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记者和三个杀人逃犯的故事│止戈出品
止戈传媒出品第 5 篇战争故事
没时间看文字，那就听听呗～～ （制作：黄雨双）
我是一名女记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我和三个杀人逃犯的故事。
2009年4月，作者于兰州火车站
第一个杀人犯的故事
王锡会曾是兰州西固有名的混混，因为眼睛长得小，人送外号“尕瞌睡”。
当小偷对王锡会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但从1997年10月开始，他轻易不敢去偷了，不是洗手不干，而是犯下了命案，怕万一被抓到就麻烦了。
这年10月23日，王锡会带着女朋友逛街，一辆停靠在路边的三轮摩托突然失控，撞到了王锡会。据王讲，对方车上4个人，不但没道歉，还指责他走路不长眼。双方一言不合，开始厮打起来。
王锡会曾三进少管所，连女朋友都是在里面认识的。他哪肯咽下这口气，拿出随身带的刀子一阵乱捅，对方两人当场被捅翻在地，另外两个飞快逃走。
出事后的当天晚上，王锡会给路边开小卖部的熟人打电话，对方告诉他有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被送往医院，不知死活。
从此，王锡会开始长达12年的亡命天涯。
第一站，王锡会坐火车去了新疆克拉玛依。
迫于生计，他到柳树沟一个小煤矿推煤车，挣得钱比做小偷时少多了。他从小在城里长大，哪受过这苦，但为了逃命，不得不安下心来。
1个多月后，警察来了。
听见警车响，王锡会撒腿就跑，翻山越岭，不问西东。结果到晚上就迷路了，来到一个岔路口。月亮很亮，正犹豫往哪走时，抬头看见一匹狼虎视眈眈地坐在山坡上盯着他。他趴地下一动不敢动，狼也不动，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等天大亮时，他才看清那只是一个树根！
离开柳树沟，王锡会又辗转到了玛纳斯、石河子、乌苏、奎屯等地的煤矿做工。
让王锡会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奎屯，那是个黑煤矿。煤矿雇了好多打手，矿工不但拿不到工钱，连逃跑都很困难。王锡会想，死在这里太不值得了。他整整谋划了5个月，终于趁一天黑夜逃了出来，到奎屯市的一个工地找了份活。
后来他想，那天的警车应该不是去抓他的，或许是去查黑煤窑。他好遗憾没领工钱就跑了。
王锡会很勤快，面馆打工比推煤车轻松多了，他很快得到老板娘赏识。老板娘的态度让王锡会有些想入非非，甚至一度幻想着与老板娘共结连理，在上海安家。
然而，就在两人越走越近时，老板娘的男朋友回来了。王锡会这才知道老板娘的男朋友也在上海另外一个区开拉面馆。
老板娘的男朋友看出王锡会与老板娘有些暧昧，担心节外生枝、东窗事发的王锡会，不得已扒上火车返回了新疆。
有了之前在拉面馆打工的经验，王锡会拉着一个拉面师傅一起开了家拉面馆。这位师傅名叫燕照金，比他小一点，甘肃正宁县人。
王锡会一看他的身份证，笑了。
身份证上的照片几乎和他一模一样，他觉得是找对人了。
由于害怕被人察觉他是杀人逃犯，王锡会低调做事，乐善好施。他的举动不但蒙蔽了周围人，也让一个离了婚的女大学生动了心。很快，两人同居，对方说喜欢他的善良。
王锡会多才多艺，很有女人缘（汤兴萍摄）
但后来，王锡会慢慢发现女孩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经常嫌他做拉面挣钱太少，要他大胆去闯一闯。
王锡会有话不敢讲，整天臊眉耷眼，被她骂窝囊废。王锡会很痛苦，最后选择了悄悄离开。
临走时，他顺走了拉面师傅燕照金的身份证。
后来，王锡会告诉我，在库尔勒开拉面馆那阵子是他这辈子最辉煌的一段，那时真想做回一个正常人，好想有个家，“离开库尔勒时，我心痛得不行。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不能好好呵护，算什么男人？我早点离开她，是为了维护她心中我那个好人的形象。”
离开库尔勒，王锡会一路直奔云南普洱，在机场边上租了一间民房，成天酗酒。没多久，他仅有的3000多元钱就花光了。
陷入绝望的王锡会不想活了，买了一瓶“敌杀死”，决定自杀。
往事如昨，他边喝酒边回忆，想起在兰州混社会的日子，想起劳教出来后和初恋女友一起卖羊肉串的快活。
