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洋一家团圆这一年 | 谷雨
解脱
这是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再普通不过的中午：小猫正在喝水，母亲彭四英做好了饭，用湖北话招呼三个孩子来吃。电饭锅里的米饭散发着腾腾热气，餐桌上有孙卓习惯吃的面食，还有深圳常见的蛤蜊和鱼。父亲孙海洋坐在凳子上，浑身放松。谁也看不出这个家庭在经历了长达14年57天的分离后，刚刚弥合。
14年57天里，为了寻找在深圳白石洲走失的儿子孙卓，孙海洋把自己的包子店改名为“悬赏20万寻儿子店”，印发了10万份寻人启事，它们摞在一起有三层楼那么高。在找回自己的儿子之前，他帮别人找回了50多个孩子，经历了五十多次目睹别人团圆的落寞和绝望。
儿子回家后，孙海洋终于能过上平静的生活，踏踏实实地睡个觉，吃一口有滋味的饭，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奢求。“之前天天在想怎么去找孩子，想尽办法，现在终于能放下了，”孙海洋说，“我再也不用去找孙卓了。”
时间回到认亲那天。尽管通过DNA和人脸比对，能确认站在门后面的那个男孩就是孙卓本人，孙海洋还是异常紧张。他紧紧地拉着妻子彭四英的手，担心在众人的围观下有人告诉自己弄错了，这次找到的孩子又不是孙卓。何况他也没有信心——孙卓在他心里一直是4岁被拐时肉嘟嘟的样子——14年后，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认出自己的儿子？
门打开了，一个戴着眼镜、穿着黑衣服、个子比孙海洋还高半头的男孩走进来。把儿子抱在怀里的那一刻，孙海洋这才真切地感受到，儿子找到了，自己“真正地解脱了”。这个47岁的男人忍不住嚎啕大哭，一个完整的词也挤不出来。
“卓子，你跑到哪里去了？”这是父亲跟儿子说的第一句话。
孙海洋很小心地不去提自己是怎么辛苦地寻找孙卓，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让孩子压力很大，他也不希望孙卓“知道那些人贩子的事，把人想得太坏”。
儿子刚走丢时，大家都还支持和理解孙海洋，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孩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人们都觉得他已经“魔怔了”。尽管已经搬家，他总忍不住回到白石洲，在孙卓被拐的窄巷子里徘徊。有时候路过别人家，看到小孩在读书，在玩闹，他忍不住凑到门缝前看。老街坊形容他，“神经病”，“这孩子已经失踪这么久了，怎么可能还在白石洲呢”。
他把儿子印在包子铺的黄色招牌上，上面用红色的大字写着“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大字的空隙里是孙卓的照片。后来包子铺不开了，但房东好心，告诉他招牌不用拆走，那块牌子就此成了他的寄托之一。只要人还在深圳，他每个星期都会去牌子下面站一会儿。直到有一天，孙海洋发现牌子被拆走了，他急得去找城管，又找公安，都没讨到说法。他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牌子已经立了十年了，为什么今年不行了？”
那些年为了找儿子，孙海洋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份。他习惯在凌晨三四点钟抵达新的城市，然后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直到天明，就此省下开房睡觉的钱。有时候出来十几天，什么东西都没找到，但想到要回去面对孙卓的爷爷奶奶，面对妻子彭四英，孙海洋就不敢回家。有时候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这次又是假的线索，但还是不得不去——好像只要他还在外面跑，还在寻找，这个家就还有希望，“闷着流眼泪，不吭不响的，是这么痛苦。”
有一次，宁夏警方找到了一个走失的孩子，有网友把照片发给孙海洋，“像不像孙卓”。照片上的孩子又瘦又小，现在看来其实并不像孙卓，但孙海洋想，孙卓已经丢了一年了，是不是他都没有吃好喝好，是不是在外面受苦了，就变瘦变小了？
这个想法在孙海洋的脑子里扎了根。他再三找深圳警方和宁夏警方确认，警方说，这个孩子已经被家长接走了，但他不愿意接受，一定要亲眼看看孩子。他先从深圳坐火车坐到郑州，再坐大巴到西安，又从西安转宁夏。他一直在晕车，吐到整个人都不清醒。到了宁夏，在当地的幼儿园里，他看到了那个孩子，他一眼就知道不是孙卓。他崩溃了，站都站不住，一个趔趄坐在了地上。
