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北约“印太化”与中美欧关系的未来

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发布了新版“战略概念”文件。自从1991年开始，北约基本上每隔10年会发布这样一份文件，以阐明战略立场，并规划未来10年的行动路线。这份文件从一开始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安全格局面临冷战后最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北约在美国引领下正快速推进以“印太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

这两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文件对俄观和对华观的历史性转折。随着北约盟国的不安全感上升，北约调整了此前对俄罗斯采取的“新思维”，转而将俄罗斯定义为影响同盟安全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稳定“最重大和直接的安全威胁”。对中国，北约认为中国“公开的野心和胁迫性的政策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给欧洲-大西洋安全带来“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亦有学者翻译为“体制性挑战”“制度性挑战”“体系性挑战”等）。同时，文件还多次将中俄“绑定”，渲染两国对“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对中俄的“绑定”实质上是拜登政府推动北约“印太化”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拜登政府看到平衡甚至联通大西洋和太平洋战略的新机遇，通过协调北约与“印太”盟友的互动塑造中国周边环境，在亚太地区渲染“中国威胁”，输出北约“小国联合对抗大国”的理念，以此制衡中国发展。因此，今年的北约峰会一反常态，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共同参会，力图初步构建“北约+”新机制。

与北约“印太化”紧密相关的问题是中美欧战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果欧洲逐步被美国纳入对华“大国竞争”的战略轨道，北约推动“印太化”将因为成为美欧的共同需求而加速，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将变得更为复杂。

展望未来，中美欧关系的走向将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欧洲对美国的认知将决定美国能否成功拉拢欧洲。拜登执政后努力谋求重振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方面虽然期待但也保持谨慎。欧洲很清楚，特朗普的当选说明美国政治底色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对支持跨大西洋合作不利，也将影响特朗普以后的美国总统。欧洲认为，拜登执政之后的“中产阶级外交”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没有本质区别。欧洲近期对美国国内堕胎权的争议极为关注，认为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本土主义等思潮势力强大，担心这意味着在2024年，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很可能卷土重来。

第二个因素是，欧盟推进“战略自主”的前景将决定欧洲在中美竞争中的自主能动性。俄乌冲突确实打乱了欧盟谋求战略自主的脚步，甚至迟滞了进程，但欧盟的决心更加坚定。尤其在防务领域，俄罗斯的行动让欧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实现“战略自主”与自身是否拥有强大的防务能力息息相关。欧盟的“战略自主”目标未必是脱离美国的自主，但如果欧盟实实在在地增强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作用，客观上将会带来在一定程度自主于美国的可能性。

第三个因素是，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和相应政策将影响中欧关系的稳定性。由于欧盟对华态度的复杂性，针对不同事务和政策，欧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与中国接触。近两年来，欧洲对华认知和政策逐步向消极面移动，但同时也呼吁应当与中国在气变、全球卫生等领域继续合作。在政策实施方面，欧盟不断升级对华工具箱，如在意识形态上加大对华打压甚至制裁力度，经济上加强投资保护、产业链审查，军事上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不断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与美国打造针对中国的技术联盟等。

总体看，在对华“大国竞争”这个问题上，美欧并不相同，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护霸，因此针对中国的是体系性竞争甚至对抗；欧洲的战略目标是发展，因此针对中国的是在同一体系内的影响力之争。尽管北约峰会再次证明，美国正努力绑定欧亚和印太两大地缘板块，但中美俄欧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美欧对阵中俄的阵营式对抗，美国力推的北约“印太化”也并不符合中国、欧洲以及地区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