不知不觉，王锡会把自己喝醉了，等醒来时，发现酒光了，“敌杀死”还没有动。而这时，他已经没了自杀的勇气。碰巧，房东进来要房租，发现了“敌杀死”，感觉不对劲，就把他赶走了。
离开普洱市，王锡会辗转来到了大理和楚雄一带。
他看到有人在街头擦皮鞋，他决定去做这行。花了65元配置了行头，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工了。欣慰的是，一晚上竟然挣了50元。
没有谁能看出他是个杀人逃犯（汤兴萍摄）
王锡会很聪明，有了这50元的第一桶金，他买了一个密码箱和高档擦鞋用品，别人擦鞋都是收1元，他收5元，居然有很多人愿意掏5块钱享受当老板的感觉，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随着时间推移，王锡会越来越想家。
2002年，王锡会出逃5年后，他认识了白族姑娘杨良开，这一次，他动了结婚的念头，拿着燕照金的身份证和对方去当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对方要办婚宴，让他的父母来，但是他不敢。因为亲朋好友一来，事情就穿帮了。
女方很委屈。
王锡会更觉得对不起妻子的是，她只知道他叫燕照金，并不知道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是一个杀人逃犯！
虽然结了婚，但王锡会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他不停做恶梦，梦见警察来抓他。也不敢要孩子，因为这场婚姻随时都可能完蛋！
王锡会的心不在焉，引来妻子娘家人的不满。不到半年，这场婚姻就结束了。
离婚以后，王锡会又去过四川、广东等地，擦鞋箱成了他最好的庇护。穿制服的只有城管赶过他，警察从来不查他。到最后，他将藏匿地点选择了云南宣威，他发现网络发展太快，作为网上通缉对象，他不敢轻易再换地方。
不过，无论到那里，他都带着那本离婚证，那是他曾经有过家的证明。
第二个杀人犯的故事
1990年9月24号晚上，重庆合川人李宏和好友唐某相约吃宵夜，同来的还有唐某刚从部队复员的朋友刘强。
喝酒之后，刘强趁着酒劲叫李宏给他买一包“黄果树”牌香烟。李宏不买，双方就动了手。李宏用刀捅了刘强大腿，致其倒地昏迷。二人认为刘强已死，将其抬起来扔到了江里。
将人扔到江里后，俩人酒也醒了，知道闯了大祸，决定各自跑路。多年以后他们才知道，刘强是被水淹死的。
临走前，李宏对着家的方向磕了3个头，说了句：“妈妈，儿子对不起您了！”
这一别，就是19年。
在此之前，李宏的初恋移情一位警察。李宏整个人就变了，经常喝酒，喝醉了连母亲都打，等酒醒了，又向母亲去道歉。母亲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
从小起，李宏就很独立，4岁时就一个人去看过电影。等上了学，学习成绩好，一直是班上的尖子。
李宏逃到了云南景东，3年后和当地一位女子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很可爱，尤其是学会叫爸爸时，李宏感觉好幸福。
由于不敢暴露身份，他一直不敢去登记结婚。女儿一天天长大，结婚的事情就被丈母娘家人步步紧逼。有一天，他和岳父一起喝酒，喝多了，岳父又提起这事，他一着急，就说出自己有命案在身的事。
第二天酒醒后，李宏想起昨晚的酒后失言，吓出一身冷汗，他怕岳父告发他，像惊弓之鸟一样再次仓皇跑路。那时，他的女儿只有两岁零7个月。从那以后，李宏再也没和她们娘俩联系过。
逃走后的李宏，到工地上打零工谋生，甚至参与过云南红河州政府大楼的建设。这座被网友评价赛过美国白宫的奢华建筑，成了李宏最喜欢回忆的谈资。
“红河白宫”
无论走到哪里，李宏最想念的是女儿，看到和她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就想去抱一抱。
除了女儿，母亲也常常出现在他的梦里。
第三个杀人犯的故事
2007年4月11日，正在西安北关某超市附近摆摊的相锐，遇到了前来收保护费的地痞韦某，相说“没钱”，于是手机被韦某抢走。手机是父亲给的，回家后，父亲责怪他，“你骑个车把你妈淹死了，给你个手机又被人抢了，你这种人还有什么用！”
父亲说的是事实，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买衣服，结果不小心掉进河里，母亲溺水身亡！
