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连长遗著，讲述四个战场上的婚礼｜止戈出品

原创姚拓龙哥的战场

止戈传媒出品第 8 篇战争故事

本文作者姚拓是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1949来到香港，之后前往马来西亚，成为当地一位著名的华裔作家。因为采访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计划去采访他，却得知他已于2009年去世。他的儿子为我们提供了姚拓先生的部分著作，其中有很多和他参加的那场战争有关。今天推出这篇文章，纪念姚拓先生，也希望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当事人或他们的后代，能和我们联系。

1942年冬天，我被派到驻在云南下关的部队里去当少尉排长。

一到连部，王连长从房内出来，一眼就认出我，把我拉到他的房内取暖。房子里有一盆木炭火，有两个人围着火盆喝酒。

经连长介绍，一个是第一排排长张德明，另一个是第三排排长屠龙。

我们刚坐好，连长仰起脖子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他们两个人说：“接着讲下去吧，我们还没有讲完哩！”

他们两个人，都哈哈笑了起来。那个被叫做大洋马的张德明说：“连长，还是讲你的吧，反正你的经验有得是！”

连长的圆脸本来就有点红，这时在炭火反映下，越发映得成为紫色了。

我有些糊涂了，说：“你们到底说什么话？”

“这年头我们不说‘女人’还说什么？”连长把“女人”这两个字提得特别高，“反正女人都是婊子！”

听到这句话，张德明忽然站起来，拿起帽子径自出去了，连招呼也没有打。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张排长已经有了未婚妻，是他的表妹，现在还住在他的老家山东德州，经常来往书信。屠龙也有一个女朋友，是中学同学，住在陕西，一星期起码有3封信来。

有一天，我在张德明的房内，他告诉我说：“假如不是打仗，说不定我已经和我表妹结婚了。”

他顺手在衣袋的小日记簿内，取出一张3寸相片给我看。是张全身的相片，穿着厚厚的棉衣服，头发剪得短到耳朵边，像个学生。因为日子久了，相片已经有些皱纹和褪了色。

我说：“真漂亮啊！她还在读书吗？”

“高中已经毕业了，没法读大学。想从沦陷区逃出来，又不可能……”张德明说着忽然低下了头，等他转过脸时，他的眼睛有些红了。

屠排长的女朋友，据他自己说，个子高高的，他们在中学读书时，她还是校花呢！只是，屠龙舍不得把相片给我们看，我们就喊着要看情书。

屠龙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再推却了，就从床底下抽出他的破皮箱来，然后打开皮箱。哗！这个小皮箱内几乎满满的全是“情书”，而且这些情书像装订好的笔记簿一般，一本一本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

虽然是说要看他的情书，但真的要我们看，我们又不好意思起来，随便看了两眼，信上的字很清秀。

我们的王连长，和我的态度就不同了。每逢在一块谈到女人，他总要提高嗓子挖苦他们一番。

王连长是一个很勇敢的军人，从一个二等兵，一直能升到上尉连长这个地位，十多年了，不知要经历多少次战役！据说有一次在山西一代和日本人作战，他们守的那个山头，前后只有他一个人了，他竟一口气投掷了一百多枚手榴弹，结果山头守住了，他头上、臂上、腿上都挂了彩。他就是在那一仗后升的连长，军部还特地颁了一个银盾的奖章给他。他把这枚奖章看成宝贝似的，一星期总要拿出来用白布揩几次。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连长这个荣耀，后来竟完全败坏在一个卖橘子的女人手里。

那年冬天一过，连长一个人老往下关街上去闲逛，一直到晚上快要点名时才唱着戏归来。

屠龙是个细心的人，“连长天天都刮脸上街，一定有什么秘密！”

果然没多久，全连的弟兄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原来炊事班长每逢上街买菜，总看到连长穿着笔挺的军装，坐在一个卖橘子的女人的摊旁；而这个女人，就是下关街上有名的“橘子西施”。

