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 短篇小说奖得主董夏青青：在场和注视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董夏青青：在场和注视

董夏青青

2020年底，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非虚构作品《我，只是刘虹位》，作者是董夏青青。董夏青青是军旅小说家，而刘虹位是国内一支乐队的吉他手，身份的巨大差异，让我很难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我猜想，或许，董夏青青是在刘虹位的经历中收获了一种珍贵的共情——这两个多少有些养尊处优的城市青年，一个选择深扎在祖国边境线上写作，一个前往县城参与扶贫工作，他们共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一群陌生人的身上重新认识了现实，再次发现了生命的意义。

董夏青青是早慧的作家。12岁出版专著，学生生涯中已经获得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2009年，大学毕业的董夏青青主动申请前往新疆工作，此后，她身着戎装的身影出现在边疆的辽阔与苦寒中。在这里，董夏青青反复注视着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兵，一次次为他们隐秘而伟大的精神力量所感动。也是在这里，董夏青青完成了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的创作。2022年，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在阿吾斯奇》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以下是董夏青青的专访。

行 超：董夏好，祝贺你获得这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除了早期的校园主题，之后你的写作一直根植于军旅生活。我们熟知的许多经典军旅作品大都是以战争为背景的，而年轻一代的军旅作家，整体上成长于和平年代，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旅文学应该更多关注哪些问题？

董夏青青：谢谢鼓励！如你所言，年轻一代的军旅作家和参军入伍的青年人，整体上成长于和平年代。我在湖南长大，幼时对军人最初的印象就是每当洪水过境，军人都是大坝上最牢固的一道防线。老百姓将解放军亲切地称呼为“人民子弟兵”，一方面指军人们来自于人民，一方面指军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担当。还有汶川地震时，军人们逆行冲入震区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时刻，带给我很深的感动。我在新疆走边防的过程中，也看到很多连队和边地百姓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的故事，由此更感到军旅文学一定要尽可能全方位捕捉素材，将军人们在每一道战线、每一个点位上的牺牲奉献和智慧才情充分书写。不能因为当下和平，就觉得题材不够“劲”。国家无战事，军人有牺牲。如今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当下的安宁，正是因为新时代军人们加紧练兵备战，时刻做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准备。习近平主席强调：“能战方能止战。”军人们为了“能战”而做的艰辛付出，同样值得记录。

行 超：2009年，你主动申请前往新疆，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年。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中的作品也基本都来源于这段时间的观察。为什么大学毕业时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段生活给你的写作和人生带来了什么改变？

董夏青青：我是“80后”，赶上了文学热潮的“后浪”。从小就翻家里的藏书，向往理想主义的生活。幼时到长沙生活后，又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大学四年，系里经常请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等到学校讲课，他们鼓励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要扎根基层，在民间汲取创作养分。其中有一位老师的课讲得格外精彩，他告诉我们这些军队学员，如果要成为有出息的作家，成为一个有着与众不同写作风格的文学新人，就要敢于到新疆、西藏高原大漠中这些祖国最艰苦、也是最美、最有艺术特质的地方工作、生活。大学毕业时，我想“以文学为志业”，于是照猫画虎打算“到人间去”（高尔基），乐颠颠申请赴疆，寻找写作的富矿。只是没想到，作为独生子女的我，去到边疆地区工作、生活，最先承受不了的是我的父母。在新疆十年，我在新疆独自工作和生活，在现实和精神层面“断奶”，过程不好受，但对于写作来说，这让我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开阔的远处，收拢精力来观察、打量他者，重新审视过去“熟视无睹”的人生内容。

这段工作经历也是我心性的重要塑造期，可能在父母跟前需要十年才能获得的成长，在这里三五年内就完成了。这期间，我每去到一个边防连队与战士聊天交流，都会感到如一位战友说：“好像他们都是一个个诗人，用极短的时间就参透了人生的道理。”在新疆的经历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石，我也在那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以前只感到我需要父母、长辈和朋友的爱与关照，在那里，我感到战士们也需要我，他们关心和爱护我，因为我的在场和注视，也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将他们的经历讲给更多人听。我也很想通过新时代戍边官兵的故事，让更多读者获得面对困顿和磨砺时的勇气，精神更有韧性。前些天，一位高三的妹妹说做语文考卷时，在“阅读理解”一栏中读到了《冻土观测段》的节选，这叫我有了愿望成真之感。对于常年戍守边关的军人来说，每天面对荒无人烟的雪山戈壁，忍受极限环境是一方面，最难忍受的是没有通讯信号，担心被人遗忘或忽略，如同置身宇宙边缘。但当这些优秀的中学生阅读和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并在内心向他们不惧艰险的无私品质深深致敬，也就证明了战友们理想的意义。

行 超：你的小说多是以国境线上的部队生活为背景的，尤其关注这里基层官兵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状况，比如《在阿吾斯奇》中的无名烈士、三班长，《冻土观测段》中的许元屹、《垄堆与长夜》中的刘志金、《科恰里特山下》中的李参，等等，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家国、历史、现实乃至责任、义务等问题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时，这个人该如何理解、如何背负——《冻土观测段》里的上等兵就面临过这个问题。小说写作中，你是如何处理宏大叙事与个人立场这一辩证关系的？