相锐一生都不能原谅自己。他觉得，不能再这么窝囊了。
第二天中午，相锐在西安北稍门找到韦某，想要索回手机，两人发生争吵。相锐掏出一把刀捅向韦某，韦某当即倒在血泊中，相锐吓得赶紧跑了。韦某后因失血过多死亡。西安公安莲湖分局将相锐列为逃犯网上通缉。
负责办案的警官叫刘立新，一位退役军人，他曾多次获得相锐的踪迹，但每次都是慢了半拍。
刘立新警官曾是一名军人
相锐先是逃到了青海，在此之前，他曾在那里做过6年保安。但正是这个经历，让相锐觉得此地不宜久留，肯定是警察最容易怀疑到的地方，于是又转道兰州。
的确，刘立新第一个判断就是相锐可能会去青海，而他又得到一个重要线索，相锐曾给西安的朋友打过一个电话，顺藤摸瓜，等刘立新赶到青海时，相锐已经离开了。
到了兰州，相锐还是不踏实，毕竟离西安太近，于是短暂停留后，去了成都。
在成都火车站，相锐用一个公用电话给西安警方联系，想自首，但那时态度不是很坚定。等接到线索的刘立新赶到成都时，只找到了相锐用过的那个电话亭。本来相锐觉得成都是一个好地方，打算长时间停留，但看见警察随机抽查路人的身份证，拔脚就走，逃往昆明。
相锐也知道警察一直在找他，心里非常害怕。他每去一个地方前，先是买地图来研究，再就是关注当地的新闻，如果当地要举办大型活动了，他就不敢去。他还研究过很多逃犯的逃亡经验，不断训练自身的心理素质，做到处惊不乱。
逃亡的日子很难过，靠打零工挣钱，发了工资就下馆子吃饭，住城中村的小旅馆；没钱时只能去捡剩饭吃，还住过桥洞、建筑管道。
但不论多苦，他都不敢再干违法的事了。
相锐也曾想找一份正式点的工作，但一打听，都要身份证，就不敢再问了。
云南的报栏里，每月都会刊登追逃信息，相锐每次去看，都要将帽檐压低，生怕被认出来。
有一天，他看到一篇启事：相锐，西安警方请你投案自首。他知道，警察又追来了。
这次暴露地点，是因为他又给西安的110打了电话，他觉得对不起死者，想自首，但害怕被判死刑，又放弃了。
在昆明住了多日，刘立新还是没有找到相锐，这是他从警以来最辛苦的一次追逃。越累，他越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茫茫人海中抓住相锐。
为了谋生，相锐去了一家砖厂干活，介绍他去的人是在街头认识的，他曾向对方说了自己犯的事，流露出想自首的想法，结果对方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去了砖厂，才发现上当了，那是一个黑砖厂，有一个人想逃走，结果被抓回来打断了腿。半年后，相锐伺机逃出，其过程就像越狱一样。
世界之大，竟没有自己的藏身之地。相锐有些厌倦了逃亡的日子，他想，只要不被枪毙，他就自首。
一位烈士的故事
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个人物，我从来没见过，但正是他将我这个女记者和杀人犯联系在了一起。
2007年国庆节，援滇的上海教师龚奇到云南麻栗坡陵园参观时，了解到陵园里有唯一的上海籍烈士刘贵彦，1984年牺牲于对越战争，年仅26岁。
龚奇在瞻仰中发现，刘贵彦烈士墓前长着许多杂草，墓碑上还积着厚厚的尘垢。望着墓碑上黑白小照里那张微笑的青春朝气的脸，龚奇感觉心酸。
春节回沪探亲当天，龚奇找到了刘贵彦烈士的父亲刘亚东。从老人口中得知，刘贵彦下葬时，由部队出资，老人曾与儿子生前的女友前去整理他的遗物，并到墓地祭扫。之后因为路途遥远且生活拮据，再没有去过。
2009年3月，在沪滇两地媒体、热心企业的帮助下，刘贵彦烈士的母亲孙杏英终于来到了儿子的墓前。对于满头白发的烈士母亲来说，有生之年能到麻栗坡祭扫儿子，是她最大的愿望。
在儿子的墓前，孙杏英哭得差点晕过去，她不停地说，“贵彦，妈妈对不起你！原谅妈妈这些年一直没有来看你……”
老人知道，来麻栗坡给儿子扫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临走时，她抓了儿子坟前的一把土，“贵彦，你想妈妈了吧，妈妈这就带你回家……”
我和他们的故事
前面讲了三个杀人逃犯的故事，以及一个烈士母亲的故事。下面该是我和他们的故事了。
2009年3月，时为《云南信息报》记者的我，全程跟踪孙杏英母亲去为儿子扫墓的活动，写了一个长篇报道，《25年后再见儿子却是冰冷的墓碑》。
报道刊出第6天的一个晚上，报社热线接到一个电话，指明要找我，说有很重要的线索。我打电话过去，一个男人在电话那头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一个杀人犯，想了许久，决定给你打这个电话，我需要你的帮助，请你不要通知警方……”
