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书评》03 | 历史遗骨还是时代呼唤：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3篇文章，围绕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63年出版的专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进行评述。作为霍夫施塔特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本书曾荣获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
书籍信息：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何博超/译
译林出版社
本文作者：王一诺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政治系本科生
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党派斗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反智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党区分彼此立场的鲜明特征，并加剧社会撕裂。美国政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流淌在美国历史传统中的文化血脉，还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催生的时代新声？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引发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思考。在其代表性专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他分析和探讨了当时美国蔑视智识的人的思想根源和逻辑，还有美国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发展中的身份和使命。重读《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或许会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反智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脉络，理解当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现象。
一、研究问题与结构简介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主要研究美国生活中蔑视智识的人的思想根源和逻辑，并试图说明知识分子作为民主社会的一股力量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使命何在。霍夫施塔特通过概念定义和实证分析两个维度，阐释反智主义及其形成渊源和逻辑。作者指出，反智主义是有着诸多交点的各种态度和观念之中的、历史关系的复杂体，并具体说明了作为反智主义重要批判对象的智识和知识分子的含义和标准。以此为前提，霍夫施塔特从外部社会思想条件和内在因素两方面来论证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渊源与形成逻辑。
一方面，反智主义有着深厚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文化传统，鲜明体现在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四个领域。在宗教层面，福音主义和原始主义助长了反智主义扎根于美国人的意识；在政治层面，对欧洲贵族制度的反对与恐惧导致美国人在追求平等政治中逐渐忌惮智识和精英；在商业层面，商业社会确保了反智主义存在于美国人思想的前台[1]；在教育层面，政治中对语文素质的广泛普及以及普通公民拥有的丰富信息、独立性、自尊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教育中对理解狭隘的实用和“科学”的偏爱、各种错误的平等主义以及原始主义的儿童观，构成了反智主义的政治和教育条件。
另一方面，围绕着分别确立在旧的疏离和新的认可之上价值的争议，是反智主义在知识分子内部的驱动力。知识分子怨恨反智主义现象，视其为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缺陷的标志，而社会和知识分子自身对知识分子的认可仍然存在，这以更深重的方式困扰着知识分子并将知识分子分化 [2]。
在此基础上，霍夫施塔特提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反智主义建基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的情怀中[3]，其形成与发展根源于对智识和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权力或特权的恐慌，而智识和知识分子命运与地位的提升和社会对其依赖的不断增强是形成这种权力或特权的重要原因。
二、现实映照与当代价值
尽管《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写于上世纪60年代，但其描述和分析的美国反智主义渊源仍可在近年来美国的反智浪潮中略见一二。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美国防疫过程中表现出的反智主义倾向为例，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凸显反智识倾向、滞后而混乱的防疫政策制定中，商业行动主义和政治平等主义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反智主义依旧与美国的商业社会密切相关。新冠疫情下美国的防疫工作深受美国商业思维的影响，美国防疫不力很大程度上发源于美国抗疫初期在加强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上的犹豫不决。商人的反智主义精神对美国防疫工作的影响，虽不同于从前商业行动主义所强调的对实用主义和实践经验的偏爱，但仍然根源于商业逻辑下“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商业社会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美国防疫工作中的反智主义发展。疫情期间特朗普反智主义言行很大程度上仍基于“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的理念。
新冠疫情下的美国反智主义仍显露着鲜明的反精英、反建制色彩。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美国贫富分化，扩大的财富鸿沟导致美国社会撕裂愈演愈烈。作为“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系列反智主义政策举措的底层逻辑，也与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思想传统密不可分。在政治中的反智主义部分，霍夫施塔特强调正是由于美国人对欧洲贵族制的担心和恐惧，导致了美国在追求平等政治历程中走入极端并陷入反智主义的漩涡。而在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领袖被美国人视为旧大陆式的贵族，所以反智主义人士饱含着平等主义的信仰展开反精英、反建制的批判，以平息疫情冲击下愈加凸显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反智主义从商业行动主义倾向和政治平等主义精神两方面延续了霍夫施塔特所论述的反智主义逻辑，体现了当代美国反智主义内涵上的延续性。
三、批判性阅读
反智主义概念的模糊和扩大，针对反智主义现象的解决框架和构想的缺失，整体上使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实践性和现实面向有所削弱。
一方面，反智主义定义的模糊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因果逻辑的扩大化，降低了提出明确应对方法的可行性。不能否认，正是由于霍夫施塔特赋予了反智主义一个内涵丰富且范围广泛的概念，使得本书对“美国的反智主义”这一主题的论述相当全面和完善，从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各个领域找寻到了不容忽视的思想起点。然而，过于模糊和复杂的定义也使得反智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果逻辑链条异常庞大，全领域因果逻辑的提出让尝试解决的“矛”无从指向，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这种普遍性、一般性的分析无助于思考和提出应对反智主义危害的措施。
另一方面，缺乏对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的不合理肆虐的回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书的实践性和方法论意义。漫长的时间线是霍夫施塔特论述逻辑的根本依托，也体现了这一问题的源远流长。本书根植于对美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关怀，但霍夫施塔特终其全篇未提出针对这扎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的反智主义，全社会究竟应该做出何种努力以应对反智主义给美国理性生活带来的挑战。这可能成为本书指导现实的一个缺憾。
四、扩展思考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作为解析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里程碑式著作，不仅拥有着极高的学术和理论价值，还以其详实丰富而又鲜活生动的案例提取和呈现为读者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极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通过思考和对比学习，本书可以在历史纵深、近代西方社会思想根基和面临危机以及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上给予我们关联性启示。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对智识与权力间关系的思考似乎扎根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中。《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正是智识与政治结合的代表，而对哲学王“无能”与“危险”的判断使得“哲学王”面临着成王困境，这种判断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看到后来的反智主义话语体系的惯用语调：哲学王是“无能”的，因为他掌握的真理不能谋求现实的权力与财富；哲学王是“危险”的，因为他追求真理和真、善、美，注重对精神的愉悦感，会给年轻人“不正确”的思想导向，从而不利于城邦追逐权力与积累财富，并可能扰乱现有的秩序。这就与商业行动主义下公众对实用主义和实践经验的偏爱较为相似，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反智主义思想种子的源远流长。
从近代西方社会的思想基础和面临危机来看，反智主义论调中占据显著地位的平等观念的汹涌，也是唐士其所提的“平等的东西归政治，差异的东西归社会”失守的体现。平等的领域划分最初是为了防止政治平等扩展到社会领域以保护社会的自由与多样性，并且防止社会的差异内渗到政治领域以保护公民政治权利的基本平等。然而，随着政治平等向社会领域无限度的扩展，平等主义化下的美国表现出了霍夫施塔特所谈到的教育“服务大众”目标的极端化，类似于“平民暴政”的大众教育导致的是“所有天才的挥霍殆尽”[4]。
从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反智主义为极化的美国政治增添了更多不稳定因素。反智主义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内都存在，但在共和党内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草根阶层对华盛顿建制派的反对。而在民主党内部，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反建制派一直深刻制约着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的政策制定。
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不仅是两党之争，还是建制与反建制之争。而随着以两党分歧不断拉大为代表的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民主党内反建制派的态度更加敏感，对拜登政府的政策影响愈加凸显。反智主义和政治极化的夹击使得美国政治改革和发展面临新的、更复杂的挑战。
编：郑乐锋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