认亲之后，孙海洋和彭四英带儿子回到湖北监利县老家，拿出小时候的照片，一遍一遍地问，“孙卓你还记得吗？”一家三口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他们告诉孙卓，这是我们以前的家，这是你以前的幼儿园。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为了不被太多媒体围观，孙海洋连夜开车送孙卓回山东。凌晨两点，一家人抵达了阳谷县的高中门口。
孙海洋朝向儿子，“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最后一句话我一直没问......孙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阳谷和深圳这两个城市，你是怎么想的？”
孙卓想了半天，问他，“我回了深圳，那边有高中上吗？”
孙海洋知道，孩子要回家了。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2007年10月9日晚上7点半。那一年，他和妻子从湖北来到深圳，在白石洲城中村租了一间门面卖包子。孙海洋只有小学文化，15岁就从农村出来打工，他看中门面旁边有一个幼儿园，他想，以后就能够在大城市，一边做包子，一边看着孙卓念书长大，幸福的生活正在眼前展开。
那时包子店开业不到一周，生意红火，5毛钱一个的包子，夫妻俩每天能卖到2000块钱。两人出身农村，不舍得请帮工，凡事亲力亲为，为了赶上早餐档口，他们每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蒸包子，一整天都不得休息。到了晚上，彭四英在店里切葱姜，孙卓把作业做完了，饭也吃了，孙海洋困到站着都能睡着，想着终于能在椅子上眯瞪一会儿了。
“爸爸，我还想出去玩一下。”孙卓说。
“天黑了，你不要跑出去了。”孙海洋记得自己这么说。
卡在两个选项之间的母亲
孙卓回来了，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在这之前，冷锅冷灶的日子，母亲彭四英过了十几年。儿子走失后，丈夫在家里变得沉默寡言，一家人很少坐在一起吃饭，“之前做青菜就吃不了荤菜，做荤菜吃不了青菜，做两个菜就要连续吃好几天剩菜”。
见到孙卓时，孙海洋抱着儿子痛哭，而这位母亲伸出手，试图摘下儿子脸上的口罩，想要确认后面那张脸是否和记忆中有些相似。
孩子回家后，彭四英又激动，又意外地有些局促：孙卓在山东长大，习惯吃面条馒头饺子，而孙海洋夫妇是南方人，习惯吃大米，彭四英正努力重新认识自己的亲生儿子，了解他的性格，他的爱好，他爱吃什么东西。
“他已经是大孩子了，不是三四岁了，”彭四英说，“我不知道哪句话能问他，哪句话不能问。”
彭四英感到，孙卓的归来也改变了丈夫。今年妇女节，孙海洋甚至送了她一束花，只不过里面包的是西兰花。全家人捧着西兰花笑成一团，孙卓悄悄问姐姐孙悦，我也是这么实在，不会送礼物，是不是从咱爸那遗传的啊。
这种属于家人的快乐在过去的14年里消失了。没有妇女节、父亲节，也没有儿童节，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回丢掉的孩子。逢年过节，亲戚们来串门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开玩笑，生怕哪句话触到了这家人的伤口。有一次亲戚带了小孩上门，小孩子亲亲热热地喊爸爸妈妈，看得彭四英眼眶发烫，于是亲戚只好问候两句，喝口水就走了。
好好的家变得像冰窖，好像彭四英丢掉的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丢了魂”。
一开始，孙海洋和彭四英四处贴寻人启事，悬赏5万元找儿子，后来觉得不够多，就把所有家底拿出来悬赏10万，又加到悬赏20万。白石洲、福田、罗湖，一家人疯了似的到处贴寻人启事。再后来，他们开始持续地争吵，彭四英怨孙海洋睡觉丢了儿子，孙海洋怪彭四英背对着店门切葱姜，没看清楚巷子里发生了什么。
人们总在寻子故事里看见孙海洋，却忽略了这个坚强、隐忍的女人，也在十四年里穿过了漆黑的隧道。她从农村走出来，能吃苦，能干活，住过垃圾堆边的棚户，怀孕时睡过冷冰冰的地板，但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每天晚上她都要在床上哭一两个小时，哭到脸都浮肿了，没有力气了才能睡着。
有时候人万念俱灰了，会想，这个孩子是不是就跟我没缘分？
她和孙海洋一起去派出所，又一次无功而返，看到丈夫用头往长条椅上撞，“我那时就知道不能再埋怨他哪怕一句”，彭四英说，这个家里不能两个人都崩溃了，不然女儿怎么办？老人怎么办？
