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俗文化研究”笔谈（一）

主持人语：

普慧，本名张弘，陕西榆林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学科交融：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文学系教授、四川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从西方民间文学理念的引进，引发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抬头;大小传统概念的运用，促进中国俗文化研究的兴起。敦煌文献中有丰富的俗文学作品，四川大学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展现出语言学、文献学、文学史和敦煌学、佛学等学科交叉综合的特色，尤其以白话诗为研究核心，贯串了各类敦煌俗文学，为后学提示了突破俗文化研究的入口。在此我想就俗文学研究略谈一二。

一、俗文学与俗文化的关系及发展

敦煌文献中包含了大量俗文学作品，相较于传统雅文学，其特色即在文学形式的通俗化，文学语言的俚俗口语化、文学内涵的世俗化，总体展现了广大底层群众日常生活文化，与士大夫雅文学“诗言志”的传统文化迥然有别。讨论俗文学就会提及另一个概念，即俗文化，同样，俗文化与传统雅文化也是有所区隔。我对于“俗文化” 的理解，以为：文化、文学是全民族各阶层文化、文学的综合体，原无雅、俗之分，但由于过去教育不普及，识字率不高，文字记录的文献与文学创作，始终为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士大夫所掌控，因此雅文学、雅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主流，广为流传，而为后人所熟知。实际上，除雅文学、雅文化之外，还有大量的俗文学、俗文化始终存在，流传在广大群众的生活中，且历久弥新。雅、俗是对举的，并无所谓的高低之别。只是俗文学、俗文化在过去未受到重视，加以传世文献鲜有纪录，以致后世甚少探究。

“俗文学”“俗文化”的提出与学科研究的建立是近代才出现的。“俗文化”更是随着俗文学的兴起才逐渐受到重视。其历程当是19世纪70年代，西欧学者广泛使用Folk-lore这个术语，并确定其含义为“民俗学”，即“关于民众智慧的科学”。当时的概念是广义的，指的是民间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文化表现。“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引进这个名词，具体地译为“民间文学”，沿用至今。

1938年郑振铎曾开宗明义的指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¹将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划上等号，如此一来，中国文学的研究，雅文学与俗文学二分法也就逐渐成型。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将社会的文化形态以简洁的二分法进行划分。²这一提法随即引起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重视与运用，台湾大学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文化的图像》³一书中更将此概念运用在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应于中国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此后有关俗文化的论述也就时有所见。

我以为“俗文化”的“俗” 与“俗文学”的“俗”，同样含有“通俗”与“世俗”的双重意涵。“俗文化”是最能展现民族化、大众化，且最能呈显民族特色与群众风格的文化，更具有个人与群体，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特性，是最能贴近地域、最接地气的文化表现。就文化发展与演进而言，也是具有继承与创新的传承性与变易性，使其文化得以历久弥新。

俗文化的研究与俗文学、俗语言、俗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俗文学与俗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俗文学透过通俗的文学形式，以浅近的通俗语言，叙述群众日常生活的事物及现实社会的切身议题，真实地反应时代、地域、阶层的生活百态，表达大众的共同思想，透过这些世俗的语言、智能、思想、信仰具体的呈现了俗文化的内涵。以项楚先生为例，他的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学术研究，除了展现敦煌俗文学研究发展的脉络外，更提示了俗文学文献的精确校录与深入的理解，是了解各时代、各地域、族群俗文化的一种途径，也表明“俗文化是俗文学的土壤，俗文学是俗文化的窗口”。

文学与文化的雅俗，不是高低之分，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俗可提升为雅，雅也可下降为俗，雅俗可随时空、阶层的转换而接受、改变与转化，展现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这无疑是俗文化研究深意之所在。

