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朱一龙“拉下凡”，这导演什么来头
上个周末，由韩延监制、刘江江编剧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杨恩又特别出演的电影《人生大事》上映，迅速成为今年目前为止最受好评、讨论度最高的国产院线片之一。
在接近两小时的片长里，一个开殡葬店的失意男人对上一个被亲生家庭抛弃的叛逆小女孩，误打误撞之中，他们彼此理解、彼此治愈。
让人惊讶的是，《人生大事》是导演刘江江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照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野路子”出身的创作者。在正式拿起电影导筒之前，他做过记者，拍过全群众演员的电视栏目剧，在电影的大门外徘徊了11年。
在他的豆瓣影人页面上，写着这样的介绍：“2017年（电视台）节目停播，重做职业规划，杀向了电影圈。”
短短一句话，浓缩了一位创作者的倔强、坚持以及对电影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
我们和刘江江导演聊了聊，发现他眼中的“人生大事”，实际上就是“好好活着”本身。
导演刘江江在片场。
11年，终于成为电影的一分子
在《人生大事》中，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以下简称为三哥）成长在一个做死亡生意的家庭里。他年纪不小，却仍然吊儿郎当，顶着个寸头、披着敞开的花衬衫，拿火盆里燃烧的纸钱点烟——一身痞气，俨然一副不求上进的失败者模样。
他想从父亲那里搞到自家殡葬店的房产证，然后改行，“去过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刘江江觉得，三哥身上有股很倔强的劲儿。他想要反叛，却一时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于是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横冲直撞。
说到改行，导演刘江江的体会不可谓不深。
大学时，刘江江读的是新闻学，主修报纸采访和写作。那时，整个学校就一台用磁带的DV机，他就带着一帮同学拍DV电影。
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电视台做法治记者，公安局要拍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有一些情节需要再现，他就拿起相机当起了编导。再后来，他开始做电视栏目剧，演员都是村里的普通老百姓，故事则是根据社会新闻来编排。
虽然也会有人管自己叫导演，但刘江江觉得，自己拍摄的还只是电视片，看到“电影”两个字，会有种职业自卑感。
“电影是一个梦想指数比较高的职业。看到所有挂龙标的电影出来，我都会觉得很厉害。每当电影院里放映新导演的作品，我都会很羡慕，也免不了有些焦虑。”
刘江江和电视台的同事私下都是很好的朋友，经常约去看电影，看完后就一块儿喝喝酒、聊聊刚才的感受。他们还会去北京电影学院旁听，甚至有一两位同事从电视台出来后，直接去电影学院进修了。
“那时候就有一些明显的感觉，自己的理想职业还是做电影。”
直到2017年，刘江江所在的电视台开始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爱而不得后，他才终于下定决心，要把梦想中的电影变成现实。
既没有专业背景，也没有拍过“像样”的作品，刘江江开始在各种电影节的创投单元寻找突破口。像是1月的First青年电影展，6月的平遥国际电影展，都有可能是通往梦想世界的大门；但要推开它们，刘江江必须先写出一个剧本。
构思出一个以殡葬行业为切入点的故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追本溯源起来，刘江江觉得，这和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
从小在农村长大，乡村葬礼对于幼时的刘江江来说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作为木匠家的孩子，他从不觉得殡葬行业有什么特别的。爷爷做的棺材还没有上漆，刘江江就会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甚至捉迷藏也会藏进棺材里，只觉得好玩。吃饭时找不着人，爷爷发现他竟然躺在棺材里睡着了，就会揪着脖子把他给拽出来，大人一边骂，小孩一边笑。
“在我们在目前的时代大背景下，用成人的视角去看 ‘棺材’或者 ‘殡葬’时，会觉得有些忧伤、有些心酸，但在小孩看来，它就是普通生活的一环。我们所体会到的沉重、感伤或幽默、荒诞，其实都是感情错位造成的。” 刘江江说道。
然而小孩会长大，会经历失去和重逢。小时候只看到热闹，长大之后，就能看到不同的人生切面。
凭借新闻出身的背景，加上在电视台做过十数年基层民生节目的经历，刘江江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他每天都会收看社会新闻，从“情、理、法”几个角度来琢磨正在发生的事，并在笔记本和脑海里储存了很多真实案例。
《人生大事》之所以会给观众“接地气”的直接观感，少不了创作者对具体真实的观察和吸纳。刘江江说，他想让观众觉得自己身边好像发生过这种事。“虽然影片中有高于生活的部分，有荒诞的桥段，但它的根是接地气的，得让大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烟火气，就是人间百态
关于什么是烟火气，刘江江总结了几个关键词：生活、人类、聚集性、温暖。
