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人类学】徐新建｜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长江故事”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原创徐新建中国俗文化研究

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提要：“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是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以“长江故事”为例，尝试梳理和分析了一个有趣而深刻的文学表述过程，即“长江”命名的由来，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族群的人们对其的认知与记忆。概要地说，“长江”的命名与书写过程，是其各段、各支流被视为整体，向“国家地理”转化升格的过程，是从“门前的河”转化为“祖国的河”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近代以来，尤其是华夏以“中国”之称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自立以后，作为国界以内的著名大河，与北方的“黄河”一样，地处南方的“长江”也似乎日益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族群标志和国家象征，不断被人们以文学艺术以及科普读物的方式塑造和颂赞着。20世纪80年代，香港歌星将一首《我的中国心》唱红国内。歌中唱道：“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什么样的“中国印”呢？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大陆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写道：

“长江以‘长’而得名。它不仅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著名的巨川之一。它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横卧在中国的中部……浩浩荡荡，一泻千里。”

台湾地区使用的中学教科书《中国地理图说》则在开篇“我国疆域图”上，仅以黄河、长江作为整个中国的水系代表，省略了其他众多的弱小分支和涓涓溪流。

然而，“长江”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自然面貌，何以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中，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学叙事取得国家级地位，成为民族象征之一的呢？答案涉及“中华民族”对长江漫长的认知和凝聚过程。细说起来将引出意味深长的故事。

话题不妨从《徐霞客游记》对长江之源的探索、更正说起。

徐霞客实地考察长江源头，让世人知道长江之“长”

无论游牧、农耕还是采集、狩猎，东亚大陆早期的多元文明传统均把土地和水源视为族群生存的相关基础和根本所在。汉语文献的经典表述中，“水土”、“山河”、“江山”这样的语词每每作为“国家”、“社稷”的替代符号出现，几乎成为上自精英下至民众习以为常的事情。于是，诸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国破山河在”，乃至“江山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一类的话语，能够在这样的传统中，被不断创作、涌现出来，并被广泛接受和复制，便不足为怪。

不过尽管如此，虽然同样视水土为重，然因地貌不同和开发相异，以汉语文献表述的华夏传统中，实际上还是东西区分，南北有别：西面高，靠山，东面低，向海；北方重“河”（黄河），南方举“江”（长江）。也就是说，仅就水系而言，长江是长江，黄河是黄河，彼此相分，各有意含。这样，基于“统筹全局”之需要，在对二者“正本溯源”的长期探求中，自然便出现了因人、因地、因时而不同的认知和表述。

宋代以前，主政的中央王朝重心多在北方，故其关注的视野以及人们征引的文献依据便偏向以黄河为重。早期黄河领域的作者们也涉足过长江之源的考证，并形成了以《禹贡》“岷山导江”为代表的经典推断；也就是把长江之源定在岷江。直到明代徐霞客重新进行实地考察的时候，后世的文人仍普遍奉此推断为不可更改的正统。经过亲历其境的艰苦验证，徐霞客正式提出了“江源不在岷山（岷江）而在金沙（江）”这一在时人眼中大逆不道而在今人看来则“可庆可贺”的新说。

然而细读霞客原作，其重建新说的原由和动力颇有意味，值得再次探讨和述评。徐霞客出身江南，家乡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出海处，故在身份归属上当为地处南方的长江流域。这一点徐氏并不回避。其著名的《江源考》（一作《溯江纪源》）开篇，在把（长）江、（黄）河加以南北对举之后，接着就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区位隶属，曰：

“江、河为南北二经流，以其特达于海也。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势，至此而大且尽也。”

这里，“江”不以“长”名而以“大”称，且因表述者出发视野的缘故，其顺序排在了（黄）“河”的前面。接下来作者表达的感慨是：“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而可惜的是，“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句末的“而已”二字，道出了徐氏既不满前人旧说从而欲挑战经典的心思，又已显出想在江源探溯问题上另起炉灶的打算。

那么事情又是如何引起的呢？霞客先生的疑惑和追问如下：

“何江源短而河源长？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然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看来身为长江之民的徐霞客，似乎就是要通过对比，来同北方的“黄河”，不，同偏向于北方的“黄河之说”过不去。可假若前人定论确系偏见，又该如何证明并加以澄清呢？徐氏选择的办法是：实地考察，重考江源；究其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世人重识南方的“江”，不仅观其“大”，还要知其“长”。这样，在从东南故乡出发、沿江而上，到西南边地做了亲历跋涉的考察之后，霞客先生终于抛弃“岷山导江”的旧说，为“江源”改选了远比岷江更长的金沙江，并由此表述道：

