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初心，构建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在这50年里，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回顾和总结这些年来两国交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从这个新的起点望向前方，构建下一个50年的中日关系？

问：在回顾这50年来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表述，我们时常会看到“重温建交初心”“回归并坚持原点”之类的表述。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8月27日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也强调“邦交正常化5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初心和原点”。这里的“初心和原点”是什么？

答：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时有起伏，但50年间相对稳定，并不断发展。历史证明，是两国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重要保障。其中所蕴涵的两国关系的精神原点和指导原则，是战后两国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个政治文件中，《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主要是进行战后处理；而《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与《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则是因应国际格局与两国关系的变化，擘划中日关系的阶段性发展。

《人民日报》刊登《中日联合声明》。图源：GJ

由前两个政治文件形成的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主要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

其一，是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内涵、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形成的“和平友好”精神。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突出特征是经过20多年的“渐进积累”，无论是在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过程中，还是在关键时刻勇于做出重大决断的两国政治家，在他们所表现出的执着和勇气的背后，都蕴含着作为战争亲历者一代人的宏愿，那就是“中日不再战”以及“中日世世代代友好”。只有亲身经历过那场长达14年残酷战争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比邻而居国家间和平、友好相处的珍贵。而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理由，也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因此，无论是作为明文记载的结果，还是“渐进积累”的过程，其中形成和展现的“中日和平友好”理念，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并由此形成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精神原点”。

其二，是认识和处理战后中日关系的三个政治基础，即台湾问题和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历史问题。50年前的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提出“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由此可知，台湾问题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是明确的，不存在“灰色地带”，不容挑战。

其三，是作为战后国际关系通则的《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包括反对霸权主义。

其四，是关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达成的共识，即“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因此两国应“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

综上所述，《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体认的“中日和平友好”精神、所形成的“三个政治基础”、所规范的国际关系准则、所达成的关于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的共识，共同构成了认知和处理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从这些原点出发，两国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问：在过去这50年里，中日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您如何评价这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答：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关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72年至冷战结束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然后再以2010年前后为分界。

第一个阶段的20年，尽管其间两国围绕教科书和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也有龃龉和斗争，但总体上可以说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1978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中日两国在经贸、人文、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新月异，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中日青年友好交流大联欢活动，影响巨大而深远。在经贸领域，中国的广阔市场与日本的先进技术及雄厚的资金优势互补，使80年代末中日经贸合作达到空前程度。同时，学习日本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理念，将战后日本快速发展的经验作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借鉴等，也一度成为风尚。这一时期，两国国民相互好感度达到80%以上的峰值。

第二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日综合国力发生逆转的2010年前后，是中日关系悄然发生变化的20年。伴随苏东巨变，以冷战为背景的日本超稳定政治结构解体，进入“十年十相”的政治动荡期。与此同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陷入所谓“失去的10年”乃至20年经济低迷的困境。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为适时应对世界格局与中日两国的巨大变化，1998年两国达成了第三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对冷战后的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规划了两国以全球化和国际化为背景的深化合作的大框架。其后，两国在双边以及地区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一方面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崛起逐渐心存忌惮。因此。日美同盟也在这一时期不断调整和强化。

2001年，日本民众抗议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图源：GJ

2010年，随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特别是迅速拉开距离，加之美国因素，中日关系进入多事之秋。其实，在此之前的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两国综合实力即将逆转的重大历史关头，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擘画。主要是通过战略性全方位互惠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性发展，同时也形成将东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好之海”的政治共识，并加以实施。面对中日关系的新格局，文件强调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等理念。不言而喻，这与中日关系的“原点”是一脉相承的。但日本的保守势力和右翼政客，出于制衡中国崛起的目的，在东海上演了“购岛闹剧”，在南海介入针对中国的所谓“菲律宾仲裁案”，在台海发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即日美同盟有事”的狂言。并且由海到洋，日本的保守势力和右翼政客祭出了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这一时期，虽然双方贸易额依然保持在3000多亿美元的水平，但日本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呈不断加深的趋势。而双方民意低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日关系，可以说，又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

问：进入下一个50年，我们又该如何恪守初心向前看？

答：尽管中日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回望邦交正常化以来50年两国关系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每当重大历史关头，中日两国总能把握住时代脉搏和中日关系的大局，以政治文件的方式引领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性发展；对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伴随着世界格局以及双方各自的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尽最大可能将它们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压至最低限度。

重温初心，展望未来。当下首先要充分利用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契机，恢复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的各种交流机制平台。今年两国的经贸合作预计将创新高，体现了中日在这一优势互补领域强劲的韧性。双边之外，要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合作平台，加强区域合作，拓展战略利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