既然秘密已经公开，连长也不必再去隐隐藏藏了。

连长的女朋友姓郑，快到30岁了吧！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好像两只眼睛都隐藏在白粉里。她的个子又瘦又高，和我们的矮连长站在一起，一长一短，看起来颇有点滑稽。

不管人家怎么说，就在第二年的春天，王连长和橘子西施在下关正式结婚了。我们的连长从此不仅滴酒不沾了，连香烟也戒了。

结婚后，他不再和我们谈女人的事情。有一次，屠龙故意质问他：“女人不都是‘婊子’吗？连长！”

他马上面红耳赤。

1943年5月间，我们部队离开了下关，开到保山，然后奉命去到怒江沿岸担任“江防”。

日本人虽然和我们仅仅只隔一条河，可是，他们那时候已没有力量进攻，倒比在后面集中训练还要轻松得多。所以，连长太太也跟着到了江边。那年冬天刚过完，她生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像连长的样子，哭起来的声音也有点像连长的嗓子，吵得住在连部的弟兄们整个夜晚都不能睡觉。可是，我们的连长却十分疼爱他的女儿，在她满月的那天，他还买了几斤猪肉，给我们加菜。

到了第二年5月，我们接到命令，开始滇西大反攻。

在这以前，我们都知道早晚有一天要反攻的。可是，连长在接到命令后，着急得连饭都不想吃了。

我们看到连长失魂的样子，心内不免有些好笑又好气。

部队渡过怒江，开始攻击前进，王连长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连话都很少和我们说。

王连长以前的战绩，在我们这个部队中一向是有名的。最后攻击敌人死守的一个仓库据点，前面有两连屡攻不下，部队长才拿出我们这一个“王牌连”，命令我们“非一举攻克不可”。

王连长打了一辈子的仗，他很清楚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在下达攻击命令时，他的声调都有点不自然，当时我们还不大觉得，谁知，等到攻击开始时，他一个人躲在我这一排的最后面，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几分泄气。

攻击前进是早上六点钟天拂晓就开始的，到了太阳射出刺眼的光芒时，我们距离敌人阵地还有一千米哩！因为连长一个人躲在后面，部队成了无人指挥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一百多人，疏疏落落地伏在稻田内比蜗牛爬得还要慢。

这样一直拖到了将近中午12点，我们仍没有前进。我当时真气得要命，爬到连长的跟前说：“我们不能趴在这里一天啊，小心团长枪毙人！”

这个得过勋章的连长，却哆嗦着说：“我昨晚做梦见了棺材，今天非死不可了，两条腿一点也爬不动！”说着说着，他竟伏在泥坎上哭起来了。

假如我是团长的话，在当时非马上枪毙他不可。

张德明等得不耐烦了，竟率领他的一排开始单独前进。近敌人阵地500米左右，对方的轻重机关枪如骤雨一般地向我们射来；迫击炮也响了，泥浆和士兵的血肉，四下飞舞。

假如是在拂晓，我们在这个距离内可以减少很大的牺牲。可是，这时已12点多钟，却正好落在敌人的火网之中。未到铁丝网跟前，我们全连已伤了十分之七八。当时张德明伤了右手，屠龙左臂挂彩，我最倒霉，大腿上的肉被炮弹片削了一大块，当场就昏过去了。

只有连长一个人没有受伤。

我因为伤势太重，昏迷了好几天，当我醒来时，发觉我和张德明住在一间房内。我迷迷糊糊曾记得屠龙也受了伤，便问张德明：“屠龙呢，他没有什么事吧？”

“老早回陕西去了！”张德明躺在床上，悠然地吹着烟圈说。

我当时很奇怪，他怎么忽然会一个人溜走了呢？

“当然哪！”张德明笑着说，“负了伤再去会见爱人，岂不是更光荣吗！”

“啊！”我有所悟了，“屠龙的主意倒不错呢，你怎么不回山东结婚呢？”

他淡淡地说：“因为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日本人不走，我永不回家！”

他这几句话，倒使我觉得有点惭愧起来。不过，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只见他背过身去，许久没有转过面来。但等会转了过来，他的眼却是红红的。

