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言】俞理明｜词汇外现形式聚合

作者简介：俞理明，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中国语言文学（语言）” 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四川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历史演变研究。

外现形式是指在表面上呈现的词汇形式，词语间的不同形式关系，形成了不同角度的词汇聚合关系，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汉语词汇的使用发展。

不同长度的词汇成分，也是词汇聚合的一种表现。其中包括语素层面的单音语素、复音语素；也包括词层面的单音词、双音词、三音词、四音词等等。

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在词汇层面，先是采用大量的双音词代替单音词，然后又以双音词为基础，大量滋生出三音词、四音词以及其他多音词。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语用环境的变化，人们心理上所接受的词汇长度，正随词汇的历史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文言系统中，单音词的认可度最高，而在白话系统中，尤其是现代汉语中，受韵律的影响，双音词和其他复音词的认可度都大大地提高了。因此，出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的复音组合，尤其是双音组合，在旧时的分析中往往被判为词组，而现时的分析则倾向于判为词。

汉语词语长度与语用中的文体和修辞有密切关系，经常出现在诗文辞赋中的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段，由特殊文体而造成的、具有影响力的三字句（如三字经）、四字句（如《诗经》、成语）、六字句（与四字句同为骈体文的惯常句式）以及汉代以及下诗歌中的五字句、七字句等，都对汉语双音词的使用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具体地说，三字句多为1+2或2+1，四字句多为2+2，六字句为3+3、2+4或4+2，五字句为2+3，七字句为4+3等组合，其中组合中的三字或四字部分，最常见的是以双音词作为组合的基础成分。

修辞手段，尤其是排比和对仗，讲究句子的整齐和对应，不仅是整句的长度，构成句子的词语也要求对应，双音词在其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另外，人们在行文中追求典雅，从汉代以来，在散文中使用四字成语或者四字格，成为用语典雅的一种表现，四字组合因此成为词汇复音形式中仅次于双音组合的常见形式。

汉语语用中对词汇长度的这些要求，使词汇的长度成为语用选择中的一个因素，它不仅支持了复音词的使用，也支持了单音词的使用。比如传统词曲中单独成音步的“一字逗”，以及附在单双音词后的单音虚词“的”“过”等等，还有由两个单音词构成的双音短语，都成为汉语单音词使用最活跃的区域。

汉语的词汇都通过汉字记录下来，汉字因此成为观察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汉字对汉语词汇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是指在相同文字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聚合，也就是通过书面形式的关系，把由同一个字可能表达的不同意义或不同的词聚集在一起，不论它们之间在读音和意义方面有没有关系，字典就是这样原则上形成的聚合体反映。

A，基本义和派生义聚合，比如“红”表颜色、革命、喜庆兴旺等意义，它们在“红”字的语义中形成聚合。

B，虚语素也是实语素变化而来，它跟实语素也处在同一聚合之中，如词缀“老”与它的虚实语素义：张老师不老，才十八岁，老爱笑。

C，基本义派生义与假借义聚合，如现代汉语中“胡”的四个意义：1表示北方或西北方的少数民族以及来自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2副词（乱来）；3为什么；4胡子；其中124三项在意义上有联系，而3与它们没有意义上的关联，也形成聚合。假借字和通假字，以及音译词中的记音字，尽管在理论上只有记音的作用，但由于采用了某个字形，它们与这个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也形成了聚合关系，一些音译形式因此有了表意性。

四川人喜欢吃麻辣味的食品，北京人的食品中也有麻辣一说。但四川人的麻辣，指的是麻味和辣味，即用花椒加上辣椒调制出来的味道；而在北京的麻辣，指的是在麻酱（芝麻酱）上加上辣椒油。可见，同为“麻辣”，四川的“麻”与北京的“麻”是两码事，前者是形容词，表示两种味觉的综合，后者是名词，指两种食物佐料的综合。

D，多义多音字构成形式聚合，比如“和”的几个读音和意义：

hé（平和和谐、讲和，连带、介词连词、数字的和、日本）、

hè（和谐地跟着唱或照别人的诗词写作）、

hú（麻将或纸牌游戏中，牌合乎规定取得胜利）、

huó（加水搅拌或揉弄）、

huò（粉状或粒状物搀和在一起，或加水搅拌成较稀的东西，量词/洗衣或熬药）。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词义变化或词的多义促成词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如果只限于语音层面，没有在文字层面得到区分，那么它们之间在书面上仍然是一致的。同时，由于读音分化在不同方言的情况不同，不同方言间存在差异也是自然的，词典中所列“和”的五个读音，在一些方言中就没有区分得那么细。

