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任由风云多变幻，休戚与共做典范 ——写在中埃两国建交六十五年之际

中国论坛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于洪君

中国论坛特约专家、中联部原副部长、原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作为中东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埃及与世界各地，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有着广泛的天然联系，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影响。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后，国际舞台风云变幻，两国关系不无坎坷，但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的大方向始终未变。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栉风沐雨，历久弥坚。

（一）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埃及所在的中东地区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中国新政权。1952年7月法鲁克王朝统治被推翻后，纳赛尔领导建立的埃及新政权曾考虑承认新中国，但迫于美国压力，一直犹豫不决。新中国对埃及革命的背景和性质，当时并不清楚，一度认为这是美国操纵的军事政变，新政府被视为“反动的军人独裁集团”。

1954年，纳赛尔政权反帝反殖色彩日益鲜明，中国对埃及的看法和立场逐渐转变。当年10月，毛泽东对一个来访的亚非国家代表团表示：埃及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国家是由爱国的政党和团体领导的。1

当时，纳赛尔政府不了解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他们希望与台湾当局和新中国同时建立和发展关系，通过埃及驻印度大使试探中方态度。中国本着“善于等待，增进往来，多做工作，水到渠成”2的原则立场，一方面表示不接受“两个中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建议埃及向中国派驻非官方贸易代表，在中埃建交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灵活性。

1955年4月，周恩来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在缅甸首都仰光会见了纳赛尔。万隆会议期间，双方又进行了深度接触和交流，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1955年5月，中方邀请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访华，拉开两国交往的序幕。中埃签署了有关贸易与文化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和备忘录。当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应邀率团访华，双方签署了有效期三年的贸易协定，正式决定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1956年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埃，受到已出任总统的纳赛尔的亲切接见，中埃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6年5月16日，埃及撤消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外交部随即声明，表示欢迎。周恩来致信纳赛尔，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尽快交换使节，同时邀请纳赛尔访华。5月30日，中埃正式建交。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和西亚非洲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时，埃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特别是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西方对埃实行武器禁运。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动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口武器，并且促使苏联改变了对埃政策。当时，国际棉花市场行情不好，埃及棉花大量滞销，经济遭受重创。中方积极履行两国贸易协定，连续两年大量进口埃棉，进口量占中方进口货物总量96.4%。埃及修建阿斯旺大水坝需要大量钢材，中方国内钢材供应紧张，但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对埃及出口6万吨钢材。这些雪中送炭的无私行为，深深感动了纳赛尔，大大提升了两国关系的质量和水平。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表态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他赞扬此举“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表示中国“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提供“无代价的援助”。3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后，中国坚决反对英法两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响应埃及政府的呼吁，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提供物质援助在内，支持埃及的斗争，反对英法的侵略。”4毛泽东向埃及大使表示，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此外，他还就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请周恩来转告埃方。5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声援埃及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国人民支持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和中埃友好协会，应运而生。据时任埃及驻华大使透露，当时中国准备派出25万志愿军前往埃及，参加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斗。

中埃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又一重大突破。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同时打开了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当年7-8月间，叙利亚和也门相继同新中国建交。1951年以来一直没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局面得以改变。美国孤立新中国的“统一战线”被打破。此后，在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中国反对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等重大问题上，埃及基本上都站在中国一边。

（二）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国与国关系也是如此。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如同任何双边关系一样，也是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开辟未来的。

纳赛尔总统是一位非常强势的民族主义者、一位不屈不挠的反帝反殖斗士，但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因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坚持反共立场。在他执政时期，埃及共产党受到残酷镇压。埃及与叙利亚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反对埃叙合并与中国保持交往的叙利亚共产党，也受到严厉镇压。与中苏两国均有较好关系的伊拉克共产党支持本国政府，反对阿联试图合并伊拉克，纳赛尔因此指责“共产主义势力”干涉阿拉伯事务，中埃关系受到冲击。中苏两国驻开罗的新闻机构一度被关闭。

