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道德关乎大国兴衰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教授新著《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的中文版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有幸承接了翻译工作。

这部书探讨的是伦理与外交的关系。奈教授提出了一个他认为讨论已久但缺乏广度和深度的命题：对于一国外交战略和政策而言，“道德重要吗”？奈使用的参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历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演变轨迹。尽管奈强调“这不是一部历史作品”，只提供“一种规范性思维的实践”，但书中对1945年以来美国对外重大决策过程的勾勒，特别是困扰美国总统们的伦理纠缠，仍能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和当代世界史学者们提供逻辑依据，帮助大家更通透地认识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如何步步陷入道德深谷的。

充满“马基雅维利式谎言”的美国外交 

本书罗列的伦理纠缠，存在于撑起美国式傲慢的“例外主义”和影响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行为方式的普遍价值之间，存在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之间，存在于美国领导人的个人抱负、不断变幻的国家利益和公众好恶之间。

种种悖论之下，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标尺不断游移，既可以为了增强美国的全球作用推动建立惠及世界的国际制度——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者杜鲁门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做的那样；可以出于人道审慎而放弃自己曾极力宣扬的政策选项——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期间数度拒绝使用核武器的提议；也可以为了个人抱负而扭曲美国的世界主义目标——就像林登·约翰逊为了其“伟大社会”计划能在国会顺利通过而放任甚至操纵越南战争升级；或者为了实现美国的世界主义目标而公然向民众扯谎——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为获取公众对美国参与欧洲战事的支持编造了德国潜艇攻击美军“格里尔”号驱逐舰的故事，小布什轻信假情报而错误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些事例使得读者很难不意识到，对于美国外交而言，并不真正存在一套像某些美国人自己宣扬的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体系。

从约瑟夫·奈的书中可以看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践从不缺谎言。奈写道，“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诓骗术通常是一套聪明战略的一部分”。但他也指出，纯粹为了私利而进行的诓骗只是对他人的自私自利的操弄，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注和信任会逐渐减少。奈的这一观点可被解读为：第一，美国对外政策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大多时候并不一致，相互之间的矛盾迫使美国总统们在每一个重大决策的关口都不得不有所取舍，而反映长远眼光的政策很难向公众兜售，美国政治制度的瑕疵使总统们往往倾向于向眼前利益妥协；第二，美国全球战略的伸缩、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国内政治的演变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对外政策服务的诓骗术所产生的道德后果最终要转化为国内政治压力，变成总统权力面临的挑战。

在奈教授列举的实例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非罗斯福，也不是肯尼迪，或者克林顿——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总统的表现足以归入历任总统业绩排行榜的“伟大”区间，而是林登·约翰逊，他的执政期也许是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关注相对粗疏的一个阶段。这位因肯尼迪遇刺而从副总统岗位上“幸运”接班的美国总统出身贫寒，见惯了南方州的种种不公，把普及投票权和推行反贫困计划当作自己的使命并冠之以“伟大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林登·约翰逊是成功的，在短暂的任期内领导实施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国会配合他的政策通过了400多项立法，包括著名的1964年民权法案。但他在经济和外交上又是失败的，其为推行“伟大社会”而实施的诸项高福利政策要靠巨额赤字财政去支撑，其明知美国陷入越南的危险性却为保证国会对社会改革的支持不流失、民众对“伟大社会”的关注不分散以及维护自己的“勇者”形象而主动选择推动战争升级。随着升级行动在每个环节上归于失败，约翰逊不得不用更多谎言去圆自己最初的假话，并为避免引发“大炮还是黄油”的争论而拒绝增加赋税，最终陷在自己挖掘的深坑里。

林登·约翰逊的失败及其后续发展生动演绎了政治家为个人短期利益放弃国家长远利益的危害，以及美国总统是怎样为了坚持在某些事情上的“道德”而在其他事情上“不道德”。由于约翰逊偏执地向对拉丁美洲的国别政策注入他个人对民主的理解，部分拉美军政府认为自己被美国抛弃，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下降，冷战的天平开始向苏联倾斜。由于约翰逊放任越南战争的升级，越战在他任内彻底成为“美国的战争”，美国民众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强大自信开始瓦解。约翰逊对个人精神的捍卫却损毁了美国国家精神的柱石，其综合效应在他下台后仍延续了很久，为尼克松时期的调整、里根时期的变革埋下伏笔——那是一段漫长的酝酿着再扩张的战略收缩期，对今日世界的面貌也产生重大影响。

外交政策道德曲线反映美国霸权兴衰 

约瑟夫·奈的研究可以印证，美国总统们的外交政策道德曲线与美国国力长消和国运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