张德明左手的伤并不重，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好了。我们的营长还特地给他来了一封信，请他马上回去接任我们那个连的连长职务。信中顺便提到：我们的王连长已经“临阵逃脱”了，军部已下令通缉。

在医院中，我们常常拿王连长讨老婆怕死的事作为笑谈，现在听到这个消息，更增加了我们的笑料。

我在那个后方医院一直住了9个月，伤口才痊愈。在战时，9个月的变化很大，滇西战场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我的部队被空运到广西前线了。

我的伤好了之后，医院给我一些路费，让我去找部队，还为我介绍了一辆顺道到贵阳的军车。

坐在军车上，浏览着公路两旁合抱的松树，和那些不知名的有如碗大的红色花朵，甚至连那高过人头的杂草和荆棘，我对它们也觉得有了亲切之感。

车过下关时，我想去看看我刚来报到时的地方。谁知，当我有意地走到那个从前摆橘子摊的街头，我竟然发现我们的那位“王牌连”连长，正站在摊旁边向一个乡下女人兜生意。

王连长看见我大吃一惊，后来看见我站在那里微笑不语，似乎放了心。

他的衣服是军装改做的，胸上那两个被拆去的口袋，颜色就特别深些，被针缝过的地方还有许多小小的黑洞哩！

连长太太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个饭盒来了。看到我，吃惊地问我：“不是来抓他吧？”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她一看我真的不是来抓他的丈夫，心就放宽了，话也就如连珠炮似地向我射了过来：“你们那个王八部队还通缉人呢！谁没有老婆孩子？下关街上有得是寡妇，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想想办法？打仗，打仗，为了啥？什么日本人中国人，我只要男人……”

告别时，王连长有些欲言又止。我宽慰他，不会说在这里看见过他的！

经过昆明、贵阳、独山，一直到广西的金城江，我赶上了我们的部队。恰好我们那一营有个连长受伤，我马上被派到那个连做了连长。张德明和我在一个营，大家有如隔世见面，我们的感情更加比以前好了。

在广西只有零星的战斗，我做连长不及两个月，日本人就投降了。这以后，我们只是加紧行军，很快地就到了上海。

不打仗，反而使得大家有些无聊起来，我想回老家一趟去看看。

就在我探亲结束返回部队时，无意中在火车站上遇见了屠龙——我以前同连的那位排长。

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和他那位一星期三封信，而这些情书又装满箱的女朋友结了婚。他的太太看上去不比他小，甚至在灯光下还可以看到她眼角的皱纹。

我想，“情”这个字真不可思议，英俊潇洒的屠龙，也会为了他这位并不漂亮的爱人，装了成箱的情书，并且还从老远的云南边疆，不顾一切闲言闲语，偷偷一个人回到陕西。

我问屠龙下一步怎么办，他说要去郑州军官队报到，然后申请改行邮政，“军人我是不干了！”

在候车室里，我们一同等了一个多钟头的车，但我和屠龙谈的话并不多。不知是他谈的没有劲，还是我谈的没有劲，总之，和他谈起来十分乏味。

当我回到上海闸北，张德明正在筹备婚礼。他的表妹——那个提起了就令张德明流泪的未婚妻，已从老家德州赶到上海来。

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结婚而高兴。单单他们两个人的恋爱经过，就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了。在这动乱的30年来，他们彼此需要付出多少眼泪来编织他们的恋爱史啊！

结婚那天，热闹极了。我们的师长给他们证婚。这一对新婚夫妇，实在令人羡慕。张德明的身体本来就很高大魁梧，穿上礼服，越发显得格外英俊；新娘呢，虽已将近30岁了，但北方人的皮肤白嫩，看起来不过二十三四岁罢了。再加上大家都知道他们那么久坚贞相爱的故事，对他们除了羡慕之外，还加上了几分敬仰。

席上，有好多朋友高声呼叫着，要求新郎新娘报告恋爱经过，张德明只好站了起来，“大家都知道，十年前我就离开我的老家德州，那时候我们就订了婚……”

