；同年9月，又榮獲“中國第一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

彼時的順境和光環吞噬了陸教授審時度勢的研判能力，固化其思維定勢，使他喪失對“西學”質疑、反思的治學態度，這本是意料中事。然而在國人重申“文化自信”的今日，米壽之年的陸教授竟執筆爲西方語言學及其文字觀傳經佈道，委實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四、陸文對於語言、文字的定位，錯在罔顧事實，照搬西方語言學及其文字論

陸文開篇點明“語言與文化歷來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魂，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明的標誌”，“語言則是文化的載體與根基”。

唯有語言才是“文化的載體與根基”嗎？陸教授難道不知道還有“文字”？事實上，語言和文字的生成、特質和功能等方面，其異同點是顯而易見的，只是陸教授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罷了。何故乃耳？

語言是自然生成的，但確是遠古時代人類進化的重要標誌之一。人類開始直立行走，用手使用和製造工具，學會用火……自此，思維活動快速發達起來。爲了表達意願和感情，人們自然生成用嘴發出、用耳接收並傳遞至大腦神經中樞進行信息處理的語音，這種族群（種族）間相互認同的語音，後來智者稱之曰語言。所以，語言是人類用以表示意義的口耳相傳的聽覺符號。有了語言，人類便開啟了初始的語明社會。

文字又是怎樣產生的呢？西方語言學家說，文字是爲了記錄語言而生，這是十分膚淺的認識，是一種錯覺。初始的語明社會，智者們發現，語言傳遞的信息一發即逝，爲了尋求一種突破時空限制的遠距離傳遞和長時間保存的交流思想、感情和信息的工具，大多數種群從結繩、壘石計數到畫圖識物，從畫圖表意到創造一些表意部件拼合成形，以形表意，逐漸形成一種用手繪製、用眼接收並傳遞至大腦神經中樞進行辨析的圖形，這種族群（種族）間相互認同的圖形，後來智者稱之曰文字。

所以，文字是種群集體創造的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文字的產生使人類從語明社會進入了文明社會，向高級階段前進了一大步。

語言和文字是不同質的符號系統，是人類大腦認識事物、交流信息的兩個方面軍。語言的本質是語音，文字的本質是字形。語言和文字各自獨立，又通過大腦建立緊密的聯繫，達成一定程度的轉化，共同完成傳遞和留存思想、意識和信息的任務。所以，語言和文字這對“孿生兄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傳承、發展和繁榮的載體，是人類文明的基石。

人類分居於地球的各個角落，地域的遼闊、交通的不便和始祖的各異，形成許多的國家和民族。據現代人類學家研究，全世界現有6809種語言，創造的文字不及語種的三分之一。據1997年統計，《聖經》的外文譯本爲2197種。這就說明，一是世界各地域已經創造的文字應多於2197種，二是文字與語言分屬不同質的符號系統，三是文字的產生是一個民族文明進化程度的重要標誌。

五、陸文對“個人語文素養”的解讀，對國人特別是對青少年頗有誤導之嫌

陸文強調“要正面引導民眾不斷提高自己的語文素養和語言能力”。這裡將“語言能力”和“語文素養”並列提出，我不知道陸教授是有意還是筆誤？

眾所周知，“語文素養”是一種以語文能力爲核心的綜合素質，其要素包括：語文知識、語文能力、語文學習方法和習慣，以及人文素養即個人品格、審美情操等等。陸文重點關注“能力”培養這個方面無可厚非。然而既談“語文能力”，斷不可有嫡庶之分。把“語言能力”和“語文素養”相提並論，已是不倫不類，而把與“語言能力”並駕齊驅的“文字能力”撂在一邊，不置可否，如若不是刻意爲之，就令人費解了。

莫非陸教授至今還抱著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不放，還認爲“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硬要把用文字書寫的文章叫做“書面語”不成？難道陸教授對西方語言學及其文字觀指導下的中國語文教育導致中國的危害，一點也沒有察覺？

想想老一輩國人溶化在血液裡的那些經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近幾十年出生的二代、三代，有幾人的腦子裡還會出現這些金玉良言來默默地規範自身的言行呢？

無庸諱言，文字不爲記錄語言而產生，文字能力也不隸屬於語言能力。基本的語言能力是在自然語境中逐步學會的，不識幾個字的文盲中也有人能說會道，口若懸河；滿腹經綸的書生也有不善言辭者，如民間常說的“茶壺煮餃子，有嘴吐不出”的那種。

