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林|《大藏经总目提要》之《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作者辨正 ——兼论隋朝彦琮、唐朝彦琮、唐朝彦悰

原创钟书林中国俗文化研究

钟书林，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佛经研究专家陈士强先生以一己之力，集数十年之功，撰成鸿著《大藏经总目提要》，嘉惠学林，厥功甚伟。其学殖之渊深，毅力之坚韧，均值得笔者学习。然智者千虑不免一失，白玉之中不免一瑕。笔者因整理敦煌文献之故，专以细读陈先生之鸿著篇什，存有所疑，以祈教于笔者所敬重的陈先生等方家。

陈士强先生在《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传记部》的“第二品唐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三卷”中指出：“《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又名《法门法琳别传》、《沙门法琳传》、《法琳别传》等，三卷。唐西京弘福寺沙门彦悰撰。载于《丽藏》‘惠’函、《频伽藏》‘致’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卷。彦悰，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有传。……传中还引用彦悰自己的话，辨析了彦悰的‘悰’字与隋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著述家彦琮的‘琮’字在写法上的不同，据此可以纠正一些佛教史籍的误刊。”陈先生在此番论述中，虽然引用了彦悰自己的话，强调“琮”与“悰”字不同，但还是错将彦琮、彦悰混淆在一起了。彦琮、彦悰生活时代不同，所撰写典籍也各有不同，因而不能不仔细加以甄辨。同时，陈先生所强调的“据此可以纠正一些佛教史籍的误刊”，到底哪些有误，哪些无误，笔者以有限学识，在本文中也试作以一定的澄清，聊且抛砖引玉，以便更深入研究。

一、关于《法琳别传》作者的记载

《大正藏》记载：“《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京弘福寺沙门彦琮撰。”指出《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作者是“彦琮”，不是“彦悰”。与此相呼应，敦煌藏经洞文献P.2640V原卷首端题名《沙门释法琳别传》之下云：“京弘福道场释迦琮纂。”交代该篇作者，即释彦琮。又，《宋史·艺文志四》记载：“僧彦琮《释法琳别传》三卷。”亦同为彦琮。

而依照有关文献记载，高僧彦琮有两个人：一是由北朝入隋的彦琮，二是由隋入唐的彦琮。下文将还要详细讨论到唐朝高僧彦悰。为了区分方便，本文姑且将三人分别称之为隋朝彦琮、唐朝彦琮、唐朝彦悰。若要更好地全面了解《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作者，需要首先对这两个彦琮作一番考辨。

二、隋朝彦琮与唐朝彦琮

最早将两个彦琮作以区分的是唐代初期的道宣。他在《广弘明集》卷二十五中同时收录了两个彦琮的作品。为了区分两个彦琮，他巧妙地采取了用朝代标识的办法，一个称之为“陈释彦琮”，另一个称之为“隋释彦琮”。他在同卷中收录的两篇作品，一是“陈释彦琮”《福田论》，二是“隋释彦琮”《沙门不应拜俗总论》。

唐代初期，除道宣的《广弘明集》记载的作品外，同时期的道世《法苑珠林》，对两个彦琮文集记载与区分，更为详细。《法苑珠林》记载：

《众经目录集》七卷。右隋朝开皇十四年，大兴善寺沙门释法经等二十大德奉敕撰、扬化寺沙门明穆、日严寺沙门彦琮，区域条分，覼缕缉维。……

《达摩笈多传》四卷、《通极论》一卷、《辩教论》一卷、《辩正论》一卷、《通学论》一卷、《善财童子诸知识录》、《新译经序》、《福田论》一卷、《僧官论》一卷、《西域玄志一卷》。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严寺沙门释彦琮撰。……

《西京寺记》二十卷、《沙门法琳别传》三卷、《沙门不敬录》六卷。右三部二十九卷，皇朝西京弘福寺沙门释彦琮撰。

对于两个彦琮的区分，与《广弘明集》相比，《法苑珠林》一曰“隋朝日严寺沙门释彦琮”，二曰“皇朝西京弘福寺沙门释彦琮”。前一个彦琮由陈朝入隋朝，所以《广弘明集》与《法苑珠林》一作“陈朝”，一作“隋朝”；后一个彦琮由隋朝入唐朝，所以《广弘明集》与《法苑珠林》一作“隋朝”，一作“皇朝”（即唐朝）。两家记载，虽然用语不同，但是所指涉的对象相同。