“所谓的烟火气，是能直接感受到的。”
刚到拍摄地武汉的时候，刘江江就被街道上丰满而生动的市井气息感染了：“早晨起来过早，大家坐在马扎上，把面条或油饼放在塑料凳子上开怀大吃。巷子里飘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老年人在那里搓麻将，说话的声音很洪亮。远处的江上有渡轮和轻轨，人和物都在城市中穿梭，你会觉得，这就是活在人间。”
在为影片选景时 ，刘江江专门去走访了当地的殡葬店。他找到一个社区，街道上有理发店，有茶馆，有打麻将的，有做兽医的，还有卖花圈的。他觉得，这条巷子就是烟火气的化身，它对“生死”没有偏见。
“在武汉，你能看到大量这样的场景：殡葬店上面挂着花圈，几个老太太就坐在那里打扑克、聊天。走进店里去，它甚至还卖雪糕。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气质，武汉人活得很洒脱。正所谓生又何欢，死又何惧，不如人间潇洒走一趟。”
当我问及导演如何理解死亡、如何与主创人员探讨“生死”这个略显沉重的话题时，刘江江强调，与其说《人生大事》是一部“殡葬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讲述人间百态的剧情片。
“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去反映死亡或反思生命，也不能说对殡葬有多大的见解，更不能说看透生死。我只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拍一个做殡葬行业的。其实三哥做婚庆、理发、洗脚或是开饭馆都一样，这就是人的衣食住行，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要接触的一站站。”
从始至终，《人生大事》想要呈现的，实际上是活着的人如何更好地珍惜具体的爱。片中拍的是生活，是亲情，是奇妙的友谊，是街坊邻里的相处，是人间百态。
三哥家店铺所在的街道，就挤满了各行各业的生活形态。“红事”婚庆店和“白事”殡葬店比邻而居，两家人里里外外都熟悉，还会让自家的孩子站在院子里大声背诗，明里暗里地较劲。然而在片尾，两家人却齐心协力，帮助三哥将父亲的骨灰带到江边，举行了一场璀璨的烟花葬礼。
给父亲的烟花葬礼，少不了邻里的帮助。
这就是市井平民之间的真实相处，既有虚荣心的较量，也有出于朴实善意的互助。
小文外婆的舞伴老刘一家也令人印象深刻。
老刘请三哥和小文为他办一场“活人葬礼”，乍听之下非常荒唐。殡葬店一大一小两个“老板”四处找群演，让大伙穿上古装戏服，把灵堂布置成朝堂的样子，上演了一场“顽主”式的闹剧。等老刘的家人赶来，斥责老人“丢脸”，观众这才知道，置办葬礼的那30万块原来是城中村的拆迁款，而老刘一家正因为这些钱吵得不可开交，丢掉了亲人之间应有的互相关怀和尊重。
由群众演员凑起来的“活人葬礼”。
小文的舅舅一家则代表了另一类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这家人都戴着眼镜，总体呈现出一种内卷严重的伪知识分子姿态，家里的成员不是伪善而懦弱，就是认为面子大过天。
与这些“完整的体面家庭”相比，三哥、小文和两位伙伴白雪、建人所组成的“殡葬店临时家庭”反而有着坦然的碰撞和真诚的沟通。那是一种野生的相互遭遇、卸下了繁文缛节的相扶相持，也是人本该有的状态。
刘江江觉得，中国老百姓是需要共情的，所以他坚持着“粗中有细”的原则，在还原粗粝的生活场景时，也埋藏了一些生活经验的缩影。片中很多小细节，都能在普通人的日常中找到映照。
比如小文误食糖果，三个大人拿着筷子等着它从“另一头”再出现的情节，就来自导演的真实生活：
“我自己的儿子也和小文差不多大，有一次小孩误吞了一个硬币，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带他去医院。还有送小文去幼儿园那个片段，也来自我送孩子去上学的回忆。看着那么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哭，感受挺强烈的。这种家人之间的小别离，有些心酸，也非常真实。我觉得每个年轻的新手爸妈都会碰到这样一些小尴尬，所以就把它投射进了片中。”
因为“过于真实”引发的幽默感，实际上是刘江江没有预料到的。他说，自己并没有刻意去安排笑点，创作时最初定位就四个字：有情有趣。他所书写的故事都是从自己的性格、认识的身边人、遇到的大小事里提炼出来的。当故事流动起来，人物关系发展到一定位置时，幽默感自然就出来了。
小文和三哥从最初的互相不对付，到一起坐在门槛上仰望星空，就是由一个个动人的小细节牵动起来的。那用彩笔涂满的骨灰盒、坏掉又修好的手表、掉到桌面上又被捡起的面条，都是人与人逐渐走近的见证。
天真者和失败者的相互救赎
刘江江在石家庄工作时，撞见过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场景。
那日正值傍晚时分，他的工作地点旁有一个医院，一家殡葬店就开在医院旁。店门口有一辆小货车，店主正在把屋里的骨灰盒和寿衣搬进车中。屋内的茶几前坐着一个小姑娘，桌上有一盏暖黄色的灯，小姑娘就安安静静地在灯下写作业。
“一个和死亡打交道的店里，如此有生机，如此温暖，就像家一样，有种角落里也有春天的感觉。”刘江江感叹道。
正是这个画面，成为了后来三哥和小文人物关系的原点。
三哥和小文，一个是落魄的失败者，一个是反叛的天真者。
在人物性格的设置上，刘江江有意参照了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小文是哪吒，拿着红缨枪横冲直撞，利落潇洒地戳穿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做作；三哥则是孙悟空，一股脑的倔强甚至混不吝，就算被打趴在地上，也会挣扎起来继续顽固地活着。
