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戴路｜得句：宋代诗学创作论的一种考察
作者简介：戴路，1986年7月生于重庆合川，201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17年出站后到四川大学工作。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四川省社科“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等，出版专著《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发表论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全文转载。
得句指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偶然获得片段性的诗句，是宋代诗学创作论中的常见命题。宋人在阐释和化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典故时，将其与兄弟情谊紧密联系，使梦中得句朝着日常化、人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让诗人交往和酬唱成为得句的重要生成机制。诗人们将谢灵运的得句过程归纳为“得之自然”，呈现出两种得句的路径：“得句旋已忘”的浑然状态与“相缘以起”的因袭状态。他们关注“池塘生春草”一联上下两句的平衡问题，将佳句的“易得”与好联的“难得”结合起来，注重得句后语意的承接与拓展。宋人得句后具有补足成篇的自觉意识，借助众人的参与弥补才思的困境。
得句指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偶然获得片段性的诗句，具有不假思索和迅捷神速的特点，包括梦中得句、登览得句、即席得句等形式。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云：“诗人首二谢，灵运在永嘉，因梦惠连，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晖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静如练’之句。”[1]他提到的“二谢”，前者是梦中得句，后者为登临得句。从创作论的角度看，得句既涉及诗人意图的来源，又与句法的锤炼、篇章的布局密切相关，是宋代诗学中颇有特色的命题。关于得句的表述虽然屡见于宋人文集、诗话等文献，但其生成机制、表现形式与发展路径尚需得到系统梳理和动态考察。
陆机《文赋》云：“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2]文思源于外物的感发，迅捷而不可遏制。关于这种创作状态，钱钟书《管锥编》论及《文赋》时，征引《梁书·萧子显传》、李德裕《文箴》、欧阳修《六一诗话》、陆游《文章》及《儒林文史》等进行佐证，归纳出“‘在我’而‘非余’，‘天成’而人‘偶得’，‘不是俺’却‘也不是人’”的特点[3]。周裕锴提到“感兴”时强调诗思源于外界触发，但诗人的主体人格精神又占据主导作用，谈及“捷法”时，又强调“有‘兴来’的冲动，有‘倏忽’的敏捷，有个性灵感的自然流露”[4]。浅见洋二围绕诗歌来源问题，将“得句”或“拾得”现象的探讨聚焦在诗歌与他人作品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上[5]。笔者在此基础上拟进一步还原宋代诗人得句的日常情境，分析触发得句的各种因素，关注由句到篇的创作过程。
从神助到人情：梦中得句的人物关系
关于“梦中得句”，最著名的莫过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故事。据《南史》卷一九载：“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6]此段记载又见于《诗品》卷中，“神功”作“神助”，“吾语”作“我语”，“忽梦见”作“寤寐间忽见”[7]。钱钟书在探讨中国古代梦的成因时分为“想”和“因”两个方面，“想”即“心中之情欲、忆念”，“因”即“体中之感觉受触”[8]。如果用“想”来分析谢灵运的梦境，可以发现“神助”或“神功”更多地源自他对谢惠连的欣赏和思念。宋人接触这桩公案时，较少涉及其神秘性，而是重视谢氏兄弟之间的情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池塘生春草》条云：
古之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其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梦中得之，盖当论其情意，不当泥其句也。如谢东山喜见羊昙，羊叔子喜见邹湛，王述喜见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状，特无诗句耳。[9]
