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开着飞机来接我，可33年后我才见到他 | 止戈出品
她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压低声音激动地说：
“你赶快回家，你妈妈来找你了！”
“妈妈”二字犹如电流一般将我击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运忽然在一瞬间改变，我欲哭无泪，欲笑无声。
小时候，心里一直有个巨大的疑惑，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我却没有，他们去哪了？
相依为命的姑婆告诉我：“你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们说过要回来接你的。”
6岁那年，我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将4岁的我和姑婆从老家资阳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妈、四个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开始登记户口。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在登记完大舅舅家的四个女儿之后， ⼯作人员指着我问我外婆：“那个小男孩是谁？”
外婆答：“是我女儿的小孩。”工作人员说:“那他应该回他妈妈那里去登记。”外婆又回答:“他妈妈爸爸在台湾。” 好心的⼯作人员建议，要我以后用妈妈的姓，这样与户主⼀致，方便登记为养子。
从此，我的姓由“李”改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们为何要去台湾，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没有人告诉我。
登记为大舅舅的养子后，在长辈的授意下，我开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尽管终于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亲生父母，常常一个人发呆，想象父母的样子。
上小学后，我在一篇作文中给妈妈写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这是一封无法寄出的信。那时候我已经明白，台湾，是一个我去不了的地方。
让我没想到的是，舅舅一家为抚养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62年舅妈被逼离职；大姐上不了大学；成绩优秀的⼆姐只能上最次的林业学院。
尽管舅舅⼀直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仍被抓进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场。
我和两个舅舅一家
舅妈失去工作后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里所有的孩子谈话：“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妈的孩子，但二姑妈一家去台湾了。他从小在我们家长大，就是我的儿子，是你们四姐妹的亲兄弟，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永远要把他当作一家人。”
15岁的我尽管还不能完全明白，为何我会给全家带来这样大的影响，但大舅舅的一番话，仍令我感动不已，而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奋读书。
1965年夏天我18岁，参加了文革前最后⼀次高考。考毕交卷，感觉甚佳，放榜之日，却名落孙山。
升学不成，工作不给，只能下乡。
我参加了“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为第四期学员。半年集训完毕后，于1966年3月到凉山西昌插队落户。
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存照，我（右二）
几个月后，文革爆发，红卫兵小将查抄学校档案室，偶然发现我的档案上早已盖有“此人不宜录取”的印章。原因为：父亲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现在台湾。
已经下乡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无可奈何。父债子还，夫复何言！
转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乡整整八年。粗重的农活、枯燥的生活、贫瘠的乡村、彪悍的民风，磨练着人的筋骨，考验着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坟地看守梨园，差点被偷梨山民一梭镖刺进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枪指着头逼我走向武斗战场；曾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过夜；曾赶马车被惊车的马踢得满脸是血；曾路遇狼群吓得眼冒金星；曾挥动大锤打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右）的知青岁月
悠悠岁月，带走了人生宝贵的青春年华，汗水、屈辱、艰辛、孤独，挣扎交织在一起。眼睁睁看着大批“老三届”学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涌向农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红苗正或有关系的知青调回城市，我这样成分高的知青，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扎根农村，一辈子靠挣工分吃饭的现实。
那一年，全队贫下中农一致推荐我上大学，并郑重地在推荐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荐表上呈，经小队、大队、公社、区、县审核，最后送进招生办，划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类别候选。但因为父母在台湾的背景，招办上下其手，我最终被划出名单，再次与上学无缘。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岁月后，舅舅努力设法于1975年将我调回成都，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当了喷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国即将恢复高考的风声不胫而走，我又悄悄看起书来。漫长的知青生涯，学过的知识早还给了老师，我只有每天下班后，挑灯夜战。
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进考场的那天，翻阅试卷，只觉得与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试题水平相差万里。提笔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挥而就。交卷出场，如释重负。
1977年我的高考准考证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做体检，之后便再无音讯。辗转了解得知，工厂按招生委员会的通知，准备好我的政审材料递交公司上级，但公司以我父母在台湾为由，扣下了政审材料，根本没有呈送招生委员会。事情便到此为止，结果仍是不予录取。
1978年夏天，国内的政治空气已逐渐宽松。刚在高考中丢盔弃甲的我又面临着两个选择，举棋不定。
一是趁国家给“老三届”最后一次机会再参加高考，倘若录取，因为工龄只有三年不能带薪学习；二是管辖我所在工厂的成都市第二轻工业局，正在筹办全国首例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大学。
