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 文学理论评论获奖作品观感：让文本穿梭于历史、现场和未来

艾　翔中国作家网

编者按

2022年11月2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北京盛大开幕。这是中国作家协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部署，更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努力构建文学事业新发展格局的有力举措。在文学盛典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作协各媒体平台将陆续推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专题报道，这既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巡礼，也是对优秀写作者的致敬。敬请关注。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综论

让文本穿梭于历史、现场和未来

——第八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获奖作品观感

艾翔

作为一项影响力满格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每次发布总能吸引无数人的眼球。作为对此前特定时间段内各类作品的检阅，遴选出的作品除了本身带有的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还具有很多附加价值。虽然受到获奖数量的限制，一定会有为数不少具备类似价值的“遗珠”出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进入获奖序列的作品都是划定时段内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而将这些作品挑选出来，从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近期艺术表现和学术热点的走向，能体现时代所需要的是哪一类作品。

一、文本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命题热之后，近年逐渐有了一股清晰的潮流，即研究选题的小切口、深剖析，并且有了作家作品论在衰落之后再次复兴的迹象。吸取了不断发展的研究范式的成果，展示出不同于过去单纯印象式作家作品论的新风貌。近几年《作品》专门辟出大版面刊登70后作家专论，以及由作家出版社不断推出的、由吴义勤主编的作家论丛书，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次获奖的几部作品，无一例外都对文本本身表现出格外重视。

从形式上看，张学昕的《中国当代小说八论》完全是这种新出现的作家论的样貌典范。全书分别对莫言、贾平凹、阿来、格非、迟子建、苏童、麦家和余华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选择的这八位作家也基本可以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发展的实际成就。张学昕谈论这些作家，不是泛泛的散点漫谈，而是精细地寻找每个人的创作资源和可供借鉴的创作谱系，选取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作为锚点，展开细腻的分析。在这些作品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论者对中短篇小说的特别关注。比如谈到莫言，不是单纯讨论“魔幻”，而是从其中短篇中看出“世界的传奇性和日常性构成‘对峙’或是悖论的状态”；谈到阿来，除了他周身的异质性，还从他早期短篇中看到了质朴的爆发力；在谈论贾平凹时，强调他中短篇和后来长篇的差异；在谈论苏童、迟子建时，观察他们中短篇同长篇一以贯之的因素。没有采用一成不变的论述方式，也让阅读这部著作的读者充满了新鲜感。

在《小说风景》开篇，张莉就很明确地宣告这是她的“文本探秘之旅”，并且坚持自己多年前抛弃“理论权杖”的想法，可以视为对抗学科内卷的浪潮。在这样的浪潮下，文学确实进入了一个悖论，即学科越来越成体系，但越来越缺少独立性：文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政治经济学这些人文社科领域，除了研究材料不同，还能怎么区分？张莉这样的行为其实也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张莉在获得学者身份后，又努力蜕掉这一身份及由此带来的视角前定，将自己完全投入作家内心和文本深处，努力体察作者当时的心境，并怎样由心境决定了怎样运笔。她还充分发挥自身的性别优势，用女性特有的眼光打量女性作家和女性人物，并且用女性特有的细腻观照一些在学术视角中完全偶然、不值一提的巧合。不得不说，张莉的这种分析方式让人感到了文学本身充分的温暖，并且渗透了很强的问题意识，既不失学术性，又让论述变得更软性。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分为两部分，其中下编收录了杨庆祥对九位作家作品的思考。杨庆祥的文本研究显得十分独特，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他对作家和作品的观照，从来不是在文本里盘旋，而是在更广阔的层面围绕文本积极游走，同时他的论述总给人以举重若轻的感觉，读他的文章仿佛能看到他在你眼前高谈阔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画面。收录在这本著作里的九篇文本分析，既不像张学昕的作家论那样长篇大论，也不像张莉那样细致入微，而是大开大合、爽快利落，洋溢着一种启示录或者格言式的写作手法。

由题所示，《批评的返场》一定会有作家或作品的专门分析，何平在第二部分“作家”中选取了五篇专门分析作家作品的论述，分别对阿来、迟子建、李洱、艾伟和邱华栋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何平的文本分析更像一种综合体，有评论感，有论文感，也有现场感，是属于他自己的独一份。因为这种混杂性，所以反而超脱，无须恪守某些“行规”，无需寻求某种路径，自由书写。如此一来，反而有了更丰富全面的收获。

对《平凡的世界》的研究不说汗牛充栋，也是蔚为可观，无形中增加了继续为之的挑战性。郜元宝的做法乍一看稍显朴拙，那就是在如此体量的作品中耐心细密地梳理人物脉络，分析人物形象。从另一方面想，朴拙、下苦功何尝不是对当下浮夸文风的一种默默而有力的反拨。论者分析人物的初衷源于提纲挈领的精准性和便利性，并将人物群像分为青年、干部和农民，之后分别对三类形象进行美学和文学史双重意义上的辨析。可以说，这种划分是中肯的，同时也恰好覆盖了近些年的研究热点。