惠洪强调“情意”重于诗句，将谢灵运见到谢惠连的欣喜之情视作“池塘生春草”的核心意涵。可以说，谢灵运嘉赏谢惠连是情感基础，“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是生活常态，梦中得句的“神助”不过是在“情欲、忆念”的刺激下日常生活情境的移植罢了。唐代诗人就以此来表达兄弟情谊，如张说《为人作祭弟文》：“惠连诗梦，子敬琴情。傥昭昭之不泯，知亲亲之素诚。”[10]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送舍弟》：“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11]白居易《梦行简》：“池塘草绿无佳句，虚卧春窗梦阿连。”[12]到了宋人笔下，“池塘梦”“春草梦”和兄弟情谊的连接更加普遍。他们将谢氏梦境中的灵感神授坐实为日常酬唱中的诗思启发。如徐铉《成氏诗集序》曾感叹，“若夫嘉言丽句，音韵天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罗君章、谢康乐、江文通、丘希范，皆有影响，发于梦寐”[13]，肯定了谢灵运等人得句的“神助”与“天成”。但与此同时，在《和王庶子寄题兄长建州廉使新亭》中，徐铉又用“二谢”比拟王氏兄弟的关系：“阿连诗句偏多思，遥想池塘昼梦成。”[14]梦中神助转化为王沂（庶子）“寄题”兄长、启发诗思的酬唱行为。同样梅尧臣《依韵和宋次道答弟中道喜还朝》也是用“二谢”比“二宋”：“白首谬陪兄弟间，阿连初喜客儿还。池塘梦句君能得，咳唾成珠我未闲。”[15]“池塘梦句君能得”指宋敏修（中道）的贺诗引发兄长宋敏求（次道）酬答的热情。此外，苏轼《临江仙》也化用池塘春草来描述兄弟间诗歌唱和的过程：“诗句端来磨我钝，钝锥不解生铓。欢颜为我解冰霜。酒阑清梦觉，春草满池塘。”[16]苏辙寄来诗句催促苏轼唱和，有“磨”才有“清梦”，梦见兄弟后拥有了酬答的灵感。类似的还有虞俦《和耘老弟韵》：“缓步诗成不用催，松门开径破莓苔。池塘梦草人何在，风雨连山子独来。”[17]李光《人日立春呈元成进道二兄》之二：“新诗如律起寒灰，多谢邹郎着意催。清比金茎天上落，句生春草梦中回。”[18]“不用催”与“着意催”之“催”，和“磨我钝”之“磨”一样，都体现出唱和对诗思的激发作用。
从宋人对池塘春草的化用情况看，他们更注重梦中得句的现实依据，把神秘经验转化为人伦情感，将创作灵感的获得视作一个可培养、可激发的过程。于是当我们离开谢灵运的“池塘春草梦”来到宋人自己的梦境时，可以发现得句经历与诗歌唱和、文人交往的密切关系。例如，苏辙《子瞻和陶公读山海经诗，欲同作而未成，梦中得数句，觉而补之》，从诗题上看，苏轼和陶诗在先，“欲同作”即是上文说的“磨”与“催”，梦中得句正是兄弟唱和催出的诗思。除了直接的诗思启发，还存在既有交往经历的潜在影响。如天圣十年（1032）梅尧臣《河阳秋夕梦与永叔游嵩，避雨于峻极院，赋诗，及觉，犹能忆记，俄而仆夫自洛来，云永叔诸君陪希深祠岳，因足成短韵》，梦中所得两句为“风雨幽林静，云烟古寺深”[19]，涉及嵩山峻极院的幽静景色，梦境中陪同游览的是欧阳修。梅尧臣在诗中说“相欢不异昔”，就在此年早些时候，梅尧臣与欧阳修多次在河阳、洛阳间共同游览、相互唱和，梅尧臣有《依韵和欧阳永叔同游近郊》《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等诗。这些经历是触发梅尧臣梦中得句的重要因素。又如周必大《九月十八日夜忽梦作送王龟龄诗两句，枕上足成之》，作于隆兴元年（1163）闲居庐陵期间。而在两年前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周必大与王十朋同在馆阁，王氏作黄梅诗，周必大有次韵[20]。此时馆阁文人唱和活动颇为频繁，如洪迈作红梅诗，王十朋、周必大各有次韵；王秬离朝出任洪州通判，周必大、王十朋各有送别诗[21]。胡宪离朝奉祠，馆阁七人以“先生早赋归去来”分韵赋诗相送，周必大得“早”字，王十朋得“来”字[22]。而后来王十朋离朝外任，洪迈、周必大又各有送别诗，周诗云：“册府号冀北，一时聚奇材。嗟我虽末至，尚及相追陪。胡子真老骥，元章盖龙媒。尔来厌名缰，蹙踏游九垓。王子乃汗血，疑是西极徕。忠精贯日月，声名震陪台。”[23]“胡子”即胡宪，“元章”即查钥、“王子”为王十朋，绍兴末年馆阁人才济济、交往热络的盛事给周必大留下深刻记忆。在这群人当中，王秬有梦中与王十朋论诗的经历，“嘉叟六月间梦与王龟龄论诗，次日赋一篇，皆叹世之语”[24]。而周必大梦中赠诗王十朋的场景，也分明是昔日馆阁盛事的移植。从池塘春草的兄弟之情到同僚诗友的酬唱之谊，正是宋人梦中得句朝着日常化、人情化的发展路径，这使一种混沌和神秘的创作状态变得人人皆可拥有。
得句忘言与相缘以起：宋人创作的两种状态
上文从宋人阐释和化用池塘春草的故事入手，探讨了人伦情谊和酬唱活动对宋人得句的潜在影响和触发作用。对于一种创作状态，除了追问诗思的来源，还要关注诗思涌动的条件和过程，这牵涉到宋人作诗的观念和态度。回到他们对谢灵运得句经历的理解上，宋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25]
仆谓灵运制《登池楼诗》，而于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梦惠连得此句，遂足其诗。是非登楼时仓卒对景而就者，谓“猝然与景相遇，备以成章”，殆恐未然。盖古人之诗，非如今人牵强辏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则不肯成章。故此语因梦得之自然，所以为贵。[26]