经厂方推荐，我先参加了职大的入学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列入待选名单。职工大学校长在得知我犹豫是否再次参加高考时，当面向我承诺进入职工大学绝无问题。上职工大学是带薪学习，我放弃了当年的高考，专心等待开学。
谁知命运又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直至职工大学开学之日，我也并未接到入学通知。工厂领导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陈情：该员工进厂以来，历年均是先进生产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何况该人连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影响从何而来。
外婆抱着我与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坚决拒绝了厂里送我入学的要求。
记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热，当人生最后一扇大门被关上后，我的心却犹如落入冰窟。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无钱无势、无为无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尽头，每天如行尸走肉般过日子，感觉活着已经没有意义。
那时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个愿望未了——骨肉团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渐加深，思念随着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强。
我在心里一遍遍呼喊：爸、妈，你们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紧张。回成都工作后，我常常不得不到处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临时住处，发现门上有一张姐夫留下的字条：
家中发生特急之事，无论你何时回来，请马上回铁路新村，我们已经到处找你很久了。
看完纸条后，我犹如惊弓之鸟，立即往家里赶，心中七上八下，感觉家里即将大难临头。
为了心理有个准备，回家之前，我先绕到一位邻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况。当我在楼下喊朋友名字时，他妈妈探出头来神秘地说：“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楼来我告诉你。”
在步上三楼之际，感觉犹如走向断头台一般，内心恐惧之极。朋友妈妈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声激动地说：“你赶快回家，你妈妈来找你了！”
犹如被电流击中，我呆住了！
在从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过二三十米，过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书般迅速地在脑海中过了一遍，酸甜苦辣、荣辱悲欢一起涌上心头。
走进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说着，郑重地将一封信放到我手里。信封上，贴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国邮票。
那是我的母亲给舅舅的信：
当时，舅舅、舅妈和姐夫都紧张地看着我，估计我会大哭一场。
但看完信后，我只笑了笑，轻轻地说了一句：“我妈的字写得好，与舅舅的字一模一样，看来确实是一家人。”
我说完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开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坚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后我再回，毕竟父母走时，我还不会写字，他们不认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诉我，妈妈的这封信来得十分不易。那时候父母与我们已经几十年未联络，只知道资阳老家的地址，于是将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旧址早已荡然无存，幸亏邮递员认识我在老家的小舅舅，于是就将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后，一看落名吓坏了，不敢打开，直接把信交到了单位领导手中。领导对他说，组织不管这个事，让他自己处理。小舅舅这才打开信，看过后，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独自躺在临时住处的床上，彻夜难眠。万千往事涌上心头，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百味齐聚，分不清是喜还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仍清晰记得1978年的那个夏天，命运忽然在一瞬间改变，欲哭无泪，欲笑无声。
后来，我收到了妈妈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当妈妈看到你的来信及照片时，你可知道妈妈是如何地高兴，可是心中却是止不住的刺痛。这长长的二十九年中，虽然我们音讯隔绝，但我和你爸爸总是随时在思念着你，心里的一切苦衷也无法向你倾诉，你要原谅妈妈和爸爸。现在就当我们是团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团圆节）。
你能有今天，多亏了大舅他们的栽培，将来要好好地报答他们，妈妈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谢才好。
……
上世纪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给我写的信：
三三么儿：
获来书翻阅，附寄几张照片，犹似梦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泪似泉涌，良久不能自己，无法执笔成书。成都相别之时，我儿尚在梦中，每忆晨起醒来叫妈唤爸之声，犹如钢刀刺心之痛。
爸妈二人平素闲话家常时从不敢提起么儿，云天相隔、音讯渺无，亲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亲身经历者绝难体会于万一。
三十年来无一日不思亲，无一日不念子，强颜欢笑，痛在心头，感谢大舅、四舅全家人对你的爱护，感谢国家对你栽培，更感谢姑婆对你的养育恩情，遥望故乡，盼姑婆在天之灵能领悟爸妈终身感激之情。
……
想给你大舅写信探听你们的生活情况，岂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动的心情所阻挠，模糊的泪水淹没了视线而无法执笔。
三三，你长大了，既生你而不能养你，为人父母者愧对我儿，今后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为，以补偿三十年来愧对么儿之情，以偿父母老年之心愿，无奈蓝衫一袭，清风两袖，万一不能如愿时，亦盼么儿体谅。
……
父亲在后来的信中告诉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他奉令携带家眷撤退台湾。当时我刚两岁，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长满大水泡。父母权衡再三，决定先带两个哥哥去台湾，把我交给姑婆暂时抚养。打算去到台湾安顿好住所之后，再回来接我们全家老小。
当时，去台湾的还有妈妈的五妹，她丈夫是父亲在笕桥空军官校的同学，也是一名空军。妈妈的三妹及妹夫则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作为工程人员去了台湾。