二、现场

前不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十届百人”的庆祝吸引了不少目光，这项制度很大程度扭转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制度逐渐建立、学者逐渐退居书斋的局面，将一批青年学者引入文学现场，成为文学批评的生力军。其中，上一届鲁奖获得者刘大先和这一届的张莉、杨庆祥，都是最初两届客座研究员，从某种意义上说，鲁奖的颁布结果也是近年来文学现场营造成绩的体现。

杨庆祥这些年堪称最活跃的批评家之一，这不仅仅是说其成果之多、参加活动之频繁，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他往往出现在当代文学最前沿的地方。可以细数一下《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的部分关注焦点：青年写作、非虚构、新南方写作、科幻、AI与文学政治与诗歌，管中窥豹能看见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志向。值得注意的是，杨庆祥对热点的聚焦和审视贯穿着历史穿透力。比如关于非虚构，他是在现实主义发展脉络上进行考察，并特别在意作者的主体性；比如关于新南方写作，他更在意这一概念对既有文学史在多元文化、美学体验以及理论建设等方面的更新；比如关于科幻，他看到了这一边缘小众的文学类型闪耀的现代性、政治性、总体性等传统文学史和思想史核心议题；比如关于AI写作的文体，他借此反思当下写作的自动化这一尴尬现状，背后则是“人”的消失。由此可见，杨庆祥努力维护的现场并不是盲目忙碌于赶场跑路的“现场泡沫”，而是积极参与历史和未来建设的充满生机的实在的现场。

如果说杨庆祥是当下中国的“学术界的摇滚歌手”，还只是一种比喻意义，他本身透露出强烈的思辨气息让他更像一个思想型的学者，那么何平给人的感觉则真的是一位身处“不插电”现场的歌手，或者是书中呈现出的乐队编曲师的感觉。当他进行作家评论的时候，用于引征的不是理论，而是充沛的期刊发表和出版，还能在随手之间端出来一个便携式的年表或名单。何平的作家论特别是论述艾伟和邱华栋两篇，对包括丛书编选、期刊专栏等内容的文学策划对作家成长的影响及其形象的塑造，证据丰富而确凿。《花城关注》这部分体量巨大，而且尚在进行，以后如果单独成书，必将成为重要文学史料。这里有严肃的理论探讨，有轻松的构思描绘，也有同他人的交谈实录。如果没有第二部分的作家论，恐怕会令读者沉醉于这种外部研究的氛围中，反过来想，“思潮”“作家”和“现场”三部分并置，其中定有作者的用意。

张莉将批评纳入视野后，一样十分注重现场的维护与营造，之前广泛发起的关于作家性别意识的问卷调查，引起了重大反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填补空白式的行为。她围绕性别意识、女性写作组织策划了各种活动，与杨庆祥、何平等人的文学活动一起为近些年的文学制造了很多值得关注的话题。在《小说风景》这部书中，比如她谈论郁达夫时，尝试理解年轻学生对作家“丧”得很亲切的观感。张莉在写作时，分明想要突破既定的学术规范，甚至有许多直挺挺冒犯规范的举动。同样在行文过程中，不惮以强大的主体性介入，一个鲜明的叙述者或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时隐时现，作为引导读者穿梭文学史的向导。也就是说，她的立足点始终是当下的现场。

相对而言，郜元宝和张学昕属于那种较为“传统”的学者，他们的书写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寻章摘句”这也体现出获奖作品乃至整个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张学昕的论述里不时插入亲身经历的现场，作为论述的佐证。郜元宝对《平凡的世界》展开论述的起点，正是来自现场观察到的困惑。可见，文学现场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为学者们所珍视。

三、未来

周明全将刘大先称为“飞鸟型学者”，其实杨庆祥也属于这个类型。这两人的阅读量之大、视野之广、捕捉问题之准确犀利以及文字之潇洒，有目共睹，堪称学术圈“鹰眼”式的人物。由于现实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其的探索过程，让他们成了现在的样子。

单说《新世纪文学写作景观》不仅仅关注了传统的文学形式，而且涉足一些很新颖的领域。杨庆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青年作家的经典化，探索青年文学的发展路向，一方面是因为同龄人及“同代人”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因为青年写作整体来说尚未定型，再者是感到的来自文学史惯性的巨大压迫感，都让他觉得在这一领域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更有历史参与感。我一直觉得杨庆祥的研究与批评、工作与为人都是高度统一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真诚的文学从业者。当然还有一个更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青年写作中确实出现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元素和事例。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书，上编是总论，下编是分论，彼此呼应，相得益彰。但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拥抱不是无条件的，一方面他很亲和，愿意尝试体验各种新鲜事物；另一方面他又很矜持，并不因为“新鲜”就无条件“保驾护航”，比如对网络文学、青年诗人都没有单方面的肯定。其实从更早，写作《80后，怎么办？》甚至更早，杨庆祥的评论文章就显示出了鲜明的“牛虻”风格，充满了大胆的言辞和对事不对人的坦然态度。他对青年写作提出的质疑和批评并不比热烈期待要少多少。他的文章，大多有一种站在未来的召唤结构、一种动员机制。正是因为有了未来作为参照系，他的批评和现场才充满了动感。