二、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俗文学研究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杂，但从中国文学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当然非讲唱变文莫属。敦煌变文的整理研究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崭新园地，除了丰富唐五代讲唱文学的文本外；更有助于了解中国俗文学史，特别是讲唱文学的早期样貌，提供宋、元话本，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俗文学体类溯源的实证；同时也有助于廓清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脉络，订正了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传承关系的偏差；更提供考察唐五代俗文学、俗语言、俗信仰的具体材料。除了讲唱变文，敦煌文献中诗歌与曲子词也数量可观，其中既有中原地区的作品，也有敦煌当地创作的作品；有传统文学经典如《诗经》、《玉台新咏》等一类作品，也有唐代文人雅士李白、李峤、高适、白居易等作品，更有流行于民间的白话通俗诗歌。

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项楚先生的论著，学界夙多评介，尤其集中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论者大多着眼于校勘精确细致，考据详赡确凿，注释周详精审，对其镕铸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的治学特色，也有高度评价。2019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项楚学术文集》⁴，收入的论著，除《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外，七种九册，都是以敦煌文学文献为主，其中《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更是敦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之专著。这些论著中并未见有刻意标示俗文学或俗文化，然其研究对象主要以变文、王梵志诗、白话诗歌、佛曲歌赞等敦煌文学文献为主，这些论题都是过去未见，或为传统文学研究所忽视的俗文学作品。

除学界既有的评价外，我以为项先生在研究面向的选择，可谓慧眼独具。他掌握了敦煌俗文学的文献特色与实况，从变文入手，然后再扩大到敦煌白话诗、佛曲歌赞等，透过语言学、文献学、敦煌学与佛学的交叉综合研究，呈现了这些俗文学的特色与可贵的俗文化意涵，获得高质量的丰硕成果。特别在校录、注释及解读这些俗文学作品时，能充分地阐发作品表现的俗语言、俗信仰、俗思想等具体面貌，开阔了敦煌俗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更引领着俗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向，贡献良多，影响深远。

在俗文学研究中，项先生特别聚焦在具有通俗白话特性的诗歌写本，他在《敦煌诗歌导论》书中，除关注敦煌诗歌写本具有“和中原诗歌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佛教诗歌占有很大的比重”“保存了大批下层人士和民间的作品”等特点；更将敦煌诗歌分为“文人诗歌”“释道诗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王梵志诗歌”等五类。 “文人”“释道”“民间”诗歌的分法，盖就诗歌作者的身份来论，这三类大体上已可概括全部的敦煌诗歌，也已兼顾到敦煌诗歌的阶层性。然而“乡土诗歌”的立目，则着眼于相当数量具有浓烈乡土气味敦煌本地人士的作品，用以突出敦煌诗歌的乡土特色，凸显著对敦煌俗文学特性的确切掌握。

对于最为耀眼的“王梵志诗”自立一类，主要跳脱历来诗歌以典雅为正格的窠臼，着眼于其语言的口语、鄙俚，风格的辛辣、谐讔。任二北先生曾以 “早、多、俗、辣”⁵来概括王梵志诗的整体印象，“俗”、“辣”二字正是王梵志诗在语言与内涵所表现的俗文学特色。《王梵志诗校注》是敦煌文学论著中研究最深、影响最广的代表作。除了精确的文本校录外，其详赡的注释与透辟的解读，更将王梵志诗所反映庶民大众的情感、语言、思想及信仰一一检视，藉以展现唐五代世俗大众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人生观。

继王梵志诗研究后，以为项先生为主导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团队，微观、宏观并重，大力倡导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唐代白话诗研究；立足于微观的校注基础，展开通俗白话诗歌发展的历史宏观考察，《唐代白话诗派研究》⁶的出版是此一理念的落实。俗文学是具体集中表述俗文化的载体，其最贴切、最为自然又最能酣畅淋漓展现俗文化的便是口语白话，从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寒山诗再到对唐代白话诗派研究，俗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后学提示了突破俗文化研究的最佳入口。

注释

1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2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3 李亦园：《文化的图像》，台北 : 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年。

4 收入《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柱马屋存稿》《柱马屋存稿二编》，计八种十一册，凡五百万言。

5 任半塘：《<王梵志诗校辑>序》，《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86页。

6 项楚、张子开、谭伟、何剑平：《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

原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58-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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