当时，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比较复杂，与印度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纳赛尔明确站在南、印两国一边难为中国。1959年4-5月间，中埃双方开始公开论战，埃及驻华大使也被召回。受此影响，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对华政策开始生变。当年10月，中国邀请已被宣布非法的叙共总书记巴格达什来华参加国庆，巴格达什讲话时猛批纳赛尔，致使埃及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当场退席，随后回国。埃及为此关闭了中国驻大马士革总领馆，同时向中国大使陈家康递交了措辞强硬的备忘录。阿拉伯世界掀起一阵攻击中国的浪潮。

在对外关系领域，新中国既讲原则又讲策略。当年10月底，中国就此事向埃方做出解释，说明巴格达什是作为党的客人而非政府客人参加中国国庆的，中方事先并不知道其讲话内容。由于中方表达了歉意，两国关系逐渐趋缓。1960年，埃及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回到北京。此后几年，双方恢复了代表团互访。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私交甚好的纳赛尔总统，在调解中印关系时提出了明显偏袒印度的方案，受到中方拒绝。埃及和某些阿拉伯国家再次出现攻讦中国的舆论战。但中国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利益出发，淡化矛盾和分歧，维持了中埃关系的总体稳定。1963年4月，埃及政府总理萨布里应邀访华，受到隆重接待。中埃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参观狮身人面像。

当年12月，周恩来率团出访亚非欧13国，第一站选择了时称阿联的埃及。6在中国领导人对埃及的这次场访问中，周恩来提出了包括对埃政策在内的对阿政策五原则：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平和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支持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五项原则深得纳赛尔赏识，访问结束时写进了联合公报。

访问期间，周恩来就纳赛尔特别关心的中美关系、中印关系等问题认真做了埃方工作。周恩来表示：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不好，“责任不在我方”，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争端”，“我们已经等了十四年，还可以再等十四年。”7至于中印关系，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中印关系搞得和缓些”“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是不会向印度政府挑衅的。”8

周恩来此次访埃非常成功。在他为访问结束而举行的招待会上，纳赛尔深情地表示：此次访问超越了中国和阿联的关系，“会在这个范围以外留下影响，并且为我们现时代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带来积极的好处。”9

事实的确如此。由于正是由于这次访问，中埃关系“冷而不断的状态”得以改变。1965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了埃及。这时，埃及已经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三）

1970年纳赛尔突然病逝，副总统萨达特继任总统，中埃关系进入新阶段。当时中苏关系已十分紧张，埃及新政权与苏联的关系也日益复杂。萨达特为维护本国利益，大力清除国内亲苏势力，同时支持邻国苏丹粉碎了有苏联背景的政变阴谋，埃苏关系持续恶化。这种情况为中埃扩大友好合作提供了机遇，中方明确支持埃方清理苏联顾问和亲苏势力。197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时，埃及对主张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投了赞成票。中埃关系稳定发展持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显现。

1973年3月和9月，中东局势紧张，埃及外长和副总统相继访华，寻求中方支持。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当年10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中方尽最大努力满足埃方援助请求，同时为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现汇和粮食援助。101976年，埃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拒绝为埃及提供军援，中方向埃及提供了30架米格飞机引擎和多种军事设备。中埃政治互信与友好合作进一步加强。

7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中东的政策，开始全面调整，其主要特点是支持政治解决阿以冲突。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和平条约，最终建交，引发阿拉伯世界大分裂。有的阿拉伯国家与埃断交，阿拉伯联盟也中止了埃及成员国资格。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谨慎对待并稳妥处理中埃关系和中阿关系，一方面支持埃及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对阿拉伯世界的工作，推动埃阿关系改善和转圜，得到各方的理解和赞同。

进入80年代，随着中埃政治互信持续增强，两国高层互动频率加大。1982年赵紫阳访埃，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总理对中东的首访，也是时隔19年后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踏上埃及国土。从埃方来说，这也是萨达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接任后接待的首位国宾，因而非常重视，访问颇有成果。1983年，穆巴拉克访华，中埃签署经济文化合作协定。

