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再见，默克尔！

当地时间9月26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正式拉开帷幕，这标志着默克尔执政生涯的结束。

2005~2021年的连续四个总理任期，默克尔带领德国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元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一个又一个危机，使得德国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锚”。默克尔在内政上表现非凡，在外交上也是可圈可点，任期内曾与4位美国总统、4位法国总统、5位英国首相、8位日本首相、8位意大利总理共事，可谓世界政坛名副其实的“常青树”。

在这16年里，德国既保持了经济实力，又改变了“政治矮子”的形象，在欧洲成为“不情愿的霸权”，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强。

这是9月25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总部前拍摄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宣传广告。（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成长之路影响执政风格

翻看默克尔青年时代的履历，不难发现她始终与主流有所区隔。默克尔出生在德国西部的汉堡，幼年时随父母前往东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上大学期间她成绩出众，在莱比锡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自然科学教育背景为她的执政奠定了基于客观事实思考的逻辑习惯。

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摇摇欲坠。当时在东德科学院从事物理研究的默克尔感受到世界政治舞台即将迎来一场风暴，她决定放弃科学研究投身政治，参与新秩序的塑造。她当时加入新成立的“民主觉醒”党。两德统一之后，“民主觉醒”党并入基民盟，默克尔成了基民盟的一员。

默克尔很快就脱颖而出，且得到了时任总理科尔的青睐，成为科尔领导的联邦政府中第一位来自东部的女部长，被称为“科尔的小姑娘”。从此，默克尔一路升任基民盟秘书长、副主席，仕途非常顺畅。

1999年，以科尔为首的基民盟高层爆出政治献金丑闻，该党面临历史空前的危机。当时党内高层只有默克尔一人（因其东德背景）与此无关，她毅然决然地与“恩师”科尔等做出“切割”，出人意料地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号召全党告别科尔走新路。在2000年党代会上，默克尔当选基民盟主席，2005年率领基民盟在提前进行的大选中重回第一大党的位置，从此开启16年的总理生涯。

资料图：默克尔和科尔。（新华社记者 马宁 摄）

对美态度的四个阶段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不赞成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当时默克尔作为在野的基民盟主席，非常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军事干涉行动。无论出于内政还是外交需要，默克尔初涉国际政坛时都堪称一位非常热情的跨大西洋派。

然而，默克尔对美国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迄今为止大体经历了支持、理解、失望和怀疑四个阶段。今天的美国不再是帮助西德从二战废墟上重建并实现经济腾飞的美国，今天的德国也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美国保护伞之下的德国，德美关系的调整正在悄然发生。

从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触发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开始，随着美国外交战略中心离欧转亚、对默克尔“窃听门”事件的曝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决意实施“印太战略”，直到近期不与盟国商量就撤出阿富汗，导致德国联邦国防军及其在阿富汗的当地员工未能及时撤离，德国对于美国的观感逐渐变化。

德国曾经自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伙伴之一。然而2013年爆出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常年窃听默克尔电话一事表明，这种盟友的关系是有限度的。对此，默克尔一面表示“朋友之间搞监听绝对不可以”，一面选择了隐忍，毕竟美国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有着包括情报合作在内的多方位密切联系。

特朗普鼓吹“美国优先”，反对多边主义，甚至质疑北约存在的意义，他本人还直言默克尔“愚蠢”。对于德国这个以多边主义为基本取向的国家来说，这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与其价值观大相径庭的国度。同时，特朗普不断要求德国提高军费开支，这也与德国社会的基本共识相违。作为对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及七国集团（G7）峰会强硬态度的回应，默克尔在2017年大选的一次竞选活动中表示，“我们彼此完全信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欧洲人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默克尔显然期待着白宫易主。然而，把口号更换为“美国回来了”的拜登政府显然口惠而实不至。美国对德国刻意展现的亲密，并不能掩饰拜登政府仍旧在核心利益上继续施行“美国优先”的实质。比如对于俄德天然气管道项目“北溪-2”，新一届美国政府态度和特朗普时期并无区别，甚至没有完全放弃制裁的手段。因此，特朗普和拜登对德国的戒备是共同的，只是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

7月15日拍摄的直播画面显示，美国总统拜登（右）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举行联合记者会。（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携手法国救欧洲于水火