E，造字同形形成的聚合，汉字有一些基本的造字构件，这些构件分别从音义两个方面参与汉字的构成。受到时空局限的影响，在汉字的创制中，由于对相同构件的理解或取义不同，人们可能用相同的汉字构件创制出形体相同而音义不同的汉字，这就是同形字。同形字是两个形体相同而音义有别的汉字，比如，“妳”字，作为“奶”的异体，它是一个形声字，从女，尔声；而作为“你”的阴性区别字，它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其中“女”和“尔”都表意，“尔”还兼表音。前些年，一度流行“土豪金”以及“土豪”，然后出现了“土豪”合体的“壕”。“壕”本指护城河，是一个从土豪声的形声字，但来自“土豪”合体的“壕”则是一个会意字，其中的“土”不是土地的意思，而是土俗、不洋气的意思，同样的造字部件，取意不同，组合规则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相同。

另外，字形的合并也会引发这类问题（如“头发”和“出发”中的“发”），这方面的内容，在下文文字通用和借形中再作讨论。

有些多义关系是无意中发生的，比如“海马”是一种海生动物，但有一种汽车品牌也叫“海马”，它是“海南马自达”的缩略，跟那种动物无关，但二者形式相同，也形成了聚合关系。

一些字义（词义）引申关系非常复杂，造成了复杂的意义聚合，比如“巴”，原指“靠近”“贴近”（距离很小）：

天色已晚，又遇着風雨，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怎生是好？（《元曲选·桃花女》一折。这个意思的“巴”至今四川话还使用，比如《山城棒棒军》里的人物外号“巴到烫”，就是碰到就吃亏的意思，“巴”指靠近、碰到。）

引申为“粘住”（贴在一起，零距离）。

人笨怪刀钝，饭巴怪筲箕。（《中国谚语资料·一般谚语》）

又转指有黏附性的东西，如“泥巴、土巴”，原指具有黏附性的稀泥，后来泛指泥土，不论干湿：

他满身泥巴，帽檐滴水。（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二章）

跑到城里，啥活都干……最后又跑回来当佃客——说来说去还是土巴亲热一些。（沙汀《幺木匠的故事》）

或指干燥后硬结的东西，包括煮熬后紧贴锅底的东西：

只见那向阳处有几个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块块理着晒哩。（《西游记》第八六回）

日晒肉曰巴，凡物之干而腊者皆曰巴。（清钱大昕《恒言录·常语·巴》）

锅里还有些饭与锅巴，未曾盛了。（《西游记》第五七回）

大道上不时有赶场回家的农夫经过，提着油罐酒罐，或者肩着根扁担，扁担的一端捎着一块盐巴，几折钱纸。（沙汀《困兽记》三）

“巴”表示饼类，指各种经烘烧或用其他方法加工后粘结成块的食物，或写作“粑”：

蒸糯米揉为饼曰餈巴。（清唐训方《里语征实》卷中上）

这个“餈巴”，现在成都写作“糍粑”，是热糯米面团外层蘸炒黄豆粉和糖，云南叫“马打滚”。类似的还有“饘粑”“糌粑”“粘巴”：

番地无米谷，夷人日食饘粑，炒青稞磨粉，或用大麦、小麦、豌豆为之，入牛乳酥少许，用手搅和，捻成团子。（清李心衡《金川琐记·饘粑》）

参加运粮队的藏民都很积极，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吃。（成仿吾《万水千山只等闲》）

老乡们先后赶着三万七千多只牛羊，驮着藏在山里的青稞和粘巴，携着老小都从山上、草地回来了。（康正德《心连心》）

[好人]坐在卖荞粑的苗妇人小茅棚里。（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巴巴”（粑粑），指用而加工的食物，即调和好的面糊，烘烤蒸煮后干结做成的饼类食物，是“粑”的重叠形式。