前一则出自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谢灵运诗句的妙处在于与外界景物的自然遭遇，并非通过冥思苦想和雕琢刻镂而得。后一则出自王楙《野客丛书》，不赞同叶氏的观点，强调诗人的构思在先，得句需要一定的积累。叶梦得的说法虽然有反对模拟和用事的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将诗人从“至难至险，始见奇句”[27]的雕搜状态中解脱出来，返归浑然天成的创作状态。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四云：“凡偶然得句，自必佳绝。若有意作诗，则初得者必浅近，第二层犹未甚佳，弃之而冥冥构思，方有出人意外之语。更进不已，将至焚却坐禅心矣。晚唐多苦吟，其诗多是第三层心思所成。盛唐诗平易，似第一层心思所成。而晚唐句远不及盛，不能测其故也。”[28]叶梦得强调的正是“第三层”返归“第一层”的向上一路。
王楙则为灵感迸发和才思涌动提供了一条可把握、可训练的路径，其实质是从有意为文到无意为文的超越。明人谢榛也有类似表达，《四溟诗话》卷三云：“作诗譬如有人日持箕帚，遍于市廛扫沙……久而大有所获，非金则银，足赡卒岁之需，此得意在偶然尔。夫好物得之固难，警句尤不易得。扫沙不倦，则好物出；苦心不休，则警句成。”[29]警句的偶得如持帚获金，建立在“扫沙不倦”和“苦心不休”的日积月累上。总之，叶、王二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得之自然”。我们可循着这两条路径分析宋人的得句情况。
一是“得句旋已忘”的浑然状态。苏轼《湖上夜归》有“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30]，乃酒醉后乘篮舆行走在西湖边，在亦眠亦醒的状态下，梦中得句的详情已浑然不记。他时常有醒后记不清梦中诗句的情形，如《十一月九日，夜梦与人论神仙道术，因作一诗八句。既觉，颇记其语，录呈子由弟。后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数日前，梦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谕马者，用“吃蹶”两字，梦中甚赏之，觉而忘其余，戏作数语足之》，“不甚明了”“觉而忘其余”的模糊意识，代表了一种不刻意追求、不艰辛索取的自然状态。类似的还有晁说之《十月七日夜梦中作两长句，觉而忘之，别成长句视（示）李师民》、陈与义《梦中送僧，觉而忘第三联，戏足之》、陆游《九月六夜梦中作笑诗，觉而忘之，明日戏追补一首》、戴复古《梦中题林逢吉轩壁，觉来全篇可读，天明忘了落句》、舒岳祥《二十五日晚西窗坐睡，梦美人出纨扇索题，为题一绝，既觉，则童子已明烛矣，忘其上三句，足成此篇》等。和宋人笔记里那些预示吉凶、全知全能的梦境叙述相比，这些梦诗的经历体现出诗人无心而得、轻松自在的心态。禅宗有“得句忘言”的说法，如赵州从谂禅师、鼓山神晏禅师与学人的对话：
问：“无言无意始称得句。既是无言，唤什么作句？”师云：“高而不危，满而不溢。”学云：“即今和尚是满是溢？”师云：“争奈你问我。”[31]
时有学人问：“得句忘言时如何？”师云：“即今得什么句？”学云：“不是西来，亦非自己。”师云：“吐却着。”问：“已事未明，以何为验？”师云：“嗄。”学人再问。师曰：“一点随流，食咸不重。”[32]
无论是从谂禅师充满矛盾的表述还是神晏和尚无意义的回答，都旨在打破学人对语言表达和思维逻辑的执着。“无言无意”“得句忘言”引导习禅者从字句中悟入，开启解脱法门。禅宗有“参活句，莫参死句”的说法，根本目的就是拒绝意义的阐释，斩断言语的葛藤。这种精神体现在创作上，就是不拘泥于字句本身，保持“得句旋已忘”的浑然天成，做到叶梦得所说的“无所用意”与“不假绳削”，同时又有“戏足”“戏追补”包含的游戏三昧。
二是“相缘以起”的因袭状态。吴幵《优古堂诗话》云：“前辈读诗与作诗既多，则遣词措意，皆相缘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闲居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盖本于王摩诘‘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而其辞意益工也。徐师川自谓：荆公暮年，金陵绝句之妙传天下，其前两句与渠所作云‘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偶似之邪？窃取之邪？喜作诗者，不可不辨。予尝以为王因于唐人，而徐又因于荆公，无可疑者。”[33]这种“相缘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的状态接近王楙所说的“得之自然”，即在充分阅读前人作品、体悟固有意境的基础上，面对相似的外部环境，不经意间获得创作灵感。浅见洋二曾指出，宋人集句诗中“拾得”意在消泯古今作家著作权的边界，这种“拾得”实际上是得古人之成句[34]。本文所论的得句与之稍有区别，即在前人作品影响下的因袭与改换。宋人十分重视对前人创作成就的借鉴，有“换骨夺胎法”之说[35]。“相缘以起”的得句状态是在熟参前人作品的前提下，诗人才思的自然涌动，所谓“不自知其然”，而非刻意的点窜和锤炼。《随园诗话》卷八云：“诗虽新，似旧才佳。尹似村云：“看花好似寻良友，得句浑疑是旧诗。’古渔云：‘得句浑疑先辈语，登筵初僭少年人。’”[36]“浑疑”显示出一种无心暗合的状态。同时，自然环境与前人作品的双重触动，是“相缘以起”的必要条件。《石林诗话》卷上记载了黄庭坚得句的情况：