德国在统一后经济一度低迷，甚至背上了“欧洲病夫”的称号。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经济持续向好，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但背负历史包袱的德国在欧盟政治舞台上始终保持克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元危机中，德国不得不实际主导欧盟的救助政策，欧元作为最能象征欧洲一体化的标志，陷入前所未有的压力。德国一方面要求危机国家无条件实施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另一方面，又主导了大规模的欧盟救助和改革方案，帮助欧洲和危机国家逐步走出了难关。

2016年英国正式启动“脱欧”并最终成行。英国的退出对欧盟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欧盟的凝聚力是一个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增强了欧盟的危机意识。在此背景下，德法两个火车头共识有所强化，以更有效地推进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欧洲时，正是在德法两国的主导下，欧盟达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计划，为欧盟带来了团结的希望，被视为是欧洲一体化70年来“前所未有”的行动。

不过，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要求和德国合作加强欧盟改革，特别是希望能够构建欧洲“战略自主”这一点，默克尔基本上没有给予回应。究其原因，可能德国并不愿意主动打破目前欧美同盟的安全框架体系，仍然希望依靠美国和北约提供安全保障，以发展欧洲经济、保障欧洲民生，同时也是忌惮遭致部分东欧国家的反弹。

2020年7月2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法国总统马克龙（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准备出席欧盟峰会。新华社发

善与俄罗斯打交道

欧洲没有其他政府首脑像默克尔一样如此频繁地访问俄罗斯，也没有哪位政治家像她这样能够与俄总统普京直接打交道。默克尔会说俄语，普京会说德语，两人可以不需要通过第三者实现直接沟通。

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还是八国集团（G8）的一员，当时的俄罗斯还处在西方主导的价值观体系里。但“克里米亚入俄”一事引发了变故，该事件被西方认定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俄罗斯随后被逐出了G8。

在“俄反对派纳瓦利内事件”上，俄罗斯政府坚决反对德国所称“俄罗斯违反人权以及国际法”的指控，认为这是德国政府恶意挑衅俄罗斯，想在国际社会诋毁俄罗斯并损害其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德俄都不希望 “北溪-2”受到过多政治因素干扰。耐人寻味的是，美国认为“北溪-2”涉及安全问题，俄罗斯称之为经济项目，默克尔则巧妙地称其为欧洲能源安全的经济项目，既提醒俄罗斯不要把能源当作武器来破坏欧洲的安全问题，也向美国表明经济项目必须用经济思维来落实的立场。

默克尔深知，俄罗斯在诸多国际冲突中处于关键地位，常常担任调停人的关键角色。欧洲很多时候并不具有介入的实力，还需要务实地与俄罗斯打交道。普京也认为德国是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是俄罗斯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基于此，德俄之间保持着一种缺乏信任的依赖关系。

8月20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左）欢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新华社/美联

难民危机成高光时刻转折点

作为基民盟的主席，默克尔特别强调基民盟最重要的品质是基督教教义。2015年夏天叙利亚等国难民涌向欧洲，危急时刻，默克尔宣布保持德国边境开放以欢迎难民。默克尔和叙利亚难民的自拍照传遍全球网络，德国一下子成为全世界难民向往的地方，默克尔也成了全世界妇孺皆知的人物。

资料图：叙利亚难民给默克尔献花。新华社/法新

然而，接纳难民易，容纳难民难。德国在2015年之后连续发生与难民相关的恐怖袭击以及治安事件，导致国内出现了反难民的情绪，要求默克尔下台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加剧了德国社会的分裂，人们对默克尔的评价也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将默克尔奉为“圣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默克尔为当年“年度人物”，甚至封她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而欧洲的右翼民粹和保守势力对她深恶痛绝，甚至称她是“人民的叛徒”，指责默克尔成就了个人的名声，却把违反欧盟难民政策的难民问题强加给德国和其他国家。

难民危机之后，默克尔遭到了国内德国选择党和极右翼人士的围攻，曾有一段时间，默克尔每天都要面对谩骂，她在基民盟党内的权威也因此受损。2018年，基民盟在黑森州议会选举中失利，默克尔主动承担责任，宣布不再担任基民盟主席，也不再出任联盟党下一届总理候选人。

“危机总理”以“危机”谢幕

今年8月中旬之前，人们还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默克尔执政生涯经历的最后一个危机。几乎没人能想到，盟军从阿富汗撤离的混乱场景，又让默克尔面临了一场新的危机。德国联邦国防军驻扎阿富汗20年，最后以仓皇而逃的场景结束。德国战后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成了最严重的军事失败和外交灾难，舆论甚至将此视为默克尔执政生涯中最大的败笔。