今小兒呼點心爲巴巴，即北方言餑餑。（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四）

还是他们拿出一点粗粝的荞麦粑粑来，和着水，大家贪馋的一下就吞光了。（丁玲《水》三）

“巴巴”又指粪便，取其粘附义，即屎巴巴，与“泥巴”的“巴”类同：

你们屁股上带着巴巴说别人！（郭光《仅仅是开始》）

“干巴”指晒干或烘干的肉，同上引的“巴子”：

那伯钦另设一处，铺排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点剁鹿肉干巴，满盘满碗的陪着三藏吃斋。（《西游记》第十三回）

“干巴”“干巴巴”“蔫巴”又指干枯、干瘪，其中“巴”的意义弱化，像是词缀：

太阳燥热……苞米的红缨一半干巴了。（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十六）

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老舍《骆驼祥子》十八）

野菜已经蔫巴了，但样子可以看得出来。（《人民文学》1977年第8期）

在此意义上，“巴”又有干裂的意思：

贝胡子就觉得自己的脸皮肉全巴了起来，好像抹满浆糊给晒干了似的。（张天翼《贝胡子》）

以上是“巴”由紧贴义转指相关事物及其后续的意义变化，此外“巴”还有盼望等待（心理上的迫近）、营求、攀爬（贴近物体行动）、攀附等多个义项，这里不多赘述。

意义变化的结果，贴近、黏附、黏附/干结物、粪便、饼/干肉、干枯、干裂等多个意义聚集在“巴”字上，它在不同的意义表达中，有时是一个独立的词，有时只是一个构词语素，乃至于词缀性成分。换一个角度看，经过意义发展而产生的不同含义不同语言角色，仍然聚集在“巴”这个字面形式之下。

意义变化的同时，用字也出现了变化，但从语素的角度来看，字形变化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因此，可以把具有同源关系的分化字，附在这一类中作观察。

以相同文字形式构成的聚合，是界限宽泛的聚合，从词汇分析的角度来看，在这样的聚合之下，还有更精细的聚合。因此，我们还可以在“字”的层面之下，从语素层面对词的聚合作分析。

含有相同语素的复合词，在词汇中形成聚合。主要有以下几类：

A，以基础语素为词干的同义词：

快——快乐、快活、愉快、欢快、轻快；

气——气愤、气恼、生气；

糊涂——糊里糊涂；

黑——漆黑、黑暗、黑乎乎、黑咕隆冬，

乱——乱糟糟、乱七八糟、混乱、纷乱、杂乱。

B，带有相同表意语素的不同义词，也形成聚合：如红榜、红包、红茶、红蛋、红灯、红豆、红货（珠宝）、红脸、红领巾、红牌、红契、红军、红壤、红十字会、红外线，等等。

C，含有相同词缀的词形成聚合：比如同带词缀“子、儿、头、老、阿”等的词语，以及带“里”的词语，如糊里糊涂、罗里罗嗦、疙里疙瘩、古里古怪等等。

同一个语素，参与不同词语的构建，在不同的词语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反过来，它也成为这些词语之间意义关联的纽带，把这些词归入到同一个关联意义的聚合之中。

如果一个语素若有多个意义，那么，由这些不同意义组成的词语，也就分别形成各自以语素为关联的意义聚合。

至于同一文字形式之下的不同语素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更疏离了。不过，在语用中，变异的发生并不一定受意义关系的疏密影响，很多时候，关系疏远的聚合关联似乎更容易在变异中发挥作用。

不同形体的字也可能形成聚合，这类聚合，包括了多个方面。

异体字，是不同的字形记录同一个词或语素，字形虽然不同，但读音相同、所记录的词或语言单位却是同一的，这也是一种聚合关系。很多异体字兼有其他方面的形体关联，但也有一些异体字之间并无形体联系，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成为一个聚合，因为它们记录同一个语素或词。