江之大于河者，不第其源之共远，亦以其龙之交会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

末了，更是不无自豪地总结说：“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徐霞客（1587-1641）弃仕独行，游历万里，被后世誉为伟大的地理家和文学家。中年时候，他离乡西走，溯江纪源的日子为明崇祯年间（1636-1639），那时的他已年过半百，此后不久便离开人世，称得上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其提出的“先南次北”观则标志着世人对疆域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徐霞客游记》版图

尽管早在汉魏时期就曾出现过“长江”之名，但究其实际所指和历史意义，可以说已很难找到什么记载能与徐氏这篇《江源考》相比，传达出更令人回味的“长”江含义了。难怪当时的徐霞客虽未正式使用“长江”之称，但后世的人仍愿意把“‘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之立论，归功为其当年的首次“发现”与果敢“纠偏”。自此以后，与北方的“黄河”相比，由于被证明既大且长，南方“长江”的地位在世人心中，便逐渐被接受为不说超过至少能够堪称与之并举、匹敌的了。这种变化表明着“中原”、“华夏”等正统意象的地理标志物中，出现了新一轮的“南北交融”，或如另一种说法所称的：“重心南移”。

到了现代，国际局势的大变迫使中国人不仅感受到要为原有的“天下”另找说法之焦虑，同时也产生出欲以民族、疆土和文化重新立国的急需。于是乎“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种能够用于凝聚、整合国民的象征符号就被源源不断地寻找和制造出来。三十年代，日寇入侵。大敌当前，举国愤慨。一曲万众高歌的《黄河大合唱》重把“黄河”高举出来，奉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大旗。歌中唱道：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黄河咆哮”就是“中国咆哮”。这里，黄河已显然被视为了“国家”的代表。与此同时，后来在五十年代被定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力图用“血肉长城”的强烈意象，敲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警钟。接着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国家的主导政策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社会变迁不无关系，另一曲优美抒情的《长江之歌》则以缓缓高昂的歌声，似乎在向世人（包括中国和世界）表达另一种从古到今、由内及外的“中华景象”：

……

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

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

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

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

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这就是说，明清至近代，文人们为“中国”疆域寻找和创造的地理象征不断呈现出江河并举、南北呼应的交替局面；而细说起来，其中的动因与缘由莫不与其时的国势变动及叙事者各自的身份认同有关。

这样，经过从近代到如今的长期营造，“中国”、“中华民族”就有了代表其国土标志的几大法宝。“长江”便是其中之一。不过正如族群实践所面临的历史磨合一样，国家地理象征方面的“多元一体”也仍在建构之中。倘若仔细辨析，人们不难在诸如“黄河摇篮”、“长江母亲”这类貌似相同的说法后面，读出彼此有别的意蕴。扩展来看，就连这些“超级大河”的代表资格，其实也不断受到质疑。

据后人的采访，当年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在接受约请时，受命应写的是“一条长江”。但作者本人生在北方，接近黄河，远在长江流域之外，故认为用“一条大河”比“一条长江”更能激发各地听众的爱家爱国之情。其依据的道理简单朴实：“长江”虽长，却仅有一条；而祖国之内，大河则成百上千；若一辈子没见过长江，你唱它又有何用？因此，作者以每个人自己心中的“大河”取代了作为单一象征的“长江”。歌中唱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对具体本土而不是抽象国家的眷念与缅怀，令人想起抗战期间东北将士所传唱的那首《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有意思的是，或许出于同样的心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身处广东的作者特意拍摄了讴歌珠江的电视专题《南方的河》。据主创人员介绍，其目的之一乃在不愿世人因过多聚焦北方和中部的黄河、长江，而淡化甚至抹去了其他大河的存在价值与历史记忆。这种可称为“家乡本位”的心态和做法，与当年的徐霞客几乎如出一辙。