同样地，在《新唐书》等历史典籍中，也作了区分记载。《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僧彦琮《崇正论》六卷，又《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福田论》一卷。”随后该卷又记载：“僧彦琮《大唐京寺录传》十卷，又《沙门不敬录》六卷。”前后记载有两个彦琮。为了避免混淆，《新唐书》在第二个彦琮的名下小字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 注记的文字，显然是为了区分两个彦琮的不同。前一个为隋代彦琮，后一个为唐朝彦琮，并且强调后者为“龙朔人”。对于两个彦琮的区分，《新唐书》与《法苑珠林》相同，指涉的对象与《广弘明集》，实质一致。

释道宣在《广弘明集》中为便于区分，采用“陈释彦琮”、“隋释彦琮”的方式称呼两个彦琮。但在他撰述的另一部书《续高僧传》中，则采用“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的标题，标识前一个彦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据《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缩页影印出版的《广弘明集》卷二十五《福田论》标题之下亦有“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等字。对于道宣的上述改变，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种是《续高僧传》、《广弘明集》中的上述标题，是后来人整理时修改的，不是释道宣原题。另一种可能，即使是释道宣原题，也并不矛盾。在《广弘明集》中，出于区分两个彦琮的考虑，将一个定位在“陈”，另一个定位在“隋”。这只是一种权宜定位。而在《续高僧传》中，只为前一个彦琮立传，自然不存在区分必要。又由于他虽然生于陈朝，但主要仕历在隋朝，所以改称“隋”也固无不可。而后一个彦琮，由隋入唐，其生活年代与道宣大体相当。道宣撰写《续高僧传》时仍然在世，所以没有入传。其大体生平事迹，在下文与唐朝彦悰比较时详论。此处先探讨前一个彦琮（隋代）的大体生平状况。

隋代彦琮的生平事迹，道宣《续高僧传·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有较为详细记载。按该传，彦琮，俗缘李氏，赵郡柏人，历北齐、北周、隋等朝。周武帝时，更名彥琮。对于其卒年，史籍有两种不同记载。

第一种记载，卒于隋朝大业六年。此说最早见于道宣《续高僧传·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记载：“释彦琮，……因卒于馆。春秋五十有四。即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明代梅鼎祚等，从其说。梅鼎祚《释文纪》卷四十一《福田论》“释彦琮”之下小字注云：“姓李，赵郡柏人。入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赋词宏瞻，精理通显。大业六年卒。”

第二种记载，卒于唐朝武德二年（619）之后。此说最早明确见于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仁寿之末，崛多以缘他事流摈东越，笈多乘机专主传译。从大业初年，终大业末岁，译大方等善持意等经九部，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沙门彦琮、明则、行矩等笔受。至大唐武德二年，终于洛汭，沙门彦琮为之作传。”笈多三藏法师在大唐武德二年（619）去世，彦琮为之作传，据此彦琮的卒年当在武德二年之后。

智升《开元释教录》成书于唐玄宗朝，此说受到《续高僧传》的影响。《续高僧传·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记载，达摩笈多“至武德二年终于洛汭”。该传叙述达摩笈多与彦琮的关系说：“有沙门彦琮，内外通照，华梵并闻，预参传译，偏承提诱。以笈多游履，具历名邦，见闻陈述，事逾前传。因著《大隋西国传》一部。”《续高僧传》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彦琮在武德二年为达摩笈多撰写传记之事，但对《开元释教录》说法出现具有一定影响。

由于《续高僧传》的成书，早于《开元释教录》，所以后世对于隋代彦琮的卒年，多遵从最早说法——隋大业六年（610）说。而相关唐朝武德二年（619）之后的说法，除《开元释教录》之外，其他史籍较少谈及。

又，《释文纪》卷四十四《缘生经并论序》记载：“三藏法师达摩笈多与故翻经法师彦琮在东都上林园依林邑所，获贤豆梵本，译为隋言。三年九月，其功乃竟。”文献多记载的是隋代彦琮与笈多三藏法师共事，从事佛经翻译。因此，即便是《开元释教录》中有关彦琮在大唐武德二年为达摩笈多作传的记载可信，也绝不能据此误判：此彦琮即为唐代弘福寺彦琮。