外祖晁君诚善诗，苏子瞻为集序，所谓“温厚静深如其为人”者也。黄鲁直常诵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蔬”，爱赏不已。他日得句云：“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自以为工，以语舅氏无咎曰：“我诗实发于乃翁前联。”余始闻舅氏言此，不解风雨翻江之意。一日，憩于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鞺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龊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适相遇而得之也。[37]
叶梦得在逆旅中身临其境地体验了卧听马食草的场景，以此来证明黄庭坚“适相遇而得之”的真实性。如前所述，叶梦得非常欣赏谢灵运式的“猝然与景相遇”，但这种相遇又离不开黄庭坚熟读晁氏诗句的前期积累。“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蔬”的体验角度，给了黄庭坚捕捉灵感的潜在影响，使他面对相似情境时，能够拓展出更大的诗意空间。类似的还有陈师道的得句经历。《后山诗话》云：
余登多景楼，南望丹徒，有大白鸟飞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鸟过林分外明。”谢朓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老杜云：“白鸟去边明。”语少而意广。余每还里，而每觉老，复得句云“坐下渐人多”，而杜云“坐深乡里敬”，而语益工。乃知杜诗无不有也。[38]
陈师道登多景楼时有望见白鸟青林的真实观感，还乡后有子孙渐多的切身体验，同时又对谢朓和杜甫诗十分熟悉。对他而言，“得之自然”富有更多的书卷气息，其眼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被书写的风景。这在“猝然与景相遇”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传统的积淀和内化。
句法的展开：从得句到撰联
得句的迅捷而不可遏制，令创作者倍感欣喜，但紧接着的问题便是要补足成联。以“池塘生春草”为例，宋诗话中有不少关于上句与下句的比较。如《䂬溪诗话》卷五引刘昭禹语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个屠沽不得。觅句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盖，但精心，必获其宝。然昔人‘园柳变鸣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枫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时鸡’。此数公未始不精心，似此知全其宝者，未易多得。”[39]刘氏用“着一个屠沽不得”“全其宝”来形容全诗的工稳。在他看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联是下句不及上句，“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一联是上句不及下句，评判标准是景物描写和情感抒发的自然妥帖。范晞文也有类似看法，《对床夜语》卷三云：
好句易得，好联难得，如“池塘生春草”之类是也。唐人：“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迸笋侵窗长，惊蝉出树飞。”下句皆胜于上。老杜固不当以此论其工拙，然亦时有此作。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等句，皆不免此病。[40]
范晞文认为，从谢灵运到唐人诗都难免出现一联之内上下两句失衡的情形。如果把得句看成灵感和才华的瞬间迸发，那么从句到联则需要精心构思，考虑诗意的起承、场景的拓展、对仗的工稳等。从好句到好联的跃升是宋人颇为看重的。比范晞文时代稍早的曹彦约在《池塘生春草说》中指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说诗者多不见其妙，此殆未尝作诗之苦耳。盖是时春律将尽，夏景已来，草犹旧态，禽已新声，所以‘先得变夏禽’一句语意未见，则向上一句尤更难着。及乎惠连入梦，诗意感怀，因植物之未变，知动物之先时，意到语到，安得不谓之妙？诸家诗话所载，未参此理，数百年间惟杜子美得之……然比之灵运句法，已觉道尽，况下于子美者乎！”[41]曹彦约从春夏之交的景物变迁、动植物的不同状态入手，论述了上下两句的语意承接与转折。所谓“灵运句法”，强调的正是意脉的贯穿。