通假字和本字之间、别字和正字之间，也形成了聚合关系，不过，这种聚合是以语音为纽带的，因此，我们在语音聚合中作讨论。

同符字，意符相同或者声符相同的字，也构成了聚合，这种聚合，从《说文解字》以来，成为汉语字典编排的一个重要原则：偏旁排序法。

同符字对汉语词汇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不识字认半边”的阅读方法，对一些不认识的字，人们常常根据它的声符来推定它的读音，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有时却不然，往往让人们读错字。“认半边”的做法，有时甚至会改变字的读音规范，比如有一种植物叫“荨麻”，“荨”音qián，它散发的物质对人的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过敏体质的人甚至稍微靠近它就会出现疹块等过敏反应，因此有一种皮肤过敏症就叫“荨麻疹”。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荨麻”这种植物，对“荨”字也不了解，于是就通过“读半边”读作xún，现在这个读音习非成是，xúnmázhěn已经成了词典收录的正音了，只有在指植物的时候，才读qiánmá。另外，“臀部”一词，在四川通常读作“殿部”，也涉及“读半边”。

形似字，形体相近的字，比如：“工、土、士、干、于”，“田、由、申、甲”，“彷、仿”，“曰、日”等等，相近的形体加上文献虫蠹破损等因素，在语用中也很容易发生讹误，它们也是古籍整理中经常遭遇的问题。有时，我们只能根据文义而不是字形来辨识它们，比如“日”和“曰”，在一些古抄本或刻本中，就无法简单地从字形的肥瘦来作区分。

字形的相近，也会引发一些字义的变化，比如人的头顶不长头发，一般叫“秃顶”，但在有些地方，却叫“秀顶”。“秀”“秃”二字笔画基本相同，只是右下一笔的拐向不同。记得古人有个笑话，一位读书人嘲笑僧人，问他：“秃子的秃怎么写？”那僧人反讽说：“就是秀才的秀字把尾巴掉过来。”这大概就是“秀顶（秃顶）”一说的来历，《汉语大词典》“秀”字条下最后一个义项说“犹秃。参见‘秀顶’”，没有说明“秀”字跟“秃”字之间的关系。

异字聚合，把读音、意义、形体方面有明显区别的字，通过字形局部相关、相似或可替代等关系，彼此发生联系，形成具有不同背景的聚合，让我们轻易地从一个字联想到另一个字。比如，写寻人启事，常常把“人”倒过来写作“丫”，“人”“丫”二字本不相干，但为了表达“人到”这个意思，“寻人启事”在俗间常常写成“寻丫启事”，“丫”在这一特定条件下，要读成“人”。

借形，如干戈的“干”和干部的“幹”、干湿的“乾”，都作“干”，而使乾坤的“乾”也进入了这个字形的聚合。又如，有几个面食店的名称：千人一面，家里面，也是基于简化字把面条的“麵”与脸面的“面”归并。

通用，汉字简化归并音同音近的新造字，如头发（髮）和发现（發）都作“发”，量器（鍾）和乐器（鐘）都作“钟”。近年来有人特别钟情于繁体字，利用电脑的繁简转换功能，一些本来用简体字命名的“发廊”，招牌就写成了繁体字的“發廊”，姓“鐘”的人也突然多了起来。凤凰卫视2014年有一个节目广告，用了一个名句作背景“李白鬥酒詩百篇”，原文“斗酒（一斗酒。斗，酒器）”错误地繁写为“鬥酒（竞赛喝酒？）”，意思完全变了。

文字形式聚合影响书面语的使用和阅读，古文献中的通假、错别字，为某些修辞提供条件。此外，由于字形相涉，有些词语的书面形式也可能发生变化，比如，组合中的字形类化，就是一种文字聚合影响的体现：

毛诗故训传——毛诗诂训传（这是后代“训诂”这一术语写法的来源。）

敦煌——燉煌（这一写法在敦煌出土的唐代文献中就已经可以看到。）

支机石——支矶石（成都的一条街名，过去街上有一块陨石，民间传说是织女垫在织机下的石头掉到人间，因名。机，本指织机，受“石”的类化影响，写成了“矶”。）

受语境类化影响，有时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错字，比如语言学家吕叔湘，“叔”常有人写成“淑”，1990年前后曾在成都西御街见过一个出售包子、馒头、稀饭的饮食店，店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作广告，上面写着：

饱子

馒头

饣希饭

“饱子”当为“包子”，“饣希饭”应是“稀饭”，但书写者受“馒头”的影响，以及食物用字多从“饣”旁，就把它们都写成了“饣”旁的字了。

字形相关（如声符意符相同、相近）、字的结构框架相同、形体接近的字，意义又相涉的字，关系更为密切，比如都带“心”字底的“慧”和“惠”就经常用混。

由于这个原因，有些词的来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比如“娃”字，《汉语大词典》的释义：