刘江江认为，小文和三哥都是被遗弃的人，不管是事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他们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反叛精神，和神话中悲剧英雄互相呼应。
有趣的是，两人关系转变的关键是一位从未露面的人物：小文的外婆。
因为给小文的外婆出殡，三哥被这个坚持认为外婆还没有去世的“小祖宗”缠住，又误打误撞地将她收留在了殡葬店里。为了给这个每天变着法子“砸店”的女孩解释死亡、说明她和外婆已经天人永隔，三哥在市井深处的小角落里，撒了个过于浪漫的谎。
他说，死去的人飘到天上成为了星星，每一次星星闪烁，都是亲人在看着你。
于是仰望星空，成为了两人共同的慰藉。
小文渐渐学会了接受变化，将外婆的教诲放进了心里，带着小孩特有的旺盛精力去迎接新的生活、拥抱新的家人。而三哥则多少在小文身上瞥见了自己的童年：一个被抛弃、不受重视的孩子，如果被人善意相待（即使那是善意的谎言），并且努力去直面并化解孤独，是不是就会更快乐，更勇敢一些呢？
实际上，导演安排外婆这位“星星视角”的角色，还有一层私心。
小文的外婆教给了小文最基本也是最有价值的生存能力，例如怎么问路，怎么吃饭，算是给孩子铺好了一条路。刘江江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在农村长大的他，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叫什么，家住在哪里。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脖子上挂着家里的钥匙，知道跑回来时自己开门，知道吃的在哪里，出去玩也知道路在哪里。现在很多小孩会说很多门外语，还会弹钢琴，但生活上的技能是没有的。像小文，你把她扔到哪儿，她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不管在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都很重要。
三哥的七十二变
每个项目都有它自己的生命，《人生大事》从创投剧本到成片，一共经过了12个版本，互相碰撞出火花的共创者也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了主演朱一龙。
导演刘江江是整个主创班底里唯一一个“电影新人”，也是第一次和职业演员合作。能找到朱一龙来演三哥，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惊喜。
刘江江坦言，第一次见到朱一龙时，根本没有办法把他和剧本里的三哥联想在一起。
他记得那一天，朱一龙穿着一身白色的上衣，戴了顶蓝色的帽子，坐在北京的筹备会议室里，整个人非常安静，像是“调成了省电模式”。那天他们一起喝了点酒，刘江江一直在仔细观察，想从这个英俊、文雅的男子身上找出一点三哥的影子来，但收获甚微。
后来在武汉，导演和主演再次相见，后者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进组的第一天，朱一龙剪了头发，换上服装，化好妆容，开始围读剧本，刘江江这才惊觉，眼前的人，就是三哥。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段时间他自己也在消化，他真的把自己代入了角色之中。”
在后来的接触中刘江江发现，朱一龙是个经验非常丰富、非常聪慧，而且肯下功夫的人。在造型上，团队给朱一龙设计了一些“抓手”，比如不系扣子的花衬衫、手上的串珠和兜里揣的烟盒。使用每个道具的时候，他都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法，比如用敞开穿的衣服擦嘴擦汗、把烟盒弄瘪弄皱、把一个市井小人物的形象演得活灵活现。
最有趣的当属口音设计。虽然朱一龙和片中的三哥都是地道武汉人，但观众会发现，三哥并非单纯输出武汉方言，而是根据场景和对话的人物变换口音的浓淡程度。
情绪激动时，纯正武汉话破口而出，而不懂装懂、没文化装有文化时，他就说“弯管子普通话”。在台词设计和动作表现上，朱一龙都做了很多层次的再度创作。“是勤奋、天赋加上经验，才能有这种成色的表演。”刘江江评价道。
朱一龙在表演上的精准度和灵活度，也让导演印象深刻。三哥给老莫整理遗容的那场戏，因为打光的原因无法多机位同时拍摄，所以剧组在拍摄好一个全景后，还要换角度再拍摄一次。
那是一场情感浓重的戏，“无用的儿子”给逝去的父亲入殓，系扣子、梳头发、剪胡子，一套流程拍完之后，有一滴眼泪从三哥的左眼角流淌了下来。更换机位拍近景时，同样的程序，还是在那个时间、那个位置，那滴眼泪准确地从眼角流了出来。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我觉得他已经给到几种应对方式了，但他说还可以来个别的，再换一下。” 刘江江觉得，朱一龙就像片中的孙猴子一样，会七十二变。每一变的惊喜，都让三哥的形象和整个故事更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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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的诞生，也是一件大事。
在电影门外徘徊了十数年的刘江江，终于带着一个有厚度、有沉淀的故事走进了观众的视野。一出好戏，离不开每个参与者的全心付出和全力摸索。
在笑过哭过之后，别忘了《人生大事》里最重要的信息：人生除死皆大事，要爱着身边具体的人，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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