从“易得”到“难得”，宋人将外界感发和个人思虑作为两个相互承接又相对独立的创作环节，体现出他们对句法的审慎谨重。关于得句的经历，唐宋诗人有很多著名的轶闻。《新唐书·李贺传》云：“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42]在李贺的故事中，白日得句得到详细记载，包括所骑之弱马，所从之奚奴，所背之锦囊，所得之妙句，而“及暮归，足成之”则一笔带过。“遇所得”表明诗人创作的重心是与外界的接触，在于觅句的过程。再来看贾岛得句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一一记载：“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寝食，吟味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之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43]秋风黄叶触发贾岛的创作灵感，使其获得“冲口直致”的佳句。与李贺故事中时遇时写的情节不同，贾岛开始考虑从“好句”到“好联”的发展。这种创作状态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陈师道吟诗，据《文献通考》卷二三七引“石林叶氏”语曰：
世言陈无己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寄邻家。徐待其起就笔砚，即诗已成，乃敢复常。盖其用意专，不欲闻人声，恐乱其思。故诗中亦时时自有言“吟榻”者，天下绝艺，信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44]
从受外界触发的“登览得句”到回家苦心结撰，陈师道经历了两个前后延续的创作过程。如果将其与前述李贺的故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李氏重在“遇所得”而略于“暮归足成”，陈氏略于“登览得句”而详于蒙首补足。陈师道的“用意专”“恐乱其思”在于句法的细致推敲，他将唐人那种专注的精神放在句与句之间的伸缩承接上，不因片段性的嘉言丽句影响全诗的意脉流转[45]。另一个关于陈师道作诗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特征。据徐度《却扫编》记载：“陈正字无己，世家彭城，后生从其游者常数十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间，则与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归，径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数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平生所为至多，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46]从徜徉林间、引被呻吟、取笔疾书到吟咏窜易，可以看出，陈师道从得句到成篇，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愀然”当是在“徜徉”过程有所感发，思虑下一步的句律安排。如上文所述，陈师道在自然景物和人情世故的触动下，在前人诗句的潜在影响下获得佳句，但今本诗集中不见“白鸟过林分外明”，“坐下渐人多”作“更觉后生多”[47]，这又是得句后“弃去”和“窜易”的结果。何薳《春渚纪闻》卷七《作文不惮屡改》条云：“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薳尝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48]上文探讨过苏轼无意为文、“得句旋已忘”的创作态度，但这并不妨碍诗人“一时笔快”后的反复修改，它将才思涌动的“捷法”和起承转合的句法、布局谋篇的章法结合起来。
“好句易得，好联难得”的情况在宋代较为普遍，这体现出诗人在结构布置上的谨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引《吕氏童蒙训》云：“为诗文常患意不属，或只得一句，语意便尽，欲足成一章，又恶其不相称，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养锐以待新意；若尽力须要相属，譬如力不敌而苦战，一败之后，意气沮矣。”[49]从“只得一句”到“足成一章”，诗人讲究的是语意的连贯（相属）与句法的工稳（相称），如果做不到就养精蓄锐，逐步积累，并不强求“苦战”。因此对宋人而言，从得句到成章，往往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晚宋江湖诗人戴复古曾感叹“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50]，但同时又说“作诗不可计迟速，每一得句，或经年而成篇”[51]。