1.美女。《汉书·扬雄传上》：“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颜师古注：“娵、娃皆美女也。”2.泛指少女、姑娘。唐周昙《颜叔子》诗：“夜雨鄰娃告屋傾，一宵從寄念悲驚。”3.指妇女。唐无名氏《河东记·板桥三娘》：“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4.小孩，儿童。元刘致《红绣鞋》曲题：“北俗小兒不論男女皆以娃呼之。”章炳麟《新方言·释言》：“今通謂小兒爲小鼃子……俗或作娃。”5.指儿子或女儿。有亲昵义。水华、王大化等《惯匪周子山》第四场：“这该是德顺的娃吧？叫个什么名？”6.指动物幼小者。如：鸡娃、狗娃。

似乎称小孩的“娃”来自指美女的娃。但这样的词义联系不符合词义引申的关系，“娃”已经由美女泛指各类女性，如何又可以取消性别界限、增入年龄限制指小孩呢？令人生疑。在元明时期，有指称小孩的“哇哇”“哇子”“哇儿”“哇”，与“娃”声符相同：

元无名氏《抱妆盒》二折：“你道是别人家的哇哇，他是西宫李美人生的太子。”

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三刻拍案惊奇》十九回：“两家相近，杜外郎后门，正对着冯外郎前门，两家尝杯酒往来，内里也都相见，是极相好的。故此杜家这奶娘，每常抱了这哇子，闯到他家。”

明汤显祖《还魂记·诘病》：“忒恁憨生，一个哇儿甚七情，则不过往来潮热，大小伤寒，急慢风惊。”又《牡丹亭·闺塾》：“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

显然，“娃”与“哇”在指称小孩的意义上，是同一个词或语素。“哇”或“哇哇”是象声词，可以表示人的说笑哭喊声：

北周卫元嵩《元包经·少阴》：“男反其室，女歸其家。言唯唯，笑哇哇。”

宋王安石《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空城堅守已可縛，中使猶作嗁兒哇。”

也用来表示小儿语声：

宋苏洵《张益州画像记》：“有童哇哇，亦既能言。”

宋苏轼《岐亭》诗之三：“閉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

由小儿语声引申出小孩义，顺理成章。但由于字形和字音的相近，这个“哇”后来经改造写成了“娃”，把两个词的书面形式混淆了。古代指美女的“娃”跟来自语声“哇”的“娃”相混，现代指年幼孩子的“男娃”“女娃”，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古今词义变化的结果，其实它是造字同形的结果。

文字的超语言使用，形成了新的特殊聚合。所谓文字超语言使用，指的是同一套文字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书面记录中被采用。在汉语中出现的阿拉伯数字、拉丁字母，都是超语言文字，它们既可以出现在汉语书面语中，也可以出现以其他语言的书面形式中，这就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形成了一种书面形式的关联，导致一些变异的出现。

汉语拼音字母与英语字母相混，导致纯汉语拼音缩写词的外语化现象：HSK是“汉语水平考试”的汉语拼音缩写，却按英语的缩写词，采用英语字母词的方式和读音。RMB是“人民币”的各音节拼音首字母，一般人也按英语字母读。

把“小白2”读成“小白兔”，则是利用了阿拉伯数字2在英语中的读音，理解为汉语的词“兔”。“2”这个书面形式作为关联的纽带，联系了英语的two，而英语的two又与汉语“兔”谐音，造就了“小白2”这样的汉英杂糅形式。

反之，也有把汉语的数字读音理解为英语单词的，如汉语使用者用“3Q”表示英语的thank you，“3”的汉语读音跟英语thank相谐，用汉语读音完成英语的表达。

以字形为纽带连续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复杂语音-语义关系，导致一些特殊的表达形式的出现，是某些情趣性表达得以实现的基础，字形所连结不同语言音义构成了一批特定的聚合。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字，反映在词汇中，就是单音的同音语素或同音词。字的同音关系，也被用来作为字典排列的顺序，是现在最通行的编序方式。