以上通过梳理唐代初期三部重要佛经文献《广弘明集》、《续高僧传》、《法苑珠林》的记载，我们将两个彦琮大致区别已经弄清楚。（1）在时间上，两个彦琮生活年代一个稍早，由北齐、北周入隋，主要活跃在隋朝；另一个稍晚，由隋入唐，主要活跃在唐朝。（2）在僧院上，一个为日严寺高僧，一个为弘福寺高僧。（3）在文集上，日严寺彦琮整理和撰述的文集为十一部二十九卷，弘福寺彦琮为三部二十九卷。虽然卷数相同，但前者部数，多出八部。这可能与日严寺彦琮担任僧官，得其中便利之处不无关系。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记载：“自隋文帝以沙门彦琮为翻经馆学士，后始命僧以官。”《法苑珠林》：“至隋大业初，……时有彦琮法师，即传译之领袖也。”均体现出隋代彦琮在当时佛教界翻译领域的地位。

由于这两个彦琮，都曾经生活在隋朝时期，年代又相近，所以容易混淆。唐代早期佛教文献，对两个彦琮记载还是区分得很清楚。宋代以后，开始淆乱。

上引《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隋代彦琮文集：《崇正论》六卷，又《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福田论》一卷；唐代彦琮文集：《大唐京寺录传》十卷，又《沙门不敬录》六卷。其中《沙门不拜俗议》六卷、《沙门不敬录》六卷，参照《广弘明集》记载，均应指后一个彦琮的《沙门不应拜俗总论》。它们是同一部文集。而《新唐书·艺文志》把它作为两部文集，并且分别归属于两个彦琮之下，实在是讹误不小。

欧阳修、宋祁作为修史的大学者，在史书的艺文志中尚且淆乱至此，遑论其他学者及其记载了。对于两个彦琮的区分，随着他们文集渐趋消亡，而淆乱更甚。

在唐代，《法苑珠林》记载日严寺彦琮文集是十一部二十九卷，弘福寺彦琮为三部二十九卷。到北宋初期，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日严寺彦琮文集锐减至三部十三卷，其中一部六卷还是误收，实则只有两部七卷。弘福寺彦琮文集只剩下两部十六卷，其中原有“《西京寺记》二十卷”，已改作“《大唐京寺录传》十卷”。更为严重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同卷记载的“《法琳别传》二卷、《大唐京师寺录》(卷亡)”，均已经不署“彦琮”之名。并且《法琳别传》三卷，也已经减至二卷。

《大唐京师寺录》其实就是《大唐京寺录传》，为同一部书，都是从《西京寺记》中分离出来的，而《新唐书·艺文志》误作两书，并且在《大唐京师寺录》之下注明“卷亡”。

到了宋元之际，文集消亡更甚。相较于《新唐书·艺文志》，元代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仅记载有：“彦琮《福田论》一卷。……僧彦琮《释法琳别传》三卷。”由于沿袭《新唐书·艺文志》的排序，两个彦琮前后相隔较远，也没有如《新唐书·艺文志》那样，注明是两个人，实是很大的疏漏。这给后世带来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按《宋史·艺文志》记载，两个彦琮都只剩下一部文集，其他都已经消亡了。

元代以后的正史艺文志中，不再记载任何一个彦琮的文集，两个彦琮被误为同一人。更为严重的是，被视为同一人的彦琮，有时并被与彦悰混在一起，淆乱不清，如将《释法琳别传》这样的作品判定为彦悰所作，实在是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三、由隋入唐的彦琮与唐朝彦悰

由隋入唐的弘福寺彦琮，与唐代初期的彦悰，实非同一人。这在《宋高僧传·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传》中已经记载，在慧立死后，彦悰对《慈恩传》做了大量修改，并对《慈恩传》进行笺述。“或有调之曰：‘子与隋彦琮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虽长卿慕蔺，心宗慕于玉宗，故有以也。’”当有人问彦悰，他比起隋代的彦琮怎么样时，彦悰强调“心宗”（悰）不及“玉宗”（琮）。这个彦琮，笔者以为，当是指《广弘明集》中记载由隋入唐的弘福寺彦琮，而非指由北朝入隋的日严寺彦琮。个中缘由，有两个方面。