回头再说“长江”。如前所述，在为江源考证的问题上，徐霞客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或曰“找到”了比岷江更长的正源大河——“金沙江”。对于自己之所以能有此收获的原因，霞客先生一方面强调主要是由于以往世人偏重黄河，“江源从无问津”；另一方面又指出乃在于过去岷江通达便利，易为人知，金沙江“盘折蛮僚谷峒间，水陆俱莫能溯”，而其本人正好因心系江源，故能够以实地考察加以验证罢了。此话道出的含义有三层。其一：尽管均为大河，但彼此被重视的程度却受制于的关注者特定需求。其二：在历史文化而非自然地理的意义上，长江的“边界”显然是被不断认知和延伸的。虽为“同一条江”，明代以前，上、中下游的族群之间往来有限，作为整体贯通的“长江”尚不存在，也就是说还没有在世人心中被建构出来。诚如徐霞客所言：

“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

其三：徐氏对金沙江的“发现”，本意是为下游探寻江源，而非出自对“金沙江”本身的关注和兴趣。其阐发和论辩的对象也是在中原主事的文人、精英，而不是江源地区那些“盘折蛮僚谷峒间”的世居“土人”。换句话说，即便确有创新和发现，徐霞客所言的“长江”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从那时以来，自叙州（今宜宾）往上，长达两千多公里、有着众多不同族群居住的“金沙江”，实际上还长期只是下游人士的单向性想往和精神需要上的补充食粮；彼此之间仍有太多的间隔有待打通，也还有不少文化与心理的纽带需要延“长”。倘若没有这样的沟通，如果去掉几乎占其总长度二分之一（从江源到宜宾，包括了金沙江和通天河，总长3496公里）之上游的真正参与，长江绵绵6300公里的“民族-文化气势”就会徒具其表。

似乎正好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徐霞客形成呼应的是，2000年之际，另一位当代作者徐刚撰写了《长江传》。书中不仅转引了今日地理学家对徐霞客敢反正统的肯定，曰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人所不言”（谭其骧语）；并且同样强调了长江源头少数民族的历史存在和原创意义。徐刚写道：

“沱沱河现在是名正言顺的长江正源。藏语称为玛尔曲，意为‘红色的河’，蒙古语称‘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意为‘平静的河’……这些河流以及山峰的藏名和蒙古文名字已经告诉我们，在这片冰雪源区，最早的发现者是谁了。”

不过在指出这种“发现“的同时，作者已有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对国家一统的强调及其制约下各族群文化的整合。徐刚是诗人，他以诗意般的语言对此作了表达：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先行者，在开山辟岭穿插迂回间启示着某种方向；

“长江是华夏大地的播种者，在水流湿润草木枯荣时暗示了某种创造；

“长江是古老文明的酿造者，在不断坠落以柔克刚中吐露出神圣的东方哲学。”

通过从“中华民族”、“华夏大地”到“古老文明”和“神圣的东方”这类关键词的使用，读者已不难感受到书写者对长江源头众多族群在国家地理意义上的文化整合。

另一位替长江立传的当代作者在其作品《长江魂》里，也提到了长江之源的多族性，称“长江源头神奇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藏族游牧民顽强的生存信念”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又把长江上下游的不同文化连为一体，说要尽力记录所见的一切，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从而“了解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曲折艰难、辉煌奇丽的诞生。”何样的辉煌与奇里呢？作者指出了长江在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流经中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程6300公里，落差5400米，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巨川。

这就进一步把“长江”纳入至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并且通过“中华民族母亲河”这样的命名，使其上、中、下游各段的多元族群呈现为一体。也就是把以往形聚神离的“千山万水”转变成如今至少可借助文学感受的“同一条江”。

有意思的是，长江的当代传人中，有的也有意无意地保留或凸现了自己的地缘身份。跟当年的徐霞客一样，写作《长江传》的徐刚就强调过自己的出生地，在书的勒口标明其“生于长江的崇明岛”。这种地缘和族群身份的异同，显然已关联到了人们对内外世界的认知与评价。

再从一个国家的多元格局来看，大江如此，小河亦然。在身份认同的意义上，“水土”与“家园”的分量其实各地相同；而由此引发的所谓“京派”、“海派”分别，说到底不过是由来已久且事出有因的“方言”体现和“话语”论争。当年“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言被千古吟诵；与此同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也世代流传。

前引《长江魂》的作者曾在长江的两头寻问，得到的回答意味深长：

“在长江源头，我问那里的孩子：你们知道长江吗？摇头，他们只知道脚下的河流叫玛曲（沱沱河）、当曲、治曲（通天河），知道这些河流来自雪山、冰川，但不知道流向哪里，更不知道它的下游就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长江。