我当时就有些懵。
他很警惕，一连换了5次公用电话跟我联系，我终于弄明白了他的情况。
我们约定，我将乘坐次日上午的城际列车，只身前往距离昆明200公里的宣威市与他见面。我不能报警，且保持电话畅通。
那一夜，我彻夜难眠，各种担忧与猜测在内心打着乱仗，他是真想自首还是另有图谋？
凌晨3点，我起床打开电脑搜索“犯罪心理学”，试图寻找相似案例，看得心里更乱后，又爬到书柜上去翻关于参禅悟道的书。
就在这时，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我自首了，最轻也判我20年，你手里攥着我的20年！”
他声音沙哑，情绪很不稳定，看来也是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当我走进昆明火车站时，又接到了他的电话，“你上火车了吗？你是一个人吗？你记着，你手里攥着我的20年！”
这句话听得我更加紧张。
列车准点到达宣威火车站，在车站广场，我尽可能站在开阔的地方才有安全感。
等了好长时间，我终于接到他的电话，“你身边是不是有个修理自行车的小摊？”我扭头看，在我右边确实有个人在修自行车。
回头再看，一辆出租车已经停在旁边，副驾位上一个小眼睛男人朝我招手，喊我上车。
我硬着头皮上了车，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他说，要带我去郊外一个安静的地方。巨大的恐惧排山倒海向我袭来！
出租车开始加速，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下出租车司机的脸，他面无表情。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
“王大哥……”我无助地脱口而出。
“你叫我什么？大哥？我没听错吧！”前排副驾位的男人扭过头，我看见他小眼睛两眼放光。
“你比我年长，应该称你大哥……”我迫使自己镇定。
“好多年没人叫过我大哥了！”他说。
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但并不代表他已忘却了江湖。
于是我趁机说：“大哥，我昨天晚上就想好了，今天一定要请你吃饭。这样吧，我们去仁和酒店，听说这个酒店比较好。师傅，你说是吧？”我试探司机是否和他是一伙的。
出租车司机说：“仁和酒店还不错。”
听司机这么一说，我放下心来。
到了酒店，上楼时，我问服务员有没有小包间，我发现他东张西望，应该是在观察有没有便衣。
我点了鱼、虾、猪肉和饺子，还要了一瓶白酒。他有故事我有酒。大家放心，我还是有一些酒量的。
他是王锡会。
他说，看到了我写烈士母亲的报道，“她和我母亲同岁，她是英雄的母亲，会受到尊敬，而我的母亲，是杀人犯的母亲。”
说这到里，他开始抹眼泪：“我把擦皮鞋挣来的钱都买了彩票，我希望能中大奖把钱都给我妈妈，可我从来就没中过奖。我的母亲肯定很伤心，她好可怜，我都没有机会孝敬她。”
他哭得稀里哗啦。
我安慰他，如果投案自首，我会尽力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见到母亲。听到我的承诺，他忽然跪地对我磕头。
我知道他最牵挂最愧疚就是母亲。我告诉他，因为想儿子，刘贵彦的妈妈几乎哭瞎了双眼，还落下了心脏病。
我的话打动了他。
当天下午5点半，王锡会跟着我走进宣威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王锡会被移交兰州警方，在押解兰州时，我陪他前往。
我们坐的火车是软卧，这是王锡会有生以来头一次坐软卧。他有些兴奋，自说自话：“如果我不是自首，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后来他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向办案的潘警官要烟抽。
“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回家了。”他说。