董夏青青：人艺的蓝天野老师曾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觉得这句话换到文学中也成立——没有小角色，只有被作者写“小”了的人物。想想这些年的写作经历，就是努力坚持最基本的“照实说”。所写的边防军人是我所见到的、交谈过的众多基层官兵的凝缩。他们纯粹、深刻的心灵质地和表述过程中不时迸现的思想火光，时常让我感到恍惚，甚至有时我会再抛出一个话题，来试探和确认他们思考的维度。结果每每令我信服，他们对于个人和时代之间关系的思索，常让我心生敬意——其实学校教育和军旅生涯的锻造，已使他们足够睿智，能看清自己在时代中所处和能够身处的“位置”，因此他们的情思，自然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氛围，也展现了这一代青年人在道德、智识等方面的基本特征。所以每当提笔，我都会告诫自己，别找机会抖机灵、满足虚荣，或者自作聪明代人发言，而应找来认知范围内最好的写作方式和方法，保证这些大时代中了不起的平凡人物所做的不平凡的事业得以呈现，且让人信服。只要诚实地观察和记录，就是像你所说的，当家国、历史、现实乃至责任、义务等问题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时，这个人该如何理解、如何背负，就能寻到写作的路径。

易卜生曾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每一个个体都是时代的“因”，众人精神状态的总和与积累推导出社会的“果”，如果先看“果”，反过来推测“因”，就可能落入编造，脱离现实的虚构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

行 超：小说《冻土观测段》里有一个细节十分动人。牺牲者许元屹的母亲来到儿子生前所在部队，教导员问她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都可以向上级报告。她却只想知道儿子最后的表现是不是勇敢，她问教导员：“我儿子，他是英雄吗？”英雄形象一直是军旅文学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新时代的英雄，如何书写英雄？

董夏青青：你提到的这个细节，原型来自烈士陈祥榕的母亲，当时得知儿子牺牲后，她告诉部队的领导没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想问一句，儿子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

我觉得“英雄”一词在军旅文学中的内涵一直在演变，经过几代军旅文学作家的开拓和积淀，以及大众认识的变化进步，时至今日，军旅文学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和拓展。电影《长津湖》中，段奕宏的一句台词打动了很多观众——“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在读兰晓龙的小说《冬与狮》时，我也反复被这句话击中。这启发我们在书写新时代的英雄、在新时代书写英雄时，应当深入了解和思考其作为普通人和其身心当下性的一面，而不是“想当然”，一拍脑袋提笔就来。英雄有其生活的具体时代背景和周遭环境，正是通过具体描写其作为一个人的“普遍性”和其身上体现的时代特性，当他做出一件不平凡的事情时，才能更令人震撼和思索——同样是人，身处一致的环境，为什么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从而成为英雄？

行 超：读你的小说，我常常想起苏联作家巴别尔。巴别尔以战地记者般的方式写战争小说，叙事简洁，情感深沉，追求语词的准确性。我觉得你的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战争是人性的试炼场，面对其中时常出现的极端情境，有的作家选择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抒发，有的则趋向于现代主义的冷静、自控。你怎么理解这两种风格？

董夏青青：我很喜欢巴别尔的小说作品，从他的写作方法中得到很多启发。记得他曾说过，大意是一定要亲眼看到马辔头上缀的穗子，他才能安心下笔，来写骑乘这匹马的骑兵。这让我之后在观察时，也注重现实细节。同时他偏于冷静和自控的语调，也让我思考——既然他是不动声色的，为什么我仍能从中感到汹涌澎湃的情感？一种对人类命运整体性的悲悯？我想，也许正因为他做到了“不隐恶、不虚美”的前提。

另外让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崇敬的大作家，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他们都有能力一方面追求叙事和语词的准确性，一方面阐释哲理、抒情感怀。但我自知能力有限，写起来只勉力能顾上一头，因为我作为女性，观察细腻一点、心思敏感一点，感到有些许优势，所以横下心来，先躲进了您所说的——“趋于现代主义的冷静、自控。”

实际上，我也向往《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雄浑作品，托翁既能将故事人物写得生动精彩，夹叙夹议的思索也令人获益匪浅。但刚健的思辨是一种卓绝的能力，需要涉猎哲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学习才能具备一点底气，将来我会努力精进，希望有一天也能让自己的“风格”更丰富和多元一些。但有一点会坚持，就是坚信契诃夫所说，“简洁是天才的姊妹”。

行 超：我个人认为，你小说最珍贵的部分就是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官兵的关注和发现，没有扎实的生活和切身的感受，是不可能写出这些作品的。当下许多青年作家生活相对封闭，导致作品的视野不够开阔、主体比较单一，你觉得青年写作者该如何建立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

董夏青青：我想首先，作为文学工作者，都应站在生活的第一线，来切身感受大自然的万物、人们的悲喜，记录人的创造。如果只是和自己待着，凭空的虚构终究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

在新疆时，也接到过两位学妹的询问电话，说想到大西北来锻炼几年。我当时和她们说，可以做选择，但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选择带来的全部后续。从我来讲，一次决定也让我的亲人承担了很多。青年写作者不必说一定要跑出去“讨苦吃”，但对于自身之外的人和事物，也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能敞开心界地真听、真看、真感受。不然即便去到一个陌生化的地方，看来看去还是只能看到自己，封闭和困于个人感受。“人民大众”也随处都可遇见，比方说我们的父母，如果善于提问和倾听，把他们的故事了解清楚，其实也能看到一代人的境遇浮沉，其中也有很强的“文学性”可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