1986年，中埃建交30周年。李先念访埃，开启中国元首访埃先河。双方领导人一致表示要继续加强和扩大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推动中埃关系进入更高阶段。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为中国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奠基。穆巴拉克总统赞扬埃中两国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情同手足的兄弟”。111987年3月，中埃双方举办科技合作首次会议，签署合作议定书和15个科技合作项目。

1989年，国际局势因苏东剧变而风云激荡。美国和西方国家借口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联手制裁中国，中国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复杂局面。埃及对中国政府为稳定国内局势而采取的措施和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钱其琛外长和杨尚昆主席分别于当年9月和12月出访埃及。穆巴拉克对杨尚昆主席表示：埃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基于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自1956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各级领导人为加强相互了解、实现各领域创造性合作而进行了会晤和互访，两国历程得到进一步发展。

杨尚昆访埃期间，两国元首为中方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落成举行了揭幕仪式。该中心耗资1.5亿瑞郎，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援外项目，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会议大厦。这时，中埃经贸关系已发展很好，埃及成了中国在中东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1988年达到1.65亿美元。12作为该地区最早与中国开展军技合作的国家，两国军品贸易与军技合作达到很高水平。中国在埃留学生的数量也逐渐多了起来。

开罗国际会议中心

1990年5月，西方国家仍在高调制裁和孤立中国，穆巴拉克总统毅然决然地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为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6月，中埃科技合作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新的合作项目。当时，中国已有6家公司在埃开展承包业务，总共签订35项承包合同。1991年，中国总理成功访埃。1992年，穆巴拉克第四次访华。他高度赞赏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双方都对两国关系的进展表示满意。

20世纪最后10年，中埃关系发展顺风顺水。埃方领导人频繁访华，中国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政协主席相继访埃。双方签署了投资保持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在埃共建经济特区的协议。到1998年时，两国贸易额已达6.07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埃承包的劳务合同，共有150多项，合同额超过5亿美元。13苏伊士湾经济特区作为中埃共建的经济合作区，1999年底已吸引19家中国企业入驻，中方投资2115万美元，约占整个园区投资的1/4。141999年，双方发表了中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公报。

（四）

进入新世纪后，中埃友谊持续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成为“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的“三好关系”。2006年，中埃签署关于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2007年，中国人大和埃及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对中方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者、埃方外交和特别护照持有者，双方开始互免签证。

2010年底，埃及邻国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政治动乱与社会冲突的烈火很快烧到埃及。这场名为“阿拉伯之春”的大动乱，导致埃及政权更迭，阿拉伯世界大面积动荡。中国恪守不干涉内政的立场和原则，呼吁并推动各方以对话方式解决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埃及新政权及时建立联系，根据其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受到各方好评。中埃务实合作，得到全面维护和发展。到2011年末，中国对埃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4.03亿美元。2012年8月，埃及新总统访华，中埃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一系列文件。

2013年，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此时，中埃贸易额已突破100亿美元，2014年达到116.2亿。常住埃及的中国公民，估计已经愈万，其中包括3000左右留学人员。长期在埃生活并从事经营活动的侨民，亦有数千之多。中方在该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中东最大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海洋一号”在苏伊士湾开钻，投资6亿美元的巨石玻璃纤维项目稳步推进，投资4200万美元的吉利汽车生产线项目顺利实施。15埃及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之一。

2013年，埃及经历新一轮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军方领导人塞西元帅在后来的大选中胜出，成为新总统。2014年12月，塞西访华。他此次访华，不但与习近平主席等中方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谈，同时还主动拜访了中联部，专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经验。通过这次访问，中埃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埃两国有关部门，共同绘制了双边经济发展路线图。2015年6月，双方确定了在埃优先发展投资项目。

2015-2020年间，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各种势力的战略博弈与利益争夺更加激烈。2015年9月，塞西来华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埃及军队方阵参加了阅兵，中埃关系再上新台阶。两国关系被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签署的政府间合作文件，涉及航空、新能源、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