这样巨大的压力下，彭四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抑郁症。一次争吵之后，彭四英“一点活的想法都没有了”，她去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对丈夫说，“你把我杀了吧，我真不想活了，我求你”。她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额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浸满了泪水的面孔因为过于用力而变形。两道鲜血从额头流下来，她竟一点都感觉不到，心已经比外伤还要痛了。
孙海洋夺下了刀，“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他不断地对妻子说。
“我活也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彭四英说，孙海洋尚能外出寻子，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默默地消化着全家的痛苦。她是被卡在两个选项之间的人。
当时年纪尚小的孙悦也感受到了家中的巨变，她开始迅速长大，自己学习和照顾自己。搬家时，彭四英看到了孙悦的日记，孙悦写，“孙卓你要赶快回来，爸爸妈妈到处在找你，身体已经很差”。彭四英没敢再多看，她发现这份苦难不仅仅是她和孙海洋在承担，愧疚感更深了一层。
彭四英有时会有想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往往归于遗憾。“遗憾，就是已经遗失了，”她对着镜头，平静地说出这番话，“这十几年没有陪伴他，已经是无法弥补的。我对孙卓有思念，孙卓对我是一片空白。离开时是4岁的孩子，再见是他已经18岁了，直接就离开了我的人生。”没关系，他们还拥有未来。
姐姐：找回位置
几乎没有经历什么磨合期，孙悦很快接受了孙卓这个弟弟。两人年纪相差不多，没过几天就开始在微信上互发表情包，聊动漫聊游戏。
孙悦觉得孙卓和家里的另一个弟弟孙辉很像，孙辉小时候也调皮捣蛋。孙卓告诉她，自己四年级时曾把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打哭过，对方从此在学校身败名裂。之前，孙卓的户口被养父母改小了两岁，直到最近他才知道真正的出生年份是2003年，今年19岁。他说，现在想起那件事，真是对不起六年级的，因为他们是同龄人。
20多年来，孙悦没见过爸爸哭，哪怕在那些最绝望的时刻，孙海洋在家里都把情绪留给自己。认亲那天，她正在新加坡读书，边吃饭边看直播，孙海洋如火山一样突然爆发的情绪把她震撼到了，她从没想象过爸爸的哭声竟是如此凄厉，她也流泪了，两滴眼泪掉进了她面前的饭里面。
后来，她以孙海洋的视角写下了与孙卓重逢的一幕：
“我无法呼吸，心脏剧烈跳动。只见一个少年冲进来，朝我小跑而来。
我往前跨了两步，把他抱进怀里，勒住他。我没来得及把他看清楚，只模糊地意识到他比我高一些，可我还是感到他很幼小，像一个小小的脆弱的胚胎一样在我怀里。我必须捧着他、拽紧他、容下他，把他放回我的骨头里、血液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家庭被孙卓走失的阴影笼罩，而孙悦像一个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旁观者。2007年，孙卓被拐失踪时，她还是个9岁的孩子。那是四年级的寒假，她一直都很期待和父母来深圳，这次她终于如愿了。她在深夜抵达白石洲的出租屋，推开门，开了灯，等着她的不是其乐融融的团聚，而是出租屋墙上贴满的寻人启事和相关的报道资料。
她读墙上的报纸，上面写孙卓被拐卖了。她不知道什么叫拐卖，但觉得不在家的弟弟肯定很快就能回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原来这是一种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治愈的丧失。”孙悦说。
在她十岁那年，父亲对她说，以后当着别人的面喊他叔叔，她是亲戚家的一个孩子，在这里读书，所以寄养在家里，“叫我叔叔，别叫爸爸”。这么做，既是为了在媒体面前保护孙悦，让她的生活不受影响，也是为了让这个寻子的故事更加悲剧——孙海洋一直对外宣称孙卓是独生子，他担心别人知道家里还有另外的孩子之后，觉得丢掉一个孩子也没什么。
也是从那年开始，孙悦忘了怎么在别人面前喊孙海洋爸爸。直到今天，她还是习惯对孙海洋直呼其名。