复合词中，用字相同，语素意义不同的词，形成聚合。比如下例中的对仗：

东坡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晋卿言：“都教喂了官员辈马着。”巨源云：“都尉指挥都喂马。好一对。”适长主送茶来，东坡即云：“大家齐吃大家茶。”盖长公主呼大家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引《王直方诗话》）

其中“都尉”和“都喂”谐音，句中同音相对；两个“大家”也构成句中同音相对，但二者意义不同：前一个“大家”指众人，“大”指多数，“家”指人；后一个“大家”指长公主，也作长辈妇女的尊称。“大家”原指富贵人家的男女主人，“大”表示规模大、地位高，对人的尊重，“家”指家族、一家之主。《汉语大词典》用清人说法，认为通“大姑”，并把“家”读作gu，有违这个“大家”历史变化的实际，不妥。

“毛子”可以作为隐语称西洋人（含贬义），因为过去关外皮货业中称羊为毛子，羊、洋同音，因称洋人为毛子。此外，“毛子”还可以指土匪（长毛？）、细碎的毛或线（小的毛）。各个意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只因形式的相关或相似，采用了同一形式。

有些方言词，在书面因此有多种写法，比如闽方言表示“疯”的意思，在中国台湾作品中就分别采用了“犭肖”“肖”“痚”等字形，不同方言中，有不同的同音关系，在普通话中会形成差异。

有时，语源关系也因此发生错乱，比如以前广东餐馆在结束上菜之时，附上消费账单以方便顾客付款，叫“埋单”，这个词流传到全国各地，成为时尚用语，但大家都说成“买单”，好像是付钱买发票或帐单的意思。由于同音关系造成的用字变化，导致一些词的语源迷失，在传统的训诂学中，有“因声音通训诂”的做法，就是让人不拘泥于词语用字所表示的意义，而透过用字的同音近音关系，找寻这个词的真实理据。

语音聚合造成了用字的讹变，传统的通假字也是语音聚合的一种表现，因为它们都是通过语音相关的不同文字来表达相同的词汇单位。不同在于，被判定为通假的用字，是公认度比较高的别字关系，而未得到公认的别字关系，则被视为用字错误。

利用“因声音通训诂”的原则解读词源或词的理据，其中的关联一定要客观可靠，不能随意附会，滥用这一方法就会误入歧途。

音译方式是用汉语的发音习惯说外语词，类似汉字通假，是纯记音手段，用字音不用字义。但汉字形体表意性使每个字都的意义，音译词因此有字面义，形成了假性意译：奔驰（汽车），固特异（轮胎），雪碧，可乐（饮料）。有时，过度依赖读音，也会产生歧解，比如“T形台”，有人写成了“梯形台”，“梯形”作为平面几何的概念，与丁字形的“T”形相去甚远。还有人写作“t形台”，也失之以音代形，要知道，这里的T只取字形，不涉及读音和意义，由于小写的t跟大字的T字形不同，因此不能用小写来代替大写。

利用音译原理反向作业，造成假外语词。有一些企业、商品或商标的汉语名称像音译的外语词，甚至还造有外语形式，成为汉语应用中的特殊现象。

语音聚合造成词义迁移，一些假性意译的外来词字面意义似是而非：

“黑漆板凳”指丈夫，即英语的husband，如：“我不像你们，日日夜夜都在梦想嫁一个如意的‘黑漆板凳’。”（巴金《家》25）

“尖头鳗”戏称绅士，英语gentleman，如：“‘密司蓝!’我模仿着进出于夜总会的那些‘尖头鳗’的风度。”（徐速《难民花》）

“电灯猫”，旧时宁波方言中称电工，如：“电灯猫，猫白读。旧称电工，谓电工上电线杆如猫上树。一说猫即英语man的音译。也叫‘电工猫’。”（朱彰年等《阿拉宁波话·称谓》）。案：以后说为是。

语音相谐也影响一些词的形成，比如“箸”与“住”谐音，据说旧时船家忌讳“住”音，因说成反义的“快”，又增加意符作“筷”。一种领带品牌本来叫“金狮”，“狮”在广东话谐“输”，不吉利，后改用英语“狮（lion）”的方言译音“利来”，全称“金利来”，以图吉利、打开市场。在人的命名中，有时采用与姓同音的字作人名，像“杨阳”这样的名字就很常见。有服装店用改造成语的形式命名，如“衣衣不舍”“百衣百顺”，也是利用了语音和字形的聚合关系形成联想。