抵达兰州后，我也按照当初的承诺，帮他申请和家人见面。没想到，按照规定，在这个阶段犯罪嫌疑人是不允许会见家人的。我急了，给兰州警方讲了原因，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王锡会的母亲很快来到潘警官的办公室。没一会儿，王锡会被带来了。在走廊上，我对他说，“你妈妈和家人都来了。”他闻言“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手铐和脚镣的金属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很刺耳。
他跪着爬进办公室，哭得震天动地：“妈……，我对不起你！”
王锡会自首后，向父母下跪
“我犯了罪，应该受到惩罚。我会安心服刑，争取早日获得自由。”会见结束后，王锡会告诉我。
一个从小就放荡不羁劣迹斑斑并犯下命案亡命天涯12年的他，终于找回了人性与良知。
我带王锡会自首的报道刊发后，看到报道的李宏给我打来电话，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杀了人后是否存在“20年就过了追诉期限”的说法，“如果是真的，我就没有必要自首了。”
他已经逃亡19年了。
我告诉他，不可能。他很干脆地说：“好吧，你带我去自首。”
他约我到云南蒙自见面。这次我不仅花钱请他吃饭，还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因为他说“不想让母亲看到我太狼狈。”
在红河州政府大楼前，他照了一张相，“我在那里付出过辛勤的汗水。”
第二次见杀人逃犯，也不轻松，只不过比第一次轻松一些，这家伙比王锡会难对付。
李宏说，他是看到报纸上王锡会给母亲磕头的照片时，决定给我打电话的。他在逃亡那天的案发现场，也给母亲磕过头。
李宏自首的报道（文中王锡会化名王会）
李宏很明确地告诉我，我可以带他去自首，但是要确保他不会被判处死刑。据我当记者多年的采访经验，对李宏的案情轻重基本有个判断，我告诉他，如果是自首，一般不会被判死刑。
那天是周末，我带李宏去红河州公安局自首时，已经明确告诉对方是杀人逃犯，接待的人却有些不耐烦地说：“明天来吧，今天不上班。”
真是好笑，我当时就有些火了，亮明记者的身份，对方赶快叫来了他的领导。
警察送来的盒饭里竟然有大虾（杨映波摄）
但是在被押解往蒙自县公安局时，李宏突然转身恶狠狠地对我大喊：“汤记者，如果我被枪毙了，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这句话让我全身发冷。
后来我在随警方押送他回合川的路上问起他这事，他说他当时很怕死。我反问他：“那你把人杀了，有没有想过对方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他说有想过，所以才惶惶不可终日。
2009年5月7日中午，杀人逃亡19年的李宏被押解回合川，令他70岁的母亲唐才碧始料未及。
忽然见到儿子的母亲，还来不及消化内心的复杂情绪，就被10几家媒体的“长枪短炮”包围。这个可怜的母亲，语无伦次、小心翼翼地迎合一切。她说，儿子有罪，是因为母亲没有教养好，所以母亲也有罪，“我恨不得他死在外面，永远都不想见到他。”
但我发现，她内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我都70岁了，还得硬撑着这个家，是因为儿子不成器啊！不过，现在儿子回来了，我好像又看到了希望。”
她叮嘱李宏，“向政府把你的问题老老实实交代清楚！”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李宏被押解走进公安局时，在大门口遇到一位警察，他向对方说了句“我回来了”，对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回来就好”，好像两个熟识的人打招呼。
后来我才知道，他当年失恋的原因，就是因为女友和这名警察好上了。他还去打过这个警察，结果不但没打过警察，还背了一个“袭警”的罪名被关了几天。
失恋之后，李宏开始酗酒。如果不是酗酒后失手杀人，李宏的人生应当是另外的场景。
不久后，我接到李宏母亲的电话，说儿子告诉她在云南还有一个孙女，问我能不能帮她联系到对方，“我们当爷爷奶奶的不能不管啊！”
我也没有办法。我劝她，“现在孩子还小，你们现在联系到她，是告诉她父亲是一个杀人犯吗？还不如等她长大了再联系。”
看到我连续劝两名杀人逃犯自首的报道，让相锐下定决心给我打电话。我不得不又自掏腰包请他吃了一顿大餐。
2011年6月8日，相锐被警方押解回西安，我陪同一起前往。和相锐一起被押解回西安的，还有一位专门抢夜场小姐钱物的嫌犯。
