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苏轼，我们就忍不住要给他一个豁达乐观的帽子，因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那就是他似乎总是能从逆境中超脱出来，不管什么时候，总是过得那么乐呵呵的，潇洒得无与伦比。而且，最能够代表他这种潇洒乐观个性的作品就是这首有名的《定风波》词：

这首词一读起来感觉就和别的词不一样，我们可能通常都认为词嘛，大多数都是悲悲切切的，可是苏轼的词呢，常常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和那些成天沉溺在“负面情绪”中的人不一样，苏轼的词总是能够让人的心情一扫阴霾，变得阳光起来。这首《定风波》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我们不妨随着苏轼的描写，想象一下他笔下那副潇洒脱俗、怡然自得的场景吧。

暮春三月，天气晴和温暖，正是适合踏青春游的季节，苏轼当然不会宅在家里浪费了这样的好天气。于是啊，由苏轼带头，一行人开启了徒步旅游模式，他们高一脚底一脚地走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上。可是啊，三月的天气善变，虽然出发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一场倾盆大雨就不期而至。其实出门的时候，苏轼还是考虑周全了的，因为正是雨季嘛，他事先让书僮带上了雨具。可一路走来并没下雨，书僮走得又快，早早赶到前面去了，苏轼和朋友们一边看看风景，一边聊聊天，不知不觉就落在了后面，没想到大雨说来就来，一点余地都不留，雨伞雨衣什么都没有，朋友们一下子慌了神，有的喊着说：“赶紧把袍子脱下来顶在头上遮遮雨吧！”有的加快脚步奔跑起来，边跑边嚷嚷：“快跑快跑，说不定前面有人家可以躲躲雨什么的！”可是脚下一个不留神摔了个满身泥……

正当大家狼狈不堪的时候，只有苏轼一人好像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骤雨的影响，他保持着先前悠闲的节奏，拄着一根竹制的拐杖，不紧不慢地在雨中漫步，不仅不慌张，反而还吹起了口哨，哼起了流行歌曲，风声、雨声、歌声、口哨声交织在一起，还真像是一场天然的交响乐音乐会，他脚下的草鞋虽然早就浸透了泥水，但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他步履的轻松。

这一幕风雨山行图，就是这首《定风波》上半阕记录的真实场景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部分是写实：滂沱大雨打在山林的树叶上，发出密集的刷刷声，可那又怎么样？别去管那风声雨声了吧，还不如唱着歌吹着口哨淡定前行呢。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披着蓑衣，一身登山的打扮轻装前行，比骑马还显得轻快一些呢。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这首词的第一句“莫听穿林打叶声”的第二个字“听见”的“听”最好读成第四声，因为不仅仅是格律要求第二个字是仄声，而且“听”读第四声的时候，更能够突出那种任凭、听凭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用耳朵听的意思。如果要用白话文翻译“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话，那就不是翻译成：你不要去听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了。而最好翻译成：别去管那大雨穿林打叶的声音了！怎么样，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情绪也是不一样的吧？

最后两句是从真实经历中提炼出东坡式的人生哲理：“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场大风雨又有什么可怕？人生总是要经历这样那样的风雨坎坷，既然躲不过，那就让我披一袭蓑衣，一直这样潇洒地往前走吧！

词的上半阕描写突然遭遇的风雨，下半阕转入雨后天晴。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再大，但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多久雨就停了，山风吹在身上还带着几分料峭的春寒，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凉意，但山头那一缕斜射过来的阳光让“我”心里平添了几分温暖。于是“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阳光总在风雨后，人生就是一个风雨交加的过程。风雨来的时候，躲是躲不掉的，绕也是绕不开的。所以无论多大的风雨，都不能退缩、不能害怕，只要你从容地闯过去，就一定会有温暖的阳光在前方迎接你。

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样的人生道理听上去似乎也没有多高深，难道苏轼也不过就这种水平？

显然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并不只是简单地鼓励人们坦然面对风雨，勇敢闯过风雨，去迎接前方的阳光，我觉得，这句词的独到之处其实不在“也无风雨”，而是在“也无晴”！

可以想象，在这场大风雨过后，那些本来很狼狈的朋友们可能都恢复镇定了吧？在温暖的夕阳照耀下，他们又恢复说说笑笑的喜悦了吧？可是苏轼呢，也并没有因为雨过天晴而狂喜不已。在风雨中的时候，他是那么悠闲自得；在阳光的沐浴下，他还是那么从容淡定。