冷战终结后，独享“单极时刻”的美国迷失在权力傲慢之中，对外接连犯下战略失误，在国内则日益陷入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的沼泽，“美国衰落”再度成为其国内外广泛讨论的话题，并且越来越像是个客观趋势。老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但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缺乏把握，只能以审慎方式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求取平衡，从而为了追求长期稳定而自行限制短期目标。克林顿在美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期内未能采取实质行动阻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那两个时段的美国均处在全球战略扩张的巅峰期或回升期，社会面上的普适道德感爆棚，两位总统皆因审慎而受到道德苛责，“罪名”被归结于“没有承担更多风险去确定更为变革性的目标”。

约瑟夫·奈把奥巴马和特朗普归拢在一个章节里加以讨论，并以“21世纪的权力转移”为该章命名。在他看来，小布什以降的美国总统必须告别“单极傲慢”，着力应对全球权力分配的两大转变：一是不同国家间的“横向”权力转移——这里的主要矛盾显然是美国这个守成大国如何应对中国这个崛起大国的成长；二是由技术驱动的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纵向”扩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事情的发生超出了强大国家的控制范围，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学会“分享”权力，才能合作应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在奈看来，奥巴马和特朗普均非孤立主义者，但都在美国的战略收缩期主政美国。两人以不同方式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收缩，但收缩的都更多是手段而非目标。

这是个相当有趣且重要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今日美国和世界之变化。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拒绝承认美国的衰落趋势，分别誓言“让美国再当50年世界领导人”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们各自的政策取向——一种是自由主义、全球协作的，一种是保守主义、“美国优先”的，均没能成功应对约瑟夫·奈开列的权力转移挑战，前者被批评“太过软弱”，后者被指责用挑起对外摩擦的“不定向导弹”搞乱了世界。

正常的逻辑是，当两种路线均无法挽回美国的衰落命运，那么依美国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两种路线碰撞出一条“中间路线”则成为可能，现任总统拜登在竞选和候任期间所显示的融合民主党建制派、进步派甚至部分共和党主张的政策取向似乎也预示了这一点。然而，尽管特朗普被对他忍无可忍的城市精英们选下了台，他和他所代表的主义却没有退席。在2020年大选中投给特朗普的7400多万张普选票意味着，共和党极有可能在今后几年时间里加速完成“特朗普化”，或者将“特朗普遗产”“共和党化”，美国内外政策的政党分化和价值分野会继续扩大，并因其在不长周期内的剧烈摇摆给世界源源不断注入动荡和分裂因素。

道德“计分卡” 

约瑟夫·奈教授在书中设计了一张“计分卡”，给战后历任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道德水准综合评分。结果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的得分都不错，他们或者有效推进了国际制度的设计和发展，或者心口如一地在世界上代表了美国的价值观，或者灵活机动地处理了美国遇到的棘手问题，或者较好地维护了美国与盟友伙伴的关系。

特朗普得分之差则是不出乎意料的。尽管约瑟夫·奈小心翼翼地强调他对特朗普的评分是在其任期尚未结束时做出的，“现在就评估收益，进而进行平衡的净评估，仍为时尚早”，但众多读者恐怕在看到评分很早之前就已在内心给给特朗普打了“差评”。引用奈的话讲，“特朗普拒绝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质疑美国的对外同盟关系，攻击国际多边机制，从奥巴马政府达成的贸易和气候协定中退出，投入到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并把美国的中东政策重新聚焦于沙特和伊朗。他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却是通过做交易的狭隘方式，以及挑战传统智慧的破坏性外交。”

奈这部书在美国出版时，新冠疫情还未在全球暴发，乌克兰危机更没有进入人们视野，大家尚无法预知冷战后最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即将到来，更不用说前瞻它可能给特朗普的政治命运、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影响力造成的冲击。现在，拜登执政已经一年多，美国再度进行自我调整。然而，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政治绝对凌驾于全球公益之上的政策，及其从目标、传统、原则到方式的错配，已经导致美国在世界上的道德形象和价值号召力全方位崩塌，连其盟友伙伴也意识到“走自己的路”和谋求“战略自主”的重要性，美国外交政策道德水准的重建恐怕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姿态矫正就可以实现的。留给特朗普之后美国总统们的，也并非简单的“道德选择”难题，而是如何处理战略收缩与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力之间的矛盾。