在昆明火车站候车室（程艺辉摄）
两个嫌犯在车上先聊上了。抢劫嫌犯说，小姐的钱不干净，他们是替天行道，只劫财不劫色。他不认为自己是在干坏事，他说相锐杀人，是真正的犯罪。相锐则鄙视地说：“你们都是惯犯，是有预谋的犯罪，我只是不小心杀了个人。”
列车从昆明到西安需要36个小时，刑警刘立新与逃犯相锐面对面坐着，36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足够俩人把这4年多猫捉老鼠的故事说完。
刘立新看着相锐，笑着问他：“相锐，你告诉我，这几年都是怎么跑的？”
“这不是审讯。”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刘立新特意插了一句。
相锐逃得艰难，虽多次侥幸逃脱，但心里从未踏实过。刘警官追得辛苦，尽管每次都慢了半拍，但始终坚信总有一天能抓到相锐。就这样，警察与逃犯之间展开了持续了长达4年之久的斗智斗勇。
刘立新特别感兴趣的是，相锐为什么会找一位女记者来帮他自首。相锐说，他看了我写的报道，又看了央视《讲述》栏目对我的采访，觉得我在节目里讲的话很贴心，能理解他们这种逃亡者的苦衷，是很真诚的，靠得住。
那36个小时，大家都舍不得睡觉，警察、杀人嫌犯、女记者之间，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或许是大家都明白，火车到站后，我们又要回到各自的角色。
刑警、杀人犯、女记者一席谈（程艺辉摄）
刘立新告诉相锐，“你跑了4年多，你知道西安的变化多大吗？大明宫旧址修好了，房价都飚到1万多了。要是你不犯事，以你的聪明，早就当老板了。”
相锐也感叹说，“是啊，逃亡的日子一点不好过。尤其是昆明搞拆迁，把城中村一个个都拆完了，拆得我没处藏身。”
尾声
几乎每年，我都会接到我帮过的犯人从监狱来的信或者电话。
王锡会被判15年有期徒刑，他告诉我，他一定会努力改造，等将来重获自由，一定要办一场风光的婚礼。
李宏则说，他表现积极，已经获得两次减刑，母亲担心他出狱后无家可归，用毕生的积蓄为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他准备把这套房留给已经20年没见过的女儿，算作给她的补偿。
相锐依然保持着他的机灵劲，告诉我，他会认真服刑争取早日重获自由，“等我出来，我要请你还有王锡会、李宏一起吃饭。”
这么多故事都缘于刘贵彦烈士。前不久，我致电烈士的妈妈，得知她得了脑梗，幸运的是，有烈士的弟弟在身边伺候。
如果不打仗，刘贵彦一定会回到家乡照顾自己的母亲。三个杀人犯，也有了新的梦想。只要还活着，人生从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
上海滨海古园为刘贵彦烈士修建了衣冠坟（墓园供图）
烈士刘贵彦再也无法醒来，而三个杀人犯，却因他获得了新生。
当然，关于逃犯找我自首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在第三个杀人逃犯相锐自首后的一天深夜，我又接到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汤记者，我也是一名逃犯，想和你聊聊，你现在能来见我吗？”
“可以。”经历过他们三个，我已经很淡定了。
他告诉我一个地址，大板桥，位于昆明东郊，一个还很荒凉的地方。我并不担心。
准备出发时，我随口问他：“你犯的什么事？”
“强奸。”
……
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接到类似的电话，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热线电话都撤了。有时候猜测，是不是因为街头的公用电话已经没有了的缘故？
我现在是止戈传媒的工作人员，如果有逃犯愿意通过我帮助自首，可以给我邮件：txpgogo@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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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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