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观点｜葛兆光：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是我近十几年在复旦大学讲“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这门课的讲义。

之所以要讲这门课，是因为2010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设立了“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招生方向，必须要有一门和“亚洲史”有关的基础课程。可是亚洲那么大，没有谁能包揽，没有谁愿意承揽这个活儿，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来，于是开始准备讲义。

讲义的初稿是2011年的春天，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时开始草拟的。胡适曾经任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Gest Library），就在东亚系的Jones Hall隔壁Frist Campus Center的楼上。我真应该感谢这个图书馆！它收藏的东亚文献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收藏的东亚论著也刺激了很多的研究思路。至今还记得，我当时在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里，摊开稿本开始撰写课程大纲，想到什么就用笔在纸上写下来，看到什么也用贴纸记下来贴在大纲上。就这样，两个月里，渐渐积累了一大沓稿纸和五花八门的资料。

五月中回到上海，就开始把大纲和资料，另外手写，重新修改成讲稿，那时的讲稿很粗略，只是作为讲课时的提示性内容。我历来讲课，都是一边讲一边完善。这一年的九月开学，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第一次讲这门课，当时的自我感觉，好像还颇像模像样。于是此后十一年里，陆陆续续讲了八九次，讲了再改，改了又讲。在十几年里，这份讲义渐渐地从手写的大纲和抄录的贴纸，变成录入电脑打印出来的讲义，打印的讲义天头地脚上，陆陆续续又写满了新的内容，旁边又贴上了好多写满字的贴纸，然后，再一次重新录入打印。周而复始，到了2021年，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经过近十轮讲述，2021年的秋冬学期，我最后一次上这门课，手中的讲义也渐渐成形。很多人都知道，多年来我的习惯是，一旦讲义完成并交付出版，这门课便不会再讲了，既是自信它已经完成使命，也是因为害怕再照本宣科让听众笑话。可是，也许是因为这门课完全是一个尝试罢，这回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儿不自信，我总是在想，课虽然讲完了，但不知道这门课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达到。

葛兆光（左一）与燕爽、戴燕参观社联东馆

《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是我近二十年来给硕士研究生开“中国学术史专题”课程的讲稿，这门课在清华大学讲过，也在复旦大学讲过，原意是想给刚刚进入研究之门的硕士生们一点儿有关学术史的常识，从学术史里学到做学问的方法。我一直觉得，从学习常识的大学生，变成创造新知的硕士生，是一个大转折，之所以叫“研究生”，就是说要开始自己独特的研究，而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就得对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里前人的研究状况，多少有一点儿了解，而前人的研究状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史”。

不过，“学术”的内容太广，“学术史”的范围太大，我知识有限，只是讲了很小的一部分，也只是在我熟悉的思想史领域。所以严格地说，这本书的书名应当叫“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研究的学术史”。但是，作为出版物，书名不宜太冗长太缠绕，所以不避疑义，干脆就叫“学术史讲义”，为了说得明白，又在下面加了一个副标题叫“给硕士生的七堂课”。

我本来也没想出版，但听过这门课的学生，特别是同在文史研究院任教的张佳博士却很鼓励我出版。为什么？他说“这门课很有用”。“有用”这个词在如今大学人文学科里，多少有一些不合时宜。现在的大学人文学科，有人常常标榜“无用之为大用”。有时候说得兴起，甚至把坐在虚空云端里讲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头，以及类似“安慰剂”一样的心灵鸡汤，也当作人文学科祛除自卑、傲视众生的本领。所以，他们不免对工具性的“有用”嗤之以鼻，以至于害得有些研究生也走上“游谈无根”和“放言高论”的路向。

曾经读到宋人引用米芾（1051—1107）论书法的一段话，这个大书法家说，前人讲书法，常常是“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愈远”。他觉得，这对学习书法的人毫无意义。他倒是要讲实在的方法，“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这里的“入人”二字，相当有深意，就是你讲的道理和方法，要让人能真的进入书法之门。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当老师的，不能不多讲一些“有用”的课，让硕士研究生从一开始，就学一些基本知识和有用方法，免得将来成为徒有屠龙技却无所施展的空头学者。

那么，什么是有用的？我曾经说过，人文学科应该“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门课是给硕士生开设的，我曾经强调这是给硕士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所以，格外注重入门的“途径”和“方法”。正如我在《开场白》里所说的，从大的来说，就是通过学术史了解你从事的这个领域或者这个主题，“现代学术”是怎样从“传统学术”中转型而来的，了解这一领域的“学术转型”之背景是什么，这一领域的当下学术研究的趋向、理论和方法如何，未来学术发展的可能方向是什么；从小的来说，就是通过学术史，看看各领域里前人做了什么，他们怎么做的，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谁的研究是典范，还有什么地方什么课题可以做。

古代中国有一个人所皆知的故事，就是点石成金。当老师的，是给研究生现成的金子让他花，还是给他一个可以点石成金的指头？我觉得后者更重要。古人曾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可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却偏偏强调要“金针度人”。老话说，“授人以鱼，何如授人以渔”，我想，我这门课不敢说是“金针度人”，但至少我有“授人以渔”的愿望。

这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出版于十五年以前。趁着今年（指2020年）在日本访问，遭遇新冠肺炎病毒流行不得不困守东京的时机，重新对此书进行大规模的增补修订。

这次增补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新增加了《开场白》和第一讲《汉字形塑了“中国”？》，在各讲中，也增补了若干节内容，使得全书的讲述更加完整。第二，给每一讲增加了“阅读文献”，选录数则古代有关文献，目的是让读者在听我讲的同时，也阅读一些关键文本，直接体会古代中国文化的各种传统论说；同时，也适当调整或补充了“参考论著”，增加一些新的研究著作，供一些有心深入研究的读者参考。第三，重新全面修订了文本，至少改正、调整和补充了上千处文句，也许，经过这番修订，全书的表达会更加流畅和准确。第四，把过去的插图重新做了调换，补充了近百幅图片，也许这更能呈现所谓“左图右文”的讲义性质。

回头翻看工作日志，发现这次增补修订，竟然从四月一直到七月，延续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东京如云如雾般的樱花谢了，接着是姹紫嫣红的杜鹃，杜鹃花之后，到处是玲珑跳跃的紫阳花，等到修订完毕的七月中，则看到满池塘的荷花争相开放。面对如画般的美好风景，你想象不到这场疫情，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搅乱生活和工作，以至于我在东京大学的计划完全停顿。在这三个月中，唯一还能自我安慰的，就是终于定下心来，把这本讲义从容修订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