第一，“隋彦琮”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含义。两个彦琮，由于曾经都生活在隋朝，所以在初唐时期，僧人如释道宣、释道世等均将两个彦琮，有意识地区别对待。由于两个彦琮在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彦悰等人，对两个彦琮，自然亦是熟悉。问话人既然直接说是“隋彦琮”，那么已是将两个彦琮作了区分。日严寺彦琮，由北朝入隋，已经去世将近40年。而弘福寺彦琮，由隋入唐，在当时以著有《沙门法琳别传》而享有盛名。《沙门法琳别传》在贞观末年即广为传抄，一时洛阳纸贵，传播遐远。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件《沙门法琳别传》文书，大抵均为贞观末期抄本，并且各抄本之间互有差异，可见此传记的盛传程度。按《宋高僧传》记载，彦悰“贞观之末，观光上京，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可见彦悰及问话人正生活在贞观之末，《沙门法琳别传》热炒之时，他们所欲比拟的正是当下热门人物《沙门法琳别传》作者彦琮，所以彦悰有“心宗”（悰）不及“玉宗”（琮）的感慨。

第二，彦悰的撰述，与两个彦琮的著述，在文体的远近关系上有细微差别。日严寺彦琮是著名翻译家，以翻译著述闻名；弘福寺彦琮以文采名世，尤以《沙门法琳别传》一举成名。贞观时期书法家李怀琳为之作序，称赞彦琮《沙门释法琳别传》：“理致周备，捃摭无遗，删补有则，抑亦僧中之良史也。然而记词记事，班、马拟以多惭；直笔直言，陈、范方之有愧。始验琳公之草创，唯著美于一时；上人之润色，乃规模于万叶。” 足见时人推崇评价之高。而彦悰所修改、笺述的《慈恩传》，在文体上，与《沙门法琳别传》一致。所以时人开玩笑式地让彦悰自己把《慈恩传》与《沙门法琳别传》作比较，衡量一下高低。如果将此处的“隋彦琮”理解为日严寺彦琮的话，那么拿他的翻译著述与彦悰《慈恩传》相比，显然可比性不强，远不如拿弘福寺彦琮《沙门法琳别传》作比较合适。

虽然唐代彦悰及其传记中，都已经辨明彦悰与彦琮的区别，但是唐代开元以降的文献记载和学人研究，仍然将此二人淆乱不清。以下稍微征引一些文献例证即可见一斑。

一是同一部书中淆乱不清的。以唐代释智升《开元释教录》为例，淆乱之处已经较多。（1）该书卷八上《总括群经录上》记载：“沙门释彦悰一部六卷《集议》。” 按：《集议》即《集沙门不拜俗议》的简称。依《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及上文所述，当为彦琮所撰，而非彦悰。（2）该书卷八下记载：“沙门释彦悰，识量聪敏，博晓群经，善属文华，尤工著述。天皇龙朔二年壬戌有诏令：拜君亲恐伤国化，令百司遍议。于时沙门道宣等共上书，启闻于朝廷，众议异端。所司进入，圣躬亲览，下敕罢之。悰恐后无闻，故纂斯事，并前代故事及先贤答对，名为《集沙门不拜俗议传》，之后代永作楷模，墙堑法城，玄风不坠也。兼撰《大唐京师寺录》，行于代矣。”两次均作“悰”。而依上文所引文献及其考证，《集沙门不拜俗议传》、《大唐京师寺录》编撰者应是为彦琮，而非彦悰。（3）该书卷九《沙门释慧立传》记载：“立以玄奘法师求经印度，若无纪述，季代罕闻，遂撰《慈恩三藏三传》，未成而卒。后弘福沙门彦悰续而成之，总十卷，故初题云：‘沙门惠立本，释彦琮笺’。”此处记载，将彦琮、彦悰严重混淆不清。先是将彦悰误为弘福寺沙门，继而误作“释彦琮笺”。事实上，弘福寺沙门应是彦琮，不是彦悰；而笺述惠（慧）立《慈恩传》的应是彦悰，不是彦琮。上述记载，《宋高僧传》卷十七《唐京兆魏国寺惠立传》作“广福寺沙门彦悰续而成之，总十卷，故初题云：‘沙门惠立本，释彦悰笺’是也”。此处“悰”前后一致。但由于受上述《开元释教录·沙门释慧立传》记载的影响，还是将彦悰误作“广福寺沙门”，这与同书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传》记载显然相抵牾。《宋高僧传》将“弘福寺”改为“广福寺”，可能已经察觉到《开元释教录》记载的错误，试图作以一定的改动，因而讹异如上。