得句虽然倏忽而不费思量、迅捷而不可遏止，得句后的撰联成章又需要精心考量、不计迟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二引《桐江诗话》云：“曼卿一日春初，见阶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钩，而颜色未变，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钩绿未回’，遂作早春诗一篇，旬日方足成，曰：‘檐垂冰筯晴先滴，草屈金钩绿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远甚，始知诗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联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52]和谢灵运得句的经历相比，石延年面对阶砌的春草，似乎并不需要精思与梦寐，得来全不费功夫。不同之处在于，石延年对出句“檐垂冰筯晴先滴”的选择颇劳思虑。这正如宋人更加关注“池塘生春草”与“园柳变鸣禽”的承接平衡关系，石延年“旬日足成”恰是醉心于此种“灵运句法”。
共谋的结晶：从得句到成篇
从偶得的迅捷到补足的勤勉，足见宋人对句法的精心锤炼。“养锐以待新意”“旬日足成”“经年而成篇”代表了宋代诗学的一种实践精神：才思瞬时的巅峰固然值得艳羡，但经过情感的沉淀、体验的累积以及他人的帮助，诗篇的完整性最终能够实现。在写作过程中，有警句而无全篇常常是诗人面临的困境，如《归潜志》卷九曰：“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题者，如山谷云：‘清鉴风流归贺八，飞扬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赠谁。又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亦无全篇。”[53]但对宋人而言，他们有更多续补与“足成”的自觉意识。司马光《康定中予过洛桥南，得诗两句，于今三十二年矣，再过其处，作成一章》：“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无春风。重来羞见水中影，鬓毛萧飒如秋蓬。”[54]从得句到成章经历了故地重游、今昔对比的人生感慨，三十二年的跨度比“旬日足成”增添了更多的厚重感。王十朋《十月四日宿于沙市舟中，卷帘忽见新月，天色如水，乡思凄然，得诗一联云：“诗成天作纸，帘卷月为钩。”连夕烛有花，至六日家书来自临安，足成一篇，寄二弟》：“今夕果何夕，章华台畔舟。诗成天作纸，帘卷月为钩。蜡炬知何喜，乡心未免忧。家书随雁足，两月到荆州。”[55]漂泊异乡的凄然随着家书的到来增添了一些欣慰，也多了几分挂念，从得句到足成，依靠的是情感的积淀。从创作态度看，诗人得句后并不急于成篇，而是随着情思的变换推动诗歌意脉的自然延续和转折，这是“养锐”的一种表现。
除此之外，宋人还善于依靠他人的帮助摆脱“苦战”的困境。谢逸《重阳示万同德》自注曰：“潘邠老尝得一句，云‘满城风雨近重阳’，令予足之。”[56]潘大临得句后诗思受阻，请求谢逸予以补足，在共享创作权的同时，诗人流露出追求“全篇”的自觉意识。周必大《十二月十九日饯别刘文潜运使，明日书来，云醉梦中作小诗，但记后两句，为足成之》，则是帮助友人补足梦中得句的诗篇。从得句到成篇，有时候依赖众人的参与，这是“诗可以群”的另一种体现[57]。例如淳熙年间詹体仁与宾客集会时，“因念昔游会稽，观岩壑之胜，得句曰：‘目力到处皆新诗。’句虽警，篇未竟也，举以属客，俾各对景赋诗，日莫乃还”[58]。詹体仁得句在前，集会在后，“句虽警”是诗人的自我欣赏，“篇未竟”则是对续补成篇的念念不忘，以致借助席间众多宾客的力量。在这方面，戴复古的创作经历颇具典型性，瞿佑《归田诗话》云：
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相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59]
据瞿佑所说，“夕阳山外山”与“春水渡傍渡”均因外界景物的触动而得，这看起来和贾岛创作“落叶满长安”与“秋风吹渭水”的经历非常相似，均是在先得下句，又在外物的触动下获得上句，形成完整的一联。谢榛《四溟诗话》亦秉持同样的立场：“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如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属对精确，工非一朝，所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60]。在谢榛看来，好句和好联的获得均依赖外物的触动，宛若天成。但如果回到南宋文献，无论是《中兴群公吟稿戊集》中三卷本的《石屏戴式之》，抑或《南宋群贤小集》中四卷本的《石屏续集》[61]，著录此诗时均有一个颇长的标题：“三山宗院赵用父问近诗，因举‘今古一凭栏’‘夕阳山外山’两句未得对。用父以‘利名双转毂’对上句，刘叔安以‘浮世梦中梦’对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颇多，仆终未惬意。都下会李好谦、王深道、范鸣道，相与谈诗。仆举此话，鸣道以‘春水渡旁渡’为对，当时未觉此语为奇。