 “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苏轼理性人生的智慧表现：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万里无云的晴空也许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而暴风骤雨过后也许就是明媚的阳光。人生的道路不也是这样吗？遇到风雨不要惊慌失措，沐浴阳光也不必得意忘形，始终保持一种达观、乐天的心态，更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理智，既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又要有化险为夷的能力，才能达到那种率性自然的人生境界。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话，猛一听上去很像是心灵鸡汤。不过我不这么以为。如果是一个生活一帆风顺、没有真正受过什么苦的人这么说，那可能是有“鸡汤”的嫌疑。但苏轼不一样，苏轼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甚至是曾经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我们都以为苏轼潇洒豁达，开朗乐观。但其实，哪有天生就豁达乐观、什么都看得开想得明白的人呢？一个豁达乐观的苏轼，不是老天一开始就安排好的，而是苏轼自己在历经磨难之后，用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才慢慢修炼而成的。

换句话说，真正的智慧是在困难中修炼出来的。我们只看到了那个修炼成功之后的快乐的苏轼，很可能忽略了在漫长修炼过程中曾经也痛苦过、甚至绝望过的苏轼。

这首《定风波》表面上只是描写了自然界的一场暴风骤雨，而苏轼在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其实刚刚经历过一场人生的暴风骤雨，那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一场文字狱——乌台诗案。那么，乌台诗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又给苏轼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北宋神宗年间，朝廷的政治矛盾主要集中在所谓新党和旧党之间。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他厉行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北宋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苏轼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很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可王安石是铁腕宰相，又受到神宗的极力支持和信任，为了避免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苏轼不得已只好请求外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辗转担任地方官。

元丰二年（1079），御史台搜罗了苏轼的诗文作品，在里面深文罗织，煞费苦心要揪出苏轼讽刺变法的证据，说他不满朝廷，妖言惑众，罪该万死。宋神宗勃然大怒，下旨逮捕苏轼。当时苏轼正在湖州知州任上，七月二十八日，派去执行逮捕令的官员皇甫遵气势汹汹闯入湖州州府衙门，当着他全家人的面，将苏轼五花大绑带走；苏轼的家里也被抄得一片狼藉，他的妻子王闰之害怕得失魂落魄，生怕再被发现什么证据，只能将苏轼留下的文稿付之一炬。

苏轼以为自己这回必死无疑，不仅和妻子诀别，还专门写了信给弟弟苏辙交代后事。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到京城，锒铛入狱，在监狱关押了130天。

被御史们轮番逼供的苏轼，身心都濒临崩溃，他甚至动了绝食自杀的念头，还偷偷藏了青金丹，准备服药自尽。他在狱中分别给弟弟苏辙和妻子王闰之写下了绝命诗。给弟弟的诗中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他对弟弟说，死不可怕，到处的青山都可以是他的葬身之地，只是当年与弟弟一起寒窗苦读的时候，一起夜雨对床的誓言再也不能实现了，留下弟弟一个人在凄风苦雨的暗夜里独自伤神。他希望来生还可以和苏辙再做兄弟，再续手足之情。

在给妻子的绝命诗里，苏轼说：“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在临死之前，他挂念着孩子们，他们一个个相貌堂堂，不愧是苏轼的后代！老妻和自己相濡以沫十多年，可是他没有留下什么积蓄，一想到妻子以后要受到贫穷的折磨，他就觉得很是愧对妻子。

狱中的苏轼，已经在绝望中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

苏轼入狱是一个震惊朝野的政治事件，其实从朝廷的逮捕令下达的时候开始，各方营救苏轼的行动差不多也在同时进行了。不少正直之士都挺身而出，为营救苏轼而奔走出力。连他的政治对头王安石都亲自上书为他说情：“岂有圣明之世却杀害才学之士的呢？”太皇太后也被惊动了，亲自出面为苏轼求情，宋神宗这才对苏轼“网开一面”，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将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凡与苏轼有交游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例如苏辙被贬筠州（今江西高安），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也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一场文字狱。“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因为汉代御史台外经常聚集很多乌鸦，不停地聒噪，充满着一种恐怖的气氛，所以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当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城还沉浸在过年的热闹喜庆中时，苏轼却在衙役的押解下，带着长子苏迈，凄凉地离开了汴京。一个月以后，也就是二月一日，苏轼、苏迈父子俩到达黄州，暂时安置在黄冈县东南边的一座寺庙定惠院中。五月下旬，弟弟苏辙护送苏轼的妻子王闰之及全家二十多口人抵达黄州，在鄂州知州朱寿昌的帮助下，苏轼一家搬进了黄州城南门外长江边上的临皋亭。从此，苏轼一家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的贬谪时光。