说到这里，他忽然低下了头，不再向下说去。我站得离他们最近，看到张德明面前的白色桌布上，正有眼泪落在上面，一滴一滴，看得很清楚；而新娘的桌面上，也已经有些湿了。

他骤然的停顿，大家起初有些惊讶；靠近他的人，都看到了这个情形，摆手示意大家不要再胡闹下去。当时，就有几位参加婚礼的太太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弄得气氛有点沉闷。

后来，张德明又站起来说：“我真是高兴，高兴得流泪啊！”

我们在上海仅仅只住了4个月，也就是说，张德明婚后不到一个月，忽然有命令要我们的部队开到东北去。命令很紧急，3天内就必须上船，到葫芦岛登陆，然后向锦州方面推进。

日本虽已投降了，战云却密布了整个中国，东北更是一个火药的地区。出发前一天，我去看看张德明，顺便还告诉他在火车站时曾遇见了屠龙夫妇，连我一向保密的王连长在下关卖橘子的故事也告诉了他。

张德明听了之后，笑着问我：“假如你是我，你该怎么办？”

想不到他会这样突如其来地反问我。我想了几秒钟，当时自认为很成功，就这样对他说：“我不知该怎么办，但我一辈子不结婚。”

他的太太在一旁听了，也不由得勉强笑了笑。张德明却“哈哈”地笑了起来，打趣地对我说：“老弟，别发愁！将来你嫂子一定给你介绍个漂亮的小姐，包你不会独身！”

因为大家都要忙着准备出发的事情，我没有再和他们多谈就回来了。虽然我去他那里的原意，是想劝一劝他；后来被他一打岔，又不便说出口来。其实，要我明明白白劝他走王连长的路子，或者学屠龙改行，我也是说不出口的。

做军人就得像个军人！

东北虽是个火药味最浓的地区，但因为这一去距离太远，眷属也都一齐上了船。到了葫芦岛登陆后，就把这群眷属全留在那里，部队很顺利地向锦州方面前进。

我们那一营是前哨营，在我们部队最前面一边搜索一边前进。头三天，没有看见一个敌人。那时候，东北的天气正是最冷的期间，大雪封盖了整个原野，连枯树枝上都压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我们的部队几年来一直在南方过惯了，忽然遇上了这么冷的天气，似乎都有点吃不消，戒备也就松弛了一些。

第四天夜里，我们被突来的敌人包围了。这是来到东北后的第一仗，但这一仗，我们这个部队几乎在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我呢，左臂上负了伤，还不算重，所以还能逃出命来。

张德明呢，据他连上逃回来的士兵说，当时就阵亡了。像那样的溃败情形，连尸首都没法找回来。

当我听到张德明的死讯时，我抱头坐在雪地上痛哭起来。

我拖着疲乏无力的脚步，刚回到葫芦岛后方医院，就看到张德明太太蓬乱着头发在区院内的大病房找来找去，我知道她在找她的等候了十余年而新婚的丈夫。我想，我还是不见她好。我正要退出来，不幸已被她看见了。她一看见我，好像骤然遇见了亲人似的，从那些躺着的伤兵身上，跳了过来，一把拉着我，艰难地说：“德明呢？你说……”

我像木鸡一样，不知用什么话去回答她。

医院内乱糟糟的有许多太太如穿梭一般在伤兵堆中找她们的亲人。有的一边找着，一边哭啼着；还有几个五六岁的孩子，也夹杂在人堆中哭喊着他们的爸爸。

“大嫂，你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我安慰她，“德明也许三两天就回来了！”

她站起来揩了揩泪，没有说话，走了出去。

等她出去后，我连忙写了一封快信寄到张德明的家。这地址还是他在云南作战时给我的，想不到这时候竟真的用得着了。我告诉张德明的哥哥，说德明已阵亡了，要他赶快接德明太太回去，越快越好。

大家都尽量隐瞒着张德明的死讯，可是混账的军部在一张宣布死亡的通告上，却写了张德明的名字。这通告就贴在医院的门口，她看到后就立即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