以上数例见出，成书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开元释教录》，已经对贞观之末的彦琮、彦悰有些混淆不清了。上述所列举的例证，或出于后世传刻时的疏误，但也不能排除当时撰述者的含混不清，导致后世以讹传讹更甚。

二是同一类书中淆乱不清的。不少文献记载，彦悰有品画理论著作传世。例如：(1)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僧彦悰《续画品》云云。(2)宋代趙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后画录》一卷”云：“右唐僧彦悰撰。品长安名画，凡二十七人。” (3)清代康熙年间《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七《唐沙门彦悰后画录》记之最详：“彦悰为《帝京寺录》，因观在京名迹，其中优劣差降，甚有不同。若曹、姚之徒，已标前录；张、谢之伍，题之续品；沙门之内，弃其数人。但非释氏，所宜故阙而不录，都合二十七人，名曰《后画录》。如郑法轮、太常成嵩、尹伯乾、长通竺元标等虽行于代，未曰名家，若兹之流，以俟来哲。时贞观九年春三月十有一日序。”

以上三例记载的《后画录》作者，如果说只看前两例，定会以为是《慈恩传》的笺述者彦悰，而只有看到第三例，才会知晓此处“彦悰”亦系“彦琮”之讹。一是依上文引证，《帝京寺录》作者是彦琮，而不是彦悰；二是末尾落款时间是“贞观九年”，而按《宋高僧传》记载，彦悰在贞观末年才“观光上京，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因而他绝无可能在贞观九年就已经撰述此书。此外，在《宣和画谱》、《画史会要》、《清河书画舫》、《佩文斋书画谱》等文献中，有时正作“僧琮”，即僧彦琮的省称。

不过，《后画录》是否为彦琮所作，清代学者已提出质疑。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后画录一卷”云：“唐释彦悰撰。前有彦悰自序，称为《帝京寺录》，就所见长安名画，系以品题，凡三十七人……序题贞观九年……则湊为明皇时人，彦悰远在太宗之世，何以能预录之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僧悰之评，最为谬误。传写又复脱，错殊不足看也。’是真本尚不足重，无论伪本矣。”此处也是误“琮”为“悰”。但所辨《后画录》为伪本，确有道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唐武宗会昌年间著作，从该书引述的评语来看，《后画录》成书当还在此之前。张彦远斥其“最为谬误”，很可能是来自民间之作，之所以署名僧彦琮，是因为彦琮《沙门释法琳别传》竞相传抄正盛，藉此托名传世的缘故。

四、《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的作者

由上述《后画录》冀托名彦琮以传世，以及《宋高僧传》中时人调笑僧彦悰：“子与隋彦琮相去几何”之语，都可见彦琮《沙门释法琳别传》在贞观年间的影响力。而传刻文献及研究者，多将“彦琮”、“彦悰”混为一谈，并将彦悰误作“弘福寺沙门”，甚至将《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沙门释法琳别传》）也混为“彦悰”所作，实有违历史真实。上文已将传刻文献“彦琮”、“彦悰”相混的情况基本厘清，下文将重点论述《沙门释法琳别传》的作者是彦琮，非彦悰。除了前文已有的考证外，兹再申述五条理由，以坚此说。

第一，从两人贞观年间在京都的生活时间来看。彦悰是贞观末年才到京都的，之前情形如何，无从知晓。《宋高僧传》记载：“释彦悰，未知何许人也。贞观之末，观光上京，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三藏法师即唐三藏玄奘法师。彦悰修改、笺述《慈恩传》，即由此渊源而来。

而彦琮由隋入唐，从上引文献中见出，贞观九年、龙朔二年等，都有他的活动印迹。其所著《西京寺记》二十卷（因唐代以后文集部分佚亡，或作《大唐京寺录传》，又作《大唐京师寺录》、《帝京寺录》等）的煌煌巨著，即是久在帝京的缘故。《沙门释法琳别传》传尾说：“余既侧闻馀论，思记德音。”法琳是由隋入唐的高僧，后因护法忤怒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流放而死。彦琮与道宣、法琳等，都是由隋入唐的高僧，对法琳武德、贞观年间所有护法事迹，多有耳闻，因而其传记叙述甚详。而彦悰是在贞观末年入京的，其时法琳已经去世数年。法琳轰轰烈烈的护法之事，伴随朝廷的禁断法令，已然寂静。因而，彦悰撰作法琳别传的诸多条件，不再具备，没有作传的可能性。

