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的挑战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文明互鉴一直是中欧相互认知、互利共赢的重要依托。记载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的《大唐西域记》等中国古代典籍曾在欧洲文明认知亚洲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欧洲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方式进行了殖民扩张。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动方式是“取经求道”，欧洲与它们的互动方式是“争强求富”。在古丝绸之路发展时期，沿线国家是“被动的”“对象”；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应成为“主动的”“主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政府于2014年发布了《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要构建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并指出“中国愿与欧盟一道，将东西方两大文明更紧密结合起来，树立不同文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互鉴互学、共同繁荣的典范”，以“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近现代以来，欧洲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思想、知识与制度，国际关系中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也都诞生于欧洲并由欧洲国家主导，但欧洲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互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实现的，本质上由殖民扩张驱动，展现的是文明互动过程中的“刚强”“冲突”“武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文明问题已经上升为影响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之一，欧盟定义的欧洲是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欧洲，是自我压缩后的“小欧洲”，难以整体地延续欧洲文明。近年来，在欧洲政治话语体系中，“价值共同体”一词的出现频率快速攀升，与此高度关联的是“欧洲的”“跨大西洋的”“基督教的”“自由政体的”“北约”等，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区域、结盟、军事和宗教属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作为对当代欧洲文明的高度体现，欧盟为自身的发展设定了思想上和空间上的界限，既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又无法造福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如果欧洲文明式微，那么欧洲恐怕无法延续近现代以来的文明传统，难有往昔的视野、思想和力量，这已经成为欧洲难以回避的历史困境。具体到欧洲文明式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从表面来看，欧盟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程度逐渐提高；从深层来看，欧洲经济开始萎缩，退守“欧盟要塞”，“朋友圈”不断固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且其蔓延至欧元区其他国家，最终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了救助机制，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8~2017年，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7.61%降至15.12%；在互联网时代，排在全球前十位的互联网企业无一来自欧洲；欧洲专利数量占国际专利数量的比重持续下降。

就“人文品质”来说，一个开放、团结、繁荣、有强大人文精神的欧洲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因而不能放弃欧盟曾经追寻的“人文强洲”理想。在冷战时期，推动西方与苏联和东欧阵营和解与合作的德国政治家艾贡·巴尔在生前担心年轻一代变成外交上的浪漫派。近年来，一些未经战争苦难的新生代欧洲政治领导人一边宣扬多边主义，另一边却热衷于实行单边主义，给“多边主义”套上价值观的“紧箍咒”，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划线，建立涉及价值观的“小圈子”，这限制了欧盟国家的思想和科技创新力。

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现代化的发展，欧洲不再是由基督教文化统治的欧洲，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比例正在逐渐上升。2016年，欧洲穆斯林数量占总人数的6%；到2030年时，预计将达到8%，甚至更高。有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认为，欧洲基督徒的宗教意识正在被削弱，笃信教义的穆斯林的数量将很快超过虔诚的基督徒。由移民形成的新族群对国家和地区治理提出新要求，而要使多个单一神教和睦相处，进而对多族群和多宗教社会进行有效治理，远比治理单一民族及单一宗教复杂得多。欧洲政治精英当前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修正传统欧洲基督教文明及其政治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文明结构和社会结构。

极端势力借助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诱发“独狼式”恐袭。2016年，维尔兹堡火车杀手就受到了极端思想的教唆。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互联网使人越来越“去社会化”，恐怖暴力日趋“个性化”，“独狼式”恐袭的频现直接导致社会安全治理难度大幅提高。安全失去屏障，社会恐慌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欧洲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冷战后，整个世界格局逐渐由美国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科技乃至文化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欧之间的利益冲突更趋激烈。仅从美国竭力推动英国脱欧、打压德国来看，美国希望看到的欧洲是一个弱到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强到可以跟随美国的欧洲，是一个能够维护美国利益的欧洲。

其实，当今欧洲文明式微源于欧洲缺乏鼎盛时期的理念和视野，源于欧洲治理体系和单边主义盛行造成的欧洲社会撕裂，如难民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加重了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使国内政治中的排外情绪增加；难民的大量涌入还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使主导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西欧文化受到冲击。

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美欧之间甚至欧洲内部价值观出现分裂的当前，随着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从质疑到逐渐了解再到积极认识的过程，中欧共建“一带一路”具有更为广阔的全球意义。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它具有天下大同、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处，也是“一带一路”的西端终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欧洲地理环境复杂，国家众多，“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实施应该基于不同国别，做到因地制宜。由于欧盟主导欧洲的对外贸易、金融、投资等，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实施情况。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背景下，多个合作项目成功实施，例如，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营使中德两国在制度和规则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中国公司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项目的80%多的资金由欧盟区域发展基金提供；法国、英国等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绿色金融项目。“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有利于中欧在更多领域加强合作，这样，中欧伙伴关系将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欧洲逐渐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欧洲发展以及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的重大意义。多个欧盟成员国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中欧战略对话机制的完善使由“领导人”与“战略、经贸、人文”组成的"1+3"高层对话格局逐渐形成。