1949年底，父亲奉命驾机到海南岛，本准备借此机会飞赴四川将我们接到台湾，谁知时局变迁，那时候成都机场已无法降落（当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亲压抑着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岛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台湾。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瞬间的决定，就此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我在信中告诉父母，他们走后，姑婆把我带回资阳抚养，后来舅舅又把我们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读完高中。
“很遗憾姑婆没有等到你们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过世了，不过她的骨灰我没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带在我身边。当年你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祖孙二人，我不愿意有朝一日你们再见到我们时，只有我一个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无后，一直在我家帮我母亲照顾我们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长帮我办妥一切手续，移民加拿大，我成为改革开放以后首个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妈过完春节后，才启程赴加拿大。临行前，我与他们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么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将他们视作亲生父母。
我先是从广州经深圳到香港，再转飞父母所在的多伦多，二哥专门赶到香港接我。
当飞机终于平稳降落在多伦多国际机场时，我内心的激动已无法用言语形容。走出通道，只见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机大厅，我扑向父母，喊出一声“爸、妈”之后便再说不出话，只是和母亲一味抱头痛哭。
可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从台北赶来，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别33年后，终于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们按三十年前旧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两位哥哥告诉我，那么多年，他们一直把我们小时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儿子回到身边，父母对我的心疼劲可谓无以复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时刻，有爸爸妈妈，有哥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不过，分离三十年后再聚，由于各自的经历、背景、遭遇各异，即使是亲骨肉也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理解。
正因如此，浓浓的亲情中也包含着些许惋惜，周密的爱护下流露出丝丝遗憾。在我们思想的交流中，混杂着台湾父母与大陆儿子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小可化为“洋”与“土”的摩擦，大可演变为认识上“国”与“共”的对立。
我与父母在加拿大
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弥补三十多年来对我的亏欠，不过我执意要靠自己闯出一条路。
到加拿大一个月后，我开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经济十分不景气，不会英文的我一开始连洗碗工的活儿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门外若干次后，我终于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稳定工作养活自己，读书的念头又浮上心头。在埋头“炸鸡”两年之后，经理终于同意将我的工作时间调整为下午，我这才有了时间去学校学习英文。
1985年8月初，国内的两位舅舅和大舅妈来多伦多探亲，台湾两位姨妈姨父也先后赶到，母亲一辈兄妹五⼈，在离别36年后终于团聚了。
离别36年后的五兄妹机场相拥痛哭
“历尽劫波兄弟在”，机场相见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动不已，含泪紧紧拥抱在一起。妈妈哽咽许久，对我的大舅舅、大舅妈当面道谢：“大哥、大嫂，谢谢你们帮我抚养了老三，没有你们，就没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们来后一个月，妈妈突发脑溢血过世。
此生，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前后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走后，父亲常常和我们回忆过去，我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前半生。
父亲191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抗战前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1936年，满腔热血的父亲投笔从戎，考入杭州笕桥空军官校，成为第九期轰炸科学员。
学成后，他随部队转战各地，在成都太平寺机场驻防时，经长官介绍认识我的母亲，母亲时任太平寺成都空军司令部中尉文官。1940年，两人结婚。
父母亲（中间）结婚照
在抗战中，父亲驾驶轰炸机时，曾两次被日本敌军击落，他靠跳伞才捡回命。
第一次跳伞是在敌占区，他化妆成老百姓，历尽艰险才回到部队。当时，部队以为他已经阵亡，我母亲领了一个月抚恤金后，他才回到部队。第二次跳伞是在中方占领区，当地老百姓救了他并帮他送回到部队。
父亲曾无比自豪地告诉过我：“抗战最后一仗我打过！”
那是1945年年中，父亲已是空军少校，在湖南芷江参加中美联合轰炸大队，与日军血战。那时他驾驶轰炸机不停地起飞、投弹、降落、加油、挂弹，再起飞……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北京，参加华北战场的空军调度。1949年离开大陆时，他已经是空军一级少校，曾获得不少勋章、奖章。
父亲于60年代退役，直至1976年母亲退休后，他们两人随我二哥一起移居加拿大。
1988年，父亲第一次回国，先到四川资阳给我外婆和姑婆上坟。感谢姑婆对我的养育之恩，并亲自给姑婆写了悼文。
父亲抚碑老泪纵横
而父亲去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家保定，经常一住就是半年，就为了能经常到爷爷奶奶的坟上去烧香跪拜。
父亲怎么会想到，1949年一别，就是永诀。
199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乔治.布朗学院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我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
“Mr.Youpeng Lee, graduated with honour!”
爸爸和我
在父亲欣慰的目光中，我缓缓向主席台走去，那短短的几十步的路，是我25年来的期望、挫折、挣扎和进取的戏剧人生。
那一年，我已43岁。
父亲于2006年安详离世。2016年6⽉7日，我收到台湾寄来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证书。
看着这一纸证书，我常常陷入沉思，父母如能看到，这是否能抚平历史给他们造成的创痛？
THE END
文 字：李幼鹏
编 辑：谢莹
排 版：王碧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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