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及其道德面 

在《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一书中，约瑟夫·奈对“中国崛起”着墨颇多。他认为：低估或高估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挑战都是不对的。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也不是衡量实力的唯一标准。中国在军事和“软实力”指标方面均落后于美国，美国也将在金融、科技实力乃至人口结构等方面保持相对优势。他也认为，对于现行世界秩序，中国志不在于掀翻牌桌，而是希望能在牌桌上扩大赢面。不过他也告诫，战略目标是可以随着能力的增长而变化的，“人有时吃着吃着胃口就变大了”。

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奈最担心美国“在歇斯底里的情况下”“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比如和盟国翻脸、关闭移民通道。他主张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有合作的竞争”（a cooperative rivalry），需要对华施行“巧竞争”（smart competition）战略，对两国关系中的合作面和竞争面给予同等关注。他还主张美国放弃“自由主义式”或“美国式”之类的概念，考虑构建“开放且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特朗普四年，粉碎了主导美对华政策几十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共识，取而代之以一种战略竞争的新范式，致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拜登政府虽然调整了特朗普时期歇斯底里的做法，但也延续了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优先处理经济、科技竞争，同时加强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协调，力求重构针对中国的“价值联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危机警报不仅没有解除，反而更加强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深化更使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发展演变在全球平台上和台湾问题中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两国不能建立最起码的管控彼此关系的共识，陷入全域型对抗的可能性仍是很大的，不以民主党相对于“特朗普共和党”的差异为转移。

约瑟夫·奈的书启发我们思考：如果与中国的竞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处理目标，同美国的斗争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当中的主要矛盾所在，那么这场世纪竞争是否也是一场外交道德的竞赛？

应当承认，道德外交是世界性的问题。一国外交政策的道德水准固然如《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一书所述取决于目标、手段、结果三者间的平衡，以及公众与外交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但外交政策目标本身的正义性应是至高无上的。脱离了目标的正义性，道德外交无从谈起。在许多中国人眼中，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于其世界霸权护持，对华政策的目标则是颠覆中国的制度、阻挠中国的发展。在很多美国人眼中，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取而代之。如果双方均按此逻辑设置对对方的政策手段，将彼此矛盾视为一场正邪之争，似乎就没有什么调和余地了。双方该如何向对方解释自己的战略目标？很有必要开展坦诚的对话。

设若中美两国的未来关系就是一种竞争性的大国关系，那么双方是以道德的方式竞争，还是以不道德的方式竞争，其重要性便会突出起来。程序的正义性与目标的正义性一样，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的对外战略和国内政治稳定，也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如果说不择手段压制竞争对手国家发展崛起，阻挠其在国际体系内占据更大决策份额——就像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所做的那样，是一种不道德，那么中国在维护自身合理发展权利的时候需要秉持什么样的外交道德？应当引起中国外交人深思。

中国是传统上高度重视外交道德的国度，从延绵千年的“内圣外王”思想和对周邻国家“厚往薄来”，到新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近年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及的“正确义利观”以及对“建设性、负责任大国作用”的追求，均体现了带有厚重理想主义因子的道德外交意识。

审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对道德的强调和实践从本质上讲是国内道德观的外化，近代中国遭受的外强凌辱在迫使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也空前增强了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民族意识和道德本能。新中国成立后，在从革命外交到改革开放务实外交的基本叙事线索演化过程中，中国宣示“永远不称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坚决维护自身道路选择的同时不干涉他国内政、不搞制度输出；也展现出强国意识，期待自身强起来后做不一样的全球性大国，在逐步而彻底地解决历史遗留和现实赋予的自身制度安全、主权安全、发展安全问题的同时，用中国方式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迄已取得的成就是沿着美国和西方所不预期、不认同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走出来的，打破了“强国必然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崛起”的所谓历史定律，将来还要打破“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定律。从此意义上讲，中国外交道德的外延进一步拓展至全球层面，“国内道德是外交道德基础”的逻辑线也更加明晰。今天，当中国的对外行为变得日益积极主动有为，外界急切希望了解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变革的政策主张并相应进行调适，同时也在通过观察中国的国内政策目标、实现国内政策目标的手段及其在中国国家形态和广大中国人民福祉问题上形成的结果，来判断未来中国的全球作用和外交属性并预做准备。

外交不只是逐利的，道德当然很重要。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共享权力的时代，未来世界可能不会再有霸权。美国需要意识到它的一些传统理念诸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已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从而以更鲜明的意志抵御单赢思维和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诱惑。把本国的成功建立在他国的失败基础上是不道德的，在恶性竞争中撕裂全球体系并逼迫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选边站队同样是不道德的。我们这个世界今后几个十年最需要出现的国际政治现象应是，两个彼此关系可以决定国际社会未来基本形态的全球性大国以道德的方式进行良性竞争，最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