近年来，随着欧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困难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欧洲经济界整体上对中欧关系持较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德国外贸组织主席宾格曼呼吁德国不要陷入“中国恐惧症”；针对中国是“制度竞争者”“制度对手”的说法，代表上百万个德国企业利益的德国联邦雇主协会主席克拉默指出，竞争对德国企业来说是积极的，这能够激发德国经济的活力。

2019年，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协议后，欧洲各界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看法变得更加积极，“‘一带一路’带给欧洲的发展机遇多于挑战”这一基本判断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3万列，往返于中国多地与15个欧洲国家的49个城市，已成为中欧互联互通的亮丽名片。当前，中国正采取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进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欧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潜力巨大。

冷战后，一些欧美国家实行军事干涉主义安全政策。然而，武力没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却使更多的国家与地区陷入动荡，大量难民涌入欧洲。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正式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为中国的发展和复兴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持。与美国武力至上的“实力换和平”安全理念相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了“相互关联的安全观”，其为国际多边合作增加了理念支撑。默克尔提出的“相互关联的安全观”为广义安全观，一方面意味着德国和美国在外交核心理念上产生分歧；另一方面表明德国为国际事务的多边共商敞开了大门，比如针对非洲发展议题，默克尔认同中国为促进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认为只有消除贫困，才能保证非洲的安全，使非洲保持稳定，获得相应的福祉，进而解决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

基于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应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合作，进而助力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双方可通过加强与非洲等第三方的合作，共同促进欠发展国家和地区发展，以实质性地解决贫困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难民问题。

欧盟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一些国家对部分项目存有疑虑，甚至指责中国。中欧文明伙伴关系的构建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种寻找“共同”的特点，即在“不同”之中寻找“共同”。这不同于欧洲寻找“差异”的文化，即在“共同”之中寻找“差异”，并把“差异”视为异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参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实现不同文明的共生和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传统国际关系中截然划分“你”“我”、谋求私利的理念有着显著的差别，其要被欧洲接受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欧洲学界依然存在一些抹黑中国的假命题，这些假命题是某些专家和智库的意见，具有很强的所谓“权威性”与“影响力”。最为棘手的是，这些假命题可能导致欧洲最终选择的策略不合适。

一些欧美智库称中国是对西方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不少西方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一些欧洲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优先”。对此，欧洲的有识之士表示担忧，希望中欧通过加强信息交流，防止“假命题”不断固化。

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到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但根据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权威评估，文化沟通类风险居各类风险之首，覆盖率高达71.3%，高于主权类风险的46.9%。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尽管中国努力推动构建中欧人文交流与对话机制，促进中欧民众互相理解与增进信任，但收效有限。中欧文明伙伴关系深化的“瓶颈”从深层次来看就是缺少“民心相通”。

中欧之间的“理解赤字”是由中方话语供给不足和欧洲理解片面造成的，不能通过解释或说明具体事件及现象予以解决，也不能通过一般的外交交涉、媒体澄清或学术交锋予以解决。双方应通过进行系统的梳理，达成社会共识，进而予以解决，共识的达成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3月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明确指出，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掌握一种语言就掌握了打开一国文化大门的钥匙。外语能力与话语能力密不可分，我国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全面推进外语能力建设，再将外语能力建设上升到话语能力建设，努力构建中国的学术理论体系和话语能力体系。

外语教育是国家大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外语教育情况与中国的发展情况息息相关。我国外语教育家王季愚曾提出，“外语水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著名外语教育家许国璋一再强调，外语教育是“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在国家层面，外语教育应该被视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方式。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背景下，“多语种+”教学模式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我国应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人才，培养具有卓越国际沟通能力的人才以及精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国情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培养能够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灵魂”的人才。

早在17世纪，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就指出，人类较高水平的文化和文明聚集在我们整个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中国。两端的文明和文化各有“上”“下”，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实践方面处于“上”，而思想哲学处于“上”略微“下”。如果中国和欧洲密切合作的话，那么就可以使处于两端之间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逐步过上理智的生活。中国文明观的核心是，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参与国家从“对象”转为“主体”。“一带一路”建设要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参与者应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广泛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

尽管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欧在密切经贸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应加强高质量的人文交流；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中欧文明互鉴，发挥“火车头”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全区域样板。随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中欧文明互鉴的内涵不断丰富。其中，“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随着交流互鉴的深入，中欧之间的理念相通、话语相通、民心相通，中欧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欧文明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总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