2016年1月，中埃建交60周年前夕，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埃及。这是他作为国家元首对该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两国元首在《今日中国》杂志分别致辞。习近平将中埃关系界定为“中阿、中非关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强调“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埃关系，愿同埃方携手努力，弘扬传统友谊，促进文明互鉴，深化‘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多领域务实合作，让两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生活更加美好。”塞西表示，埃及珍视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将真诚地与中国一道，为实现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而努力。

访埃期间，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埃及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努力，支持埃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埃方一道，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埃方表示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方经验，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全方位推进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作为访问成果，两国签署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年实施纲要、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同时还签署了在电力、基建、经贸、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文化、新闻、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文件。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二期项目揭牌仪式。

近些年来，埃及出台一系列新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拓宽苏伊士运河、兴建新首都、斥资2750亿埃镑用于改善西奈半岛基础设施等。2018年，埃及颁布工业发展战略，提出工业产值年增10%的发展目标。中埃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扩大并深化合作，前景更加广阔。

（五）

2020年初，中国外长王毅访埃。中埃双方同意朝着新时代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提升两国关系水平，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当年3月，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际关系愈加复杂的形势下，习近平与塞西通电话，双方决定共同努力，把中埃关系打造成构建中阿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先试样板。这一年，中国对埃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2亿美元，涉及油气开发、工业制造、服务业等诸多领域。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埃经贸往来与项目合作遇到较大困难，但中国继续保持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当年1—11月，中埃贸易额为128.95亿美元，同比增长10%。中国对埃投资，仅1—9月新增8933万美元，同比增长19.3%。一年内，中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为埃及提供多种贷款和授信，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

2021年第一季度，双方合作潜能进一步凸显。中国对埃直接投资8300万美元，同比增长134%。双方第一季度货物贸易额为41.76亿美元，同比增长32.14%。埃方油气、铜、氨等产品对华出口增长强劲，中国的机电、车辆、家具等产品对埃出口稳步回升。双方在电动汽车、农业、智慧交通等领域扩大合作提上日程。

目前，中埃合建的产业园区，即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企对埃投资的重要平台。截至今年4月底，该园区已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累计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缴纳税费近1.76亿美元，直接解决就业约4000人，带动就业3.6万余人。中国建筑埃及分公司承担的建筑面积约190万平方米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CBD）项目，强劲推进。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作为埃及新地标和中埃合作标志物，即将落成。中企承建的埃及第一条电气化轻轨线路即斋月十日城轻轨项目，进展顺利；另一重大项目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项目，基本完工。

埃及开罗，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建设现场。图源新华社。

今年时值中埃建交65周年，王毅外长不久前再访埃及。在与塞西总统会见时，王毅赞扬中埃两国是相互依赖的好朋友，赞扬埃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同中方站在一起表示。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埃方继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埃方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定支持埃方反恐维稳和去极端化努力。期待双方共同努力，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中阿、中非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样板。他还强调，埃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方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方“2030愿景”对接，支持埃方加快工业化步伐，增强科技能力，提升发展水平。另外，他还承诺，中方将继续向埃方提供疫苗和抗疫物资，帮助埃方彻底战胜疫情。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坚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保障全球治理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中方希望埃方继续为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塞西表示，埃方视中方为真正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将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发展双方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加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还表示，埃方毫不动摇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的努力，坚定支持中方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他特别强调，埃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希同中方进一步开展基础设施、工业园区、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成为中国企业进入中东和非洲的重要门户。他感谢中方向埃方援助疫苗，帮助埃实现疫苗本地生产，希望同中方继续加强抗疫合作。

王毅访埃期间，中埃两国签署了建立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两位外长共同出席了新冠疫苗合作生产项目实现100万剂量产“云见证”仪式。中埃两国互利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性、全面性与共谋发展的开创性、示范性，得到进一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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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第276页。

2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第276页。

3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49页。

4 见《人民日报》1956年11月8日，第1版。

5 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第283页。

6 当时埃及与叙利亚合并为一个国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7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第1534-1535页。

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第1535页。

9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第1539页。

10 参见江淳等著：《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