何平作为亲历者，对过去的文学现场熟稔于心，同时作为现场的营造者，对未来的文学有所期待。与谈论经典作家、文学史重要作品和现象时对各种现场“数据”信手拈来侃侃而谈一样，涉及青年作家、网络文学、民族文学等板块、现象和问题，也是用相同的办法。这首先说明何平不拒斥而是充分认识到这些新事物或被忽略的问题的现实意义；其次表明何平确实是将“现场”作为方法；最后也令其营造出来的现场更值得信任，毕竟现场本身就是一片未经人工修建的原始森林，蕴藏着充满生机的未来。他在现场做出的一些判断令人信服，比如“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而非其他，不但做了清晰的文学史梳理，也充分发掘了网络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的特性。此外，何平还提出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话题，比如他希望将歌词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考察对象，这让我浮想联翩。首先过去的诗词入史是曲谱丢失在先；其次现实操作层面会很难，比如说唱（先不说旋律说唱）的歌词能看到大致的节奏，但演唱时往往会打破惯常的节奏模式；再次，很难想象没有吉他solo、没有贝斯和鼓的配合，歌词还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摇滚，此外还有编曲和唱法的表意功能。惊讶于何平同颜峻相识之外，我比较清晰地记得颜峻在《灰飞烟灭》里对20世纪诗歌作品选中收录崔健的歌词表现出的不赞同。但我仍然觉得这个想法极具想象力，也很有实践意义，记得张铁志在《时代的噪音》中提到鲍勃·迪伦的歌词与迪伦·托马斯和兰波的亲缘关系。《花城关注》里牵连到的有趣的、能够引起充分讨论的话题不胜枚举，对激活当下相关研究、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而言都是不可忽视的动力源。

如今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眼界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开阔，不仅仅满足于比较窄化的文本分析。另一位获奖者张莉近些年致力于性别意识的研究，并且就她的具体行为来看，其实也包含着性别意识的建构，《小说风景》也在这一实践的脉络上，未尝不是一种期待与规划。可以说，文本分析、现场烘托和未来展望越来越频繁体现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几位获奖者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四、历史与当下

何平在书中说，很想知道关于期刊的鄙视链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同样也感兴趣的是，关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鄙视链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鄙视链的话题有趣归有趣，却不是学术正统。不过那些优秀的著作，包括这几部获奖作品，有多少是严格恪守学术边界，有多少是能够忍住探求的好奇心，又有多少是拒绝了有趣的话题呢？至少我在阅读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愉悦。

何平、杨庆祥、张莉、郜元宝、张学昕，看到这五位学者的名字，谁能无视他们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做出的成绩？他们其实都是横跨两个领域的学者，并未有所偏颇。《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一文，因为是重读，当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学批评，但是回看行文框架，又不失为文学史研究：从文学史中的现场出发提出问题，从文本寻求答案，通过对作品中的人物群像进行梳理，分别论述三种特别突出的人物类型，从而挖掘作品的深层价值，并对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提供启发借鉴。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话说了千遍，但细究之发现并不简单。《中国当代小说八论》进行作家研究，对作家的创作分期进行了反复推演论证，并与同代、同类、同题作家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探讨作品产生的时代原因，并对一些文学史命题进行重估。《小说风景》综合运用学界既有成果仔细比照校勘，运用史料进行创作场景还原，对作品进行历史化的解读，发掘文学史论述下作家的逆文学史的独特经验，重建历史文本的内在复杂性，其实也都将文学史研究化入了批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为青年文学搭建文学史阐释的坐标系，为非虚构文学复原现实主义脉络大背景，借AI写诗审视百年新诗演变背景下秩序化和体制化的诗歌生态，他的每次思考都有一个未直接出场的“历史”作为依据。《批评的返场》更是用反复出现的研究案例表明，没有现场感的文学史是非文学史甚至是反文学史的，不是真正的“信史”。如果回想《史记》，可以作为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集的著作成为历史书写的典范文本，就会更加信服何平的判断。即使是对待一些我们观念中很新的新鲜事物，何平也是慎重地用现场感营造的历史叙述加以说明，这传达出一种态度，即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或许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楚河汉界，也不应有那么清晰的适用范围，甚至可以互为目的和手段，文学本身或者说人本身、人的精神本身才是终极目的。这或许是几位获奖作品通过实践展示出来的理念，打碎鄙视链，打破陈词滥调，就像清理积炭那样清理文学的成规，以文本为中心，以人为核心，构造野生的而非豢养的文学现场，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对未来的可能期待，可能才是文学的本心。

现在搭建文学史的路径，无非是亲历者回溯、史料发掘、借力社会发展史或思想史脉络、对审美元素或文化类型进行梳理甄别、将重要事件现象或作品作为节点等。这些方式，我们从获奖的五部作品中都能发现端倪，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各自理念、行文风格、研究兴趣有所区别，但都有各自的文学史意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意识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彼此融合、各司其职，这或许是五部作品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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