江东夏潦无行路，逐处打渡而行，溧水界上一渡复一渡，时夕阳在山，分明写出此一联诗景，恨不得与鸣道共赏之。”依照瞿佑或谢榛的描述，不妨相信戴复古在游览途中“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获得“夕阳山外山”的佳句。但他并未急着补足成篇，而是在各地诗友的多次讨论下，在身临其境的验证下，最终采纳了范鸣道提供的对句。从得句、撰联到成篇，虽没有陈师道卧榻吟咏的专注，但“经年而成篇”的反复考量是相似的，众多诗友的广泛参与更是值得关注的。在此联上下句的承接中，又可看到曹彦约在“池塘生春草”一联发掘的那种意脉的流传。春水摆渡是当下的要务，夕阳山丘是远方的目标，人生就像这样跨过一道道障碍，却有永远抵达不了的终点。这就和诗歌前两联“世事真如梦，人生不肯闲。利名双转毂，今古一凭栏”[62]的意旨很好地衔接起来，体现出句法锤炼和章法布置的精妙。如果说得句是个人灵感的瞬间显现，那么成篇则是诗友共谋的结晶。
以上从谢灵运梦中得“池塘生春草”一句为切入点，关注宋人得句的生成机制、得句的创作状态、得句后撰联成章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宋代诗学的一些特质。第一，神秘性的退场与日常化的显现。梦中得句本来拥有神异色彩，常常与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但经过宋人理性精神的改造，其原因变得可以解释，触发机制可以培养，愈加与诗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宋诗日常化的精髓，正在于事物可知性和普适性的提升。第二，知识传统对创作的影响。宋人在得句的准备阶段和后续阶段，实际上需要系统的阅读和精心的锤炼。如果将唐人的冥搜看成是向造物的索取，那么宋人对唐人的超越实质上是借助知识传统重建与自然界的关系。第三，“诗可以群”的多重显现。文人酬唱是触发得句的重要动力，但在得句后，与“联句”式的竞技性不同，众人合谋完善篇章，旨在弥补个体才思的有限性，让“诗可以群”体现出更丰富的含义。
原文刊载于《文艺研究》 2020年第12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南宋荐举官制与四六启文研究”（批准号：17YJC751005）成果。
[1][25][27][37][3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3页,第426页,第31页,第409-410页,第315页。
[2] 杨明：《陆机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3][8] 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00—1901页,第751页。
[4] 参见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5、212—213页。
[5][34] 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金程宇、冈田千穗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3—464页,第413-464页。
[6] 《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7页。
[7]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7页。
[9] 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0] 熊飞：《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35页。
[11] 王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7、841页。
[12]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56页。
[13][14] 李振中：《徐铉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44页,第36页。
[15][19]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9页,第36页。
[16]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页。关于此词的主旨及系年，张志烈认为是寄给苏辙，“春草满池塘”即用谢惠连比苏辙，应系于元丰六年（1083），孔凡礼《苏轼年谱》从其说（张志烈：《苏词三首系年辨》，《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期，第161-174页。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74页）。
[17][18][54][55][56]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61页，第16410页，第6053页，第22815页，第14847页。