顯然，文字能力則必須認字、讀書才能獲得。較高的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一樣，都得從繼續深造中獲得。誠如陸教授所言：“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多讀書，讀好書，勤於寫作”。不過，不僅要讀國內外名著，更要熟讀經典古文，從中華傳統文化和現當代國內外優秀文化中獲取智慧，提高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拓展文化視野，提升思維水準，完善良好的個性和健全的人格。

六、秉持漢字自信，維護漢字尊嚴是衡量中國民眾語文素養高下的重要標識

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字，正確、熟練、有效地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是民眾語文素養的第一要義。作爲一個中國人，就是要熱愛漢語言和漢文字。鑒於近一百多年來漢字險遭厄運的歷史事實，所以秉持漢字自信，維護漢字尊嚴，是衡量每個中國人語文素養高下的重要標識，是檢驗每個中國人是否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的試金石。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55個少數民族中有29個民族共使用55種文字，另外26個民族共用漢語言文字。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居住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自公元前約240年左右，秦始皇實行“書同文”政策，對先秦文字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規範整理，至漢代，文字的形體開始走向定型，逐漸趨於統一，始稱漢字。各地用方言閱讀漢字，發音雖千差萬別，理解字意卻完全相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漢字對鞏固和統一民族文化，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

匈牙利著名記者巴拉奇•代內什在《方塊文字的力量》一文中這樣寫道：“識字的中國人都知道方塊字的意義，但讀出聲來，北方人和南方人就大不相同，有時侯相差到完全不能聽懂的程度。來自不同地方的中國人見面談話，如果聽不懂對方的話，就用手在空中比劃，或者寫在手掌上，劃在沙土上。如果沒有方塊字作橋樑，他們只能是四川人，河南人，廣東人，有了方塊字，他們才都是中國人，不僅是同一個國家的公民，而且是同一個偉大文化的主人。”這就形象地說明，漢字的邏輯框架是以表意爲核心，形成獨具一格的文化樣式。漢字這一獨特的表現形式，使其成爲世界罕見的蘊涵深厚文化傳統的視覺符號，也使它在維繫民族統一傳承歷史文化上起到了“表音文字”難以企及的作用，成爲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久盛不衰的文字。而今，漢語言文字作爲中國56個民族的通用語言文字，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然而，晚清以來，中國屢遭列強入侵，大批志士仁人或踏波東瀛，或遠赴西洋，謀求救國之道。部分文化人把國弱民窮的賬算到漢字頭上，爲解決對國人進行基本文字普及工作的“艱難”，希望找到一個快速普及和拉伸人民思想覺悟的符號，遂有“廢中國文字”之議。

上世紀二十年代，西方語言學及文字觀傳入中國，爲部分“漢字落後論”者提供了理論依據。1935年12月，由蔡元培、魯迅、陶行之、陳望道等188位國內各界知名人士聯名答署的《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呼籲編制能替代漢字的“確有力量幫助喚起大眾”的新文字。這些文化精英在民族危亡到了心急如焚之際，“病急亂投醫”，留下一些“癡人囈語”。

雖然那場“新文字運動”未能“修成正果”，但是卻造成在中小學“推行白話文，廢除讀經”的事實，使中國出現了文化斷層。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當局採納“漢字落後論”者的意見，把“文字改革”演變成政府行爲，於是，西方語言學及其文字觀堂而皇之地進入我國大中小學教育陣地，在大力推行普通話的同時，簡化漢字，制定“漢語拼音方案”，試圖最終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漢字。

直至改革開放之後，政府和廣大民眾才認識到，當年“文盲多，教育落後”並非漢字之過。2000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18條，終於對《漢語拼音方案》給出“作爲拼音和注音工具”的定位。

儘管這樣，設想那些在“文字改革大潮”裡浸泡了幾十年的老一輩語言學家們都能主動反思西方語言學及其文字觀的錯誤，顯然是不現實的，也沒有必要求全責備。不過，少數頑冥不化的“老先生”仍然利用其話語權爲西學站臺，實在是有些不識時務咯。

2004年8月20日，《漢語拼音方案》主要制訂者周有光（時年99歲）在爲王開揚《漢字現代化研究》一書作的序文中竟然說，“漢字是一種低效率文字，這個事實沒有發生改變。它依舊是文化發展的包袱。”原來周有光先生如此效忠“語文現代化”，竟到了誓將漢字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地步。不知陸教授對他的這位導師作何評價？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而文化自信，首先是文字自信。漢字和漢語是中華文化的基礎。所以一個語文素養高的中國人，必然會秉持漢字自信，維護以漢語和漢字爲法定的中國通用語言文字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