经历了这一场“飓风”之后，苏轼来到黄州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是不是还是那么洒脱乐观呢？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不是。苏轼毕竟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他有血有肉，也有恐惧会害怕。初到黄州的那段时间里，他整天整天地闭门不出，只在晚上悄悄地出去到附近转转，昼伏夜出的生活，就好像是一只惶惶不可终日的小老鼠。比如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足。强起出门行，孤梦犹可续。”这首诗的诗名很长：《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意思殊昏昏也》。白天闷头大睡，晚上趁着夜色才敢出门，心情有如惊弓之鸟，这就是苏轼初到黄州时候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直到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写的《寒食雨》二首，其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那种身陷绝境、心如死灰的情绪简直是挥之不去啊。

你看，乌台诗案毕竟是苏轼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大风大浪，这件事情给苏轼留下的心理阴影，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潇洒豁达的苏轼轻飘飘地挥一挥衣袖，就雨过天晴了。苏轼真的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积聚了很大的勇气，才终于从这场灾难当中慢慢地走出来，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洒脱男神。

这首《定风波》写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也就是说，写于苏轼抵达黄州之后的第三年。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接受了自己“贬官”的身份，他甚至做好了在黄州终老的心理准备。比如说，从来不知道体力劳动是怎么回事的苏轼，甚至学会了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因为作为一介贬官，他正常的俸禄早被剥夺，官府只是按时发一点物资，代替所谓的“薪水”，这一点微薄的物资对于苏轼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何况，除了长子苏迈已经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并且娶妻成家了以外，另外两个儿子苏迨、苏过都只有十多岁。俗话说得好：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么多人口，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过得下去呢！

于是，苏轼想用有限的一点儿积蓄，在黄州附近买块便宜一点儿的地，可以盖几间房子让他们一家人安身，再种点儿粮食种点儿菜，够一家人吃饱肚子就行了。这个想法一传出来，愿意帮忙的热心朋友不少，很快就向他推荐了沙湖的土地，沙湖在黄州（今湖北黄冈）郊区，距离黄州城大约三十来里左右，听说那里地理位置不错，土地肥沃，价钱也比较实惠，苏轼一听便有些动心，于是就有了这次和朋友的沙湖之行。

这就是《定风波》诞生的背景了。了解了苏轼在此之前经历过的那场差点儿要命的灾难，了解了苏轼到黄州之后的种种挣扎，也许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中蕴含的勇气与力量。但是“谁怕！”听上去只有简简单单两个字，真要做到什么都不怕，在人的一生当中该有多么艰难、又需要怎样的智慧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样的潇洒，真有一点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笑对风雨的味道吧。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不是没有害怕过，但他没有在害怕和恐惧中自暴自弃，而是终于闯过了风雨迎来了生命中的晴天。而他即便是在朗朗晴空下，也并没有忘记曾经历过的风雨。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在逆境中的勇气，也是一种力量。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在顺境中的清醒，也是一种智慧。

那么，苏轼这种力量和智慧又是怎么修炼而来的呢？我想，还是来自于他多年来积淀的学识以及比别人更为开阔、更为高远的精神追求。在苏轼的思想世界中，他是既有儒家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又有道家那种顺其自然的潇洒态度，甚至还有佛家那种洞察世事、超然物外的空明智慧。不读死书，不钻牛角尖，不怨天尤人，一个精神世界足够丰富的人，才能够从容应对同样变化莫测的人生。

这就是苏轼笑对风雨的气魄，是直面人生种种变化的智慧，正像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当生命充满艰辛”，“然而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从绝望到淡定之间，其实只差了一个“诗意”的距离。吟啸徐行是一种诗意，一蓑烟雨是一种诗意，山头斜照也是一种诗意。诗意其实无处不在，而且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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