这种聚合关系也有消极影响，它可能混淆词义，如“启示”和“启事”，就因同音而混淆，至今纠缠不清。“起”和“启”音同义近，但“起身”“启程”中二字则不容相混。同音关系也常常扰乱词源，吴方言中“甲”音似“脚”，就有把“甲鱼”写作“脚鱼”的。“脚色”产生于宋代，元明以后指演员扮演的人物，一般写成“角色”，现在连读音也改了。

同音关系（谐音）也是网络改造旧词的最流行方式。在最近十多年的网络用语中，有一种以谐音为戏的风气，就是把一些词专门用同音形式重写，比如“妹妹”写成了“美眉”，“悲剧”成了“杯具”，“喜剧”成了“洗具”，“和谐”写成“河蟹”，“激动”写成了“鸡冻”，“感觉”写成“赶脚”等等，都是以这类聚合为基础，加上有意识的语义干扰而形成的。其中，语义干扰就是为了用一个含有与本词无关的其他词语形式，来代替本词，通过牺牲表意的明确性，实现诙谐戏谑、花样翻新的修辞目的。谐音因此成为一段时期内网络用语的一大特点。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旁有一座大楼叫“温哥华广场”，它在修建时原称“温资大厦”，因为当时投资修建的是“温江县物资公司”，“温资”是“温江县物资公司”的缩略。工程在中间停顿了好几年时间，后来重新开工，就成了“温哥华广场”，看起来好像跟加拿大有什么关系似的。

利用一个字的相同或同音，把另一个本不相干的事物名称用来称这一事物，这在一些事物的命名中，经常发生（上面举的“毛子”就是由“羊”牵及“洋人”）。

七十年代，北方一些小孩子吵架，在对方生气的时候，就说“气气气，气管炎”，“气管炎”谐“妻管炎”，以此嘲弄对方。

古代的韵书，采用了同韵字归在一起的编排方式，这是充分照顾了诗歌押韵的方便，由此反映的以韵为聚合的汉字聚合关系。

在韵书中，同韵的字，据声母的异同，分别归类，声母也成为字的聚合纽带。到了现代汉语中，同声母的字被作为分类的优先标准。

双声叠韵词，是汉语中比较特殊的词，受到人们的特殊关注，其中不少双声叠韵构成了连绵词。在语用中，人们常常利用双音词内部的双声叠韵关系来形成对偶，这种利用双声叠韵形成的对偶关系，被认为是精巧的对仗。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每个音节都带有一个声调，不同声调的字形成了各自的聚合。在唐代以来的格律诗中，相同声调的字以主要元音和韵尾为准，构成的韵部（韵头可以不同）。通常，同一韵部的字可以相押，不同韵部的字，即使韵腹和韵尾都相同，也不可以相押。古代的韵书大多以此为标准对汉字进行分类。

在声调中，尤其以平仄的声调分类影响最大，在平仄相对的分类中，平声字作为一类，跟来自上声、去声、入声的仄声字相对，平仄的交替是格律诗语音结构的最主要特点，也是后代对联在语音上的一个特点。

在古代的词曲中，有时还会对特殊位置上的字提出特殊的声调要求，即规定某处一定要用平声或上声、去声或者入声。

诗歌对声调的要求，应该来自于音乐对语言的作用。乐曲的起伏低昂跟字音的高低曲折相应，可以保持字音和音乐的和谐。这就形成了声调在文学表达中的特殊作用。

语言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形成的各种关联，形成了不同语言成分之间的不同关系，这种关联既有助于我们记忆、把控各种词汇成分，也方便我们在语用中选择适宜的用语。复杂的关联关系为我们改造各种词汇成分以满足修辞需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同时也是语用中产生各种讹误的陷阱。由于语用变异和讹误大多与聚合关联有关，了解词汇中的不同聚合关系，也有助于我们破解语言中种种有违常规的疑惑，在一片迷雾中厘清事实。

本文是课程讲义《汉语历时词汇学》第三章“词汇的聚合分析”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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