有一次，记者问小孙悦，如果弟弟现在能够看到你，你想对他说什么。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她问懵了，爸爸妈妈从没跟她谈过孙卓被拐的事，但那时她懵懵懂懂地感到，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弟弟了。她愣了一下，接着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你快回来，我再也不跟你抢冰淇淋吃了”。
后来，她在日记里写道，“如果爸爸妈妈找不到孙卓，我会接着找”。
她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十几年间，她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和寻子事件的见证者，记录了孙海洋的执着、彭四英的挣扎、家庭的分裂和重聚。她一直都想等待时机成熟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为这段颇为波折的个人史做一个注脚。随着孙卓回归，她觉得自己可以开始动笔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完整了，已经有了一个句号了，那它本身就有意义了，我就好像一个幸存者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她也找回了自己的位置。
她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名叫《回家：14年又57天》。在书中，她几乎没有提到自己，仿佛自己依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
遥远的哭声
孙卓被拐后，孙海洋开始登记儿童被拐卖名单。寻子出名后，越来越多的家长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孩子也丢了，希望能一起找孩子。孙海洋成立了“寻子联盟”，收集了超过3000个被拐儿童的信息，他在各大媒体发声，组织家长一起寻子，慢慢地，他成了打拐圈的代表人物。
他内心暗暗期待，只要多抓住一个人贩子，就多一分找到孙卓的可能性。
在寻找孙卓的14年里，孙海洋帮助了50多个被拐儿童，每次有打拐圈里的家长找到孩子，都会打电话给孙海洋报喜，这也是他最痛苦的时刻，“为什么找到的总是别人家的孩子，不是我自己的孩子？”
寻找孩子的过程动辄十几年，长期的身心折磨之下，再坚强的意志也会被腐蚀掉：有夫妻难以面对彼此，最终选择离婚，也有人过于劳累意外身亡。孙海洋记录下的那些寻子父母的电话号码，能打通的越来越少。
“长期在那种绝望之中，生病患癌症的就好多，每年都有听说哪个家长又走了，还有跳楼的，跳火车的，”孙海洋说，“家长还在外面找的，都是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条件差的家长就真的走不出来了。”
印刷厂里油墨的气味刺鼻，一边是刚下印的20万张寻子启示，摞起来像一座座小山包，孙海洋在其中穿行，一张一张地拿起那些孩子的照片：王斌是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被拐时剃着小圆寸，他的爸爸只身前往福建，一边卖菜一边寻子，有一天因为过于疲劳，出车祸去世；叶锐聪是在东莞被一辆面包车掳走的，他的爸爸妈妈当时开车拼命地追，没有追上，到现在已经找了15年了；罗妙全是深圳本地人，被拐时6岁，穿着红棉袄留童花头，她的爸爸妈妈找了她32年，如果罗妙泉还活着，也已经38岁了。
孙海洋不敢细想，自己寻子的14年在这些家庭中并不算长，如果要找寻整整32年的时光，要怎样才能熬过去呢？
这些年，孙海洋出门时都会带着一摞名片，上面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被拐卖的孩子的照片和父母的联系方式。“手上一拿出名片给别人，像是有身份的人，像公司老板什么的，”孙海洋有点不好意思，“我拿名片是寻找孩子，想帮更多的孩子回家，万一有好心人知道孩子到哪里去了，能尽快联系到孩子的父母。”
今天，孙海洋家仍有30万张不同孩子的寻人启事。也许到了天下无拐的那一天，孙海洋才能彻底放下，“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长大，才是真正的大团圆”。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