[20] 参见王十朋《省中黄梅盛开同舍命予赋诗戏成四韵》、周必大有《次韵王龟龄大著省中黄梅》（《全宋诗》第22734页，第26689页）。
[21] 参见王十朋有《次韵洪景卢编修省中红梅》、周必大《次韵史院洪景卢检详馆中红梅》、周必大《送王嘉叟编修通判洪州》、王十朋《送王嘉叟编修》（《全宋诗》第22734页，第26689页，第26689页，第22734-22735页）。
[22] 参见周必大《胡原仲宪正字特改官除宫观馆中置酒饯别会者七人以先生早赋归去来为韵人各赋一首仆得早字》、王十朋《送胡正字宪分韵得来字》（《全宋诗》第26688页，第22735页）。
[23] 参见洪迈《送王龟龄自著作丞外补》、周必大《送王龟龄赴越州宗丞》（《全宋诗》第24008页，第26690页）。
[24][41][58]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册，第288—289页，第48-49页，第212页。
[26] 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4页。
[28]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1页。
[29][33][39][40][59][60]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90页，第266页，第372页，第427页，第1264页，第1161页。
[30]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73页。
[31][32] 赜藏主编集，萧萐父、吕有祥、蔡兆华点校：《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6页，第686页。
[35] 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换骨夺胎法”：“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6]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56页；《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79页。
[42]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88页。
[43] 王定保：《唐摭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页。
[44]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51页。
[45] 关于陈师道诗歌的句法特征，参见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72—75页；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05—217页。伍著对陈师道造句中浓缩、伸展、斡旋等进行了细致分析。
[46] 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3编10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47] 陈师道撰、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9页。
[48] 何薳：《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页。
[49][52]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239页，第221页。
[50][51][62] 金芝山点校：《戴复古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第321页，第112页。
[53] 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
[57]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9页。）学者据此概括宋诗创作的群体性与交际性，参见周裕锴《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9-134页。
[61] 《中兴群公吟稿戊集》为印铸局1920年影宋本，行款为十行十八字，扉页题“弢斋藏书”，前有戈宙襄、黄丕烈题跋，中有吕留良等藏书印。《南宋群贤小集》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著录为“宋嘉定至景定间临安府陈解元宅书籍铺递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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