第二，从两人所居处寺院来看。不论是敦煌藏经洞文书，还是《大正藏》，其记载都具有较高真实性和较强说服力。它们都记载《释法琳别传》的作者为“弘福寺”沙门彦琮，可信度应该很高。而彦悰，据《宋高僧传》记载，为大慈恩寺僧人。弘福寺、大慈恩寺，虽然都在京都，但两寺相差较大，绝无记混的可能。

第三，从两人与法琳关系来看。彦琮与法琳作为同时代人，关系密切程度虽然无从考知，但传记中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而彦悰，在法琳去世数年后才入京都，对法琳之事，相对陌生。即便是为之写传，可能也相对隔膜。彦琮对法琳的情感，可以通过创作于同一时期释道宣的《续高僧传》为旁证，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法琳卒于贞观十四年，道宣《续高僧传》成书于贞观十九年，所以《续高僧传》中也为法琳立传。但只要将道宣、彦琮的这两篇传记相对读，就会发现在情感上，道宣要远为客观冷静得多。同时，对其护法过程的记载，道宣也远为简略逊色。所有这些差别，不能不归因于传主与作传者之间感情的亲疏远近关系。

第四，从两人的才学来看。《宋高僧传》记载：“（彦悰）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然其才不迨光宝，偏长缀习学耳。于玄儒之业，颇见精微，辞笔之能，殊超流辈。”彦悰虽然拜玄奘为师，但他的才艺不在佛教经义，而在“玄儒之业”，所以时人让其笺述《慈恩传》，正是利用他精通玄儒的特长。所以《宋高僧传》中将他的《慈恩传》笺述，比拟为“乃象郑司农笺毛之诂训也”。由此看来，彦悰的才学并不在传记的创作上，而是在于经学训诂。所以，被时人誉为“僧中之良史”“班马拟以多惭，陈范方之有愧”的《释法琳别传》，不似出自他的手笔。

而对于彦琮，李怀琳《琳法师别传序》说：“爰有弘福寺琮上人者，禀气星辰，体道乘羊之岁；资灵海岳，育德抚象之年。志等澄兰，誓摧邪而纳虑；器均安远，弘正教以为心。至若持线金章贯花玉牒，妙穷宗致，曲尽幽微。然而听览之余，游情子史，综括黄老，包吞儒墨。”彦琮情通传主释法琳，志在摧邪正教，精通佛典，兼通经史。他最终撰成《释法琳别传》，文采斐然，传诵一时，正是源于博学多才的知识涵养。

第五，从两人的交游及社会声誉来看。《宋高僧传》开篇记载彦悰：“未知何许人也”，末尾又说：“悰不知终所”。可见彦悰的声名当世不显。除笺述《慈恩传》外，事迹不详。

而彦琮不仅久居京城，遍游京都寺观名迹，而且与社会上流贤达多所往来。这从李怀琳《琳法师别传序》中可以见出。李怀琳不仅为他的《释法琳别传》作序，并在序中说：“弟子狄道李怀琳，与琮上人，志协金兰，义符胶漆，虽缁素有隔，而嗅味颇同。”交代他与彦琮非同寻常的关系，以自己的社会声望，积极为彦琮援引。李怀琳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虽然后世对他毁誉不一，但在当时却是和虞世南、欧阳询等，备受帝王礼遇的书法大家。宋代陈思《书小史》卷九说他“工临写善草，好为伪迹”。曾经临摹王羲之的书法，为唐太宗所爱。彦琮的这部《释法琳别传》经李怀琳手书序言，便由此广为传播。

综括全文，我们不仅可以将《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的作者辨证清楚，而且可以通过清理一些掩埋的历史尘埃，重现隋朝彦琮、唐朝彦琮、唐朝彦悰三人的生活遗迹。这或许会对我们再次整理佛经典籍文献时，产生一定的帮助。

原文刊载于《文献》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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