9月下旬联邦议院选举结束之后，德国将成立调查委员会，总结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20年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什么？为何驻扎20年后还会出现误判局势？谁应该为混乱的撤军负责？作为总理的默克尔难辞其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默克尔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的口径声明，阿富汗不再是恐怖袭击的基地、盟军行动取得成效时，喀布尔机场却发生了造成包括13名美军士兵在内一百多人死亡的大规模恐袭事件，任何掩饰西方在阿失败的说法都在惨烈的失败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对总理任期即将结束的默克尔而言，无论跟着美国做什么、说什么，都意味着冒险。她曾坚定地支持德军跟随美国在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这已经成为历史的败笔。

深层的问题在于，盟军在阿富汗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不成功，也透出盟国制度输出的失败，以及由此显露出来的“西方”制度本身沉积的痼疾。这一点，默克尔也早有预感，据她周围的人士称，约10年前，默克尔就认为，欧洲占世界人口7%，经济总量占25%，而福利支出却占50%以上，这样的制度在全球竞争中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她的忧虑现在已近现实，欧洲的精英层弥漫着“制度竞争”的焦虑。然而，与默克尔意图加强自身创新活力不同，多数政客们更热衷在自身之外找原因，比如把欧洲发展乏力归罪于东方的崛起。这让人不得不担心，默克尔之后的德国和欧洲危机可能会加速。

4月1日，工作人员在柏林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查验顾客的核酸检测证明或预约信息。新华社发

“接班人诅咒”如影随形

政治家常常面临“接班人诅咒”。据悉，默克尔在四届总理任期中不断谋划接班人问题：在第一届任期中，时任国防部长古滕贝格被视为默克尔的继任者，但他因论文抄袭丑闻被迫离开德国政坛；第二届任期中，家庭部长冯德莱恩是最有希望接替默克尔的，也因此在第三届任期中，默克尔将她安排到分量更重的国防部长岗位上锻炼，但冯德莱恩对国防部的掌控力明显不足，国防部不断爆出装备采购问题，后因欧委会改选，冯德莱恩被派往欧盟参加竞选欧委会主席；第三届任期时，默克尔在党内的权威已大为削弱，党内“倒默派”势力逐渐壮大，“接班人”问题处理不好，默克尔可能无法有尊严地离开政坛。

资料图：默克尔与冯德莱恩。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此时默克尔手中的牌已经不多，最能继承默克尔政治遗产的是人称“小默克尔”的萨尔州州长克兰普－卡伦鲍尔。2018年2月，默克尔提名她出任基民盟秘书长，同年12月，克兰普－卡伦鲍尔以微弱优势胜出，当选基民盟主席。但是，她未能真正掌控党内不同的派别，在图林根州选举后基民盟是否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问题上，她一时失察引发非议，不得不于2020年2月辞职，同时宣布放弃联盟党联邦总理候选人资格。

此后，基民盟党内有关默克尔继承权之争——也是路线之争——彻底拉开序幕，直到今年1月才经过竞选产生新的主席，即拉舍特。拉舍特是默克尔的第四个接班人选。然而，在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以下简称“基社盟”）联合提名的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问题上，拉舍特却又遇到基社盟主席索德尔的挑战。

9月2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在亚琛出席竞选集会。新华社发（唐颖 摄）

直到今年4月底，联盟党才最终确定拉舍特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不过，7月中旬之后，拉舍特领军的联盟党民调支持率一路下滑至历史最低点，而社会民主党实现了支持率的反超。这就意味着，联盟党有可能在此次议会大选中无法成为最强的政治力量，继而在政党组阁谈判中失去先机。如果民调成为现实，那么默克尔有可能被当作基民盟失去第一大党地位和联邦总理职位的“罪人”，其政治遗产黯然失色。

默克尔从政30多年、执政16年，如果此次大选后新政府难产，现政府继续看守，她可能会超过其导师科尔成为联邦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德国政治舞台上将留下默克尔长长的身影。

她塑造了德国，以及世界在过去16年对于德国的认知。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特性，尤其是得自纳粹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历史经验，使得大多数德国人由衷欣赏这位务实、稳健、波澜不惊的“母亲式”人物。

与此同时，政治决斗场上的经年拼杀，也使她积累了众多政治敌人和对手，他们迫切地等待着“清算”时刻的到来。今年秋天，德国大选涌动着未曾有过的不安，对德国政治而言，默克尔的出现和离去一样，都会留下持久的印记。

文章2021年9月24日首发于环球杂志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