回到都市，我问住在长江边上的孩子：你们知道这条河从哪里来吗？摇头，他们只知道这条河叫长江，来自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江山多娇，大道不言；人生在世，天各一方。对山川之于国土的意义，眷念本土的各地人们或许还将不断追寻并议论下去。

如今，随着国家地理的开拓和科学技术发展，国人已对长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对其名称的变异与地域的关联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据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的统计整理，长江各段名称和别名总计不下30种；若分段而论，大致如下：

1.从江源至当曲口(藏语“曲”即“河”)，长358公里，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2. 曲口至青海省玉树县巴塘河口，长813公里，称“通天河”；

3.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市岷江口，长2308公里，称“金沙江”；

4.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长2884公里(荆江裁弯取直后，缩短航程80公里，为2800余公里)，通称“长江”；其中——

宜宾至湖北省宜昌市，因长江大部分流经四川省境内，俗称“川江”，长1030公里；

湖北省枝城至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因长江流经古荆州地区，俗称“荆江”；

江苏省扬州、镇江附近及以下江段，因古有扬子津渡口，得名“扬子江”……

与此相关的文学表达则不计其数。仅以“扬子江”为例，近代几位与四川有关的著名文人志士都对之作过诵唱。余光中写作的《扬子江船夫曲》，特别注明要“用四川音朗诵”：

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

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

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

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

接下来的语句里流露出“狭隘的”本土自豪：

一辈子在水上流浪，

我的家就是宽广：

早饭在叙府吃过，

晚饭到巴县再讲！

嗨呦，嗨呦，

晚饭到巴县再讲！

较早的郭沫若把扬子江与黄河并举，还申言要让二者对话，写出《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之一、之二），并用之鼓吹“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邹容则在其影响久远的《革命军》里，把扬子江与当时流行的一组“中国特征”同日而语，希冀着由此唤起国民对革命的参与。其曰：

“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过去，接二连三的革命使“我中国”一次次改变；随着“扬子江”等旧名的过时或废弃，国人所处的族群地理与世界格局也与当年大相径庭。到了20与21世纪之交，中国的许多同类期刊争相着要成为本国的“国家地理”。几经变化，此“皇冠”终被国家级权威机构拿下。2001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主办五十多年的杂志《地理知识》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该刊打出“大地理观”的旗号，采用“把地理变成新闻和小说”的方法，面向大众，影响国民；并表明自己与美国《国家地理》的主要区别，是要“守护大中华的文化版图”。2004年6月7日，中央电视台的“国家地理”频道推出对新节目“再说长江”的阐述。节目总编导首先对以往的作品加以反思，认为由于过去爱“从民族说国家和世界”，于是“人不见了，事不见了，长江也不见了”，经过许多的教训后才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个人可以见证历史，城市可以见证国家，长江可以见证民族”。于是希望在继《话说长江》的二十多年之后，借助对长江的“再看”、“再说”和“再想”，来“透视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前进”。

行文至此，我想强调的是：面对古往今来的文艺再现，我们当区分“自然的长江”与“文化的长江”：前者或可与人类无涉，后者则因人而异。自然的“长江”由千万条支流汇集而成——它既是分散的，也是整体的。文化的“长江”却与世人的认知相关——随着认识者视野的开拓以及彼此间交往的展开，完整意义上的“长江”才得以产生。由此而论，“长江”的命名与书写过程，就是“沱沱河”、“通天河”、“金沙江”、“川江”、“荆江”、“扬子江”等各分段、支流被视为整体、向“国家地理”转化升格的过程；在族群交融的意义上，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这过程先在社会先行者们的观念里发端，后经由文学艺术家的书写、再现而流传，最终又返回到各地民众之中，影响并改变着他们的区域性生活。对于各族群平民百姓的日常经验而言，意味着自己的认同对象从“我家”上升到“我们家”以及从“门前的江”转化为“祖国的河”……在文学书写的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方式和类型出现了，那就是跨族际的“多民族文学”。在今天主要由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世界体系中，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历史转型。新型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从族际交融的视角出发，对国家地理加以塑造，使原本散在的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性观念上升为国家级的宏大叙事，从而辅佐完成国族共同体的认知与凝聚。

不过值得对照的是，就在一国之内的上述过程还方兴未艾时，在大洋彼岸，作为本土仿效对象的另一大国之《国家地理》却已开设了“寰宇地理志”栏目，声称要“上至天文，下达地理以及宇宙中的人、地、物”，尽管其刊名的原意“National Geography”其实就包括着“国家”和“民族”两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