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应对“后疫情”时期国际变局，中国需打破“赢者的诅咒”

近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停止更新其国内单日新冠疫情感染和重疾人数，并且告诫国民，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流感一样的“地方病”（endemic），“我们需要学会与之共存”。新加坡政府同时强调，将继续执行严格的边境检测和“疫苗护照”制度，疫苗接种也将常态化。

新加坡作为深度依赖经济全球化和对外交往且拥有大量外来劳务人员的城市国家，过去一年多在全球疫情旋涡中苦撑，几经封锁，保全了国民安全和国家正常运转，以相对较低的感染数（6万多例）和死亡率（0.1%）跻身成功抗疫国家之列。

疫情期间，笔者和在新加坡的一些朋友偶尔会进行线上交流。他们会介绍自己生活和工作受影响的情况，认为除了2021年初劳工宿舍区疫情暴发外，新加坡并没有出现大的防疫失误。现在全球各种先进疫苗在当地放开接种，人们也养成了在疫情中生活的基本习惯，这是新加坡政府下决心调整的基本背景。他们还说，不少华裔公民对美国辉瑞疫苗的长期安全性不放心，自费排队打中国的科兴疫苗。

新加坡的调整表明，全球抗疫模式正在发生新的阶段性转变。随着新冠病毒变异不断加快，一些国家政府得出结论，依照社会生活和公众意识的“自由形态”，“中国经验”可资借鉴但照搬不来，做不到绝对的隔离也就做不到绝对的根除。与此同时，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及治疗方法探索取得实质进展，被证明应对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有效，特别是在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方面。疫苗全球接种即将大提速，人类应对疫情反复的经验在增长。

新加坡政府的智囊们近来时常提到一个词，那就是“赢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他们援引这个原本拍卖行业和股市中的概念，是认为东亚国家国民在此次全球大流疫中受到政府的良好保护，也有较强纪律观念，能够积极配合防疫政策，这就形成了一个“行为闭环”：人们安于社会管控的现状，对放开后的疫情反复缺乏接受意愿，也就使得政府不敢贸然出台放宽措施。这样一来，最先控制住疫情的东亚国家有可能也是最后走出疫情的国家。

处在东西方桥梁地位的新加坡决定在东亚国家当中率先调整，打破“赢者的诅咒”，一方面是因为其对自己的防控能力有比较大的把握，已经摸索出一套适合新加坡国情的经验，更是因为这个小小国家敏锐地嗅到了“后疫情”时期国际秩序加速形成的大趋势。

国际秩序不可能长期处于疫情隔绝和封闭状态。在疫情中沉沦的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正以G7决议为核心架构，迫不亟待地取消限制措施并相互开放边界，要以疫苗和药物为保障，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策略，尽快重返“正常”状态。

拜登政府为应对中国强势竞争挑战，正与国会密切互动，在美国国内推动升级创新能力和重置供应链的战略。这项战略需要全世界的盟友伙伴提供配合，为此拜登政府打着共同价值观旗号，以疫苗援助、相互重新开放、全球基础设施倡议等为引诱工具，抓紧安排疫后国际议程。

许多中小国家承认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现实，正视世界的“新两极化”趋势，但在安全上更加依附美国，最担心未来国际秩序在疫情和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催化之下分裂成两套供应链和两个价值体系。如果美国及其西方伙伴抢先相互开放，推动全球供应链重组和筑高对华科技壁垒取得进展，整个世界的循环模式将加速蜕变，加剧中小国家的选择困境。

在这些中小国家眼中，“后疫情”时期国际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它们即将面对的将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它们深知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纵深在“两个世界”之间长袖善舞，但又不能不有所准备。

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并且为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一带一路”等中国近年提供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获得了全面推进的势头，中国制度模式的有效性也引发国际上的重新审视，许多偏见和污蔑开始瓦解。

在疫情这场大考中，中国目前是真正的赢家，尽管美国和西方不愿承认。但要看到，新冠病毒将长期在地球上游荡，这场大考也将持续进行下去，并且向更深和更广的层面延伸。中国同样需要警惕并打破“赢者的诅咒”。我们要客观认知，戒骄戒躁，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因时变而制宜的调整，把抗疫成果保持到底，把因疫情而在外交和舆论层面获得的主动保持到底，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期国际变局。

所谓“后疫情”，并非全球大流疫的终结，而是人类进入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模式。这将开启国际秩序沿革的新篇章，国家交往、全球流通、边境管理、经贸依存的模式都会相应发生改变，已占得先机的中国不能被动于后手。

要关注中国防疫政策与全球防疫趋势的兼容并蓄问题。在积极推进疫苗施打、升级和治疗方法改进的同时，加紧研究中国在全球疫苗互认进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不断调整完善防疫长效机制，加强公民教育，避免因中外人员交往长期受限而坠入某种“开放落差”。

要关注全球供应链的结构和重心可能因全球重启与放开发生的变化，警惕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部分产能有可能由紧俏变过剩，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和产品结构，加紧完善“双循环”经济产业布局。

也要直面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加快探索新时期的对美战略和政策，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准确定位。无论做何选择，中国都有必要把握好斗争与管控的关系，保留合作的动力和轨道，并且尽量团结和争取第三方力量，避免因政策对撞和具体问题互动而使“两极竞争”变成“两极对抗”。

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言，“赢”非目的，而是要为自己的顺利发展与和平崛起创造基本有利、内外融通的条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多来自中国的能量、方案和保障。中国不可能封闭起来搞建设，也不可能关着门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在应对挑战、实现抱负的过程中，“开放”是一大关键词，既可有效对冲美国遏制，也利于在国际变局中保持主动。“后疫情”时期的开放战略必然有别于疫前，需要精心设计、周密实施。

（原文标题《“后疫情”时期中国需打破“赢者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