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张爱玲的忘年交，才子佳人惺惺相惜
1954年，《秧歌》《赤地之恋》英文版先后出版。而在张爱玲看来，书和一切身外之物都是累赘，香港不过她的暂时栖身之地，她心心念念要奔去美国，希望走得越远越好。1955年11月，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赴美国，租住在纽约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来源：饮冰历史/江淳编辑）
张爱玲对胡适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写的《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他：“……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虽然她与他还从未见过面。那亲切不仅来自于她早年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有她的长辈与他的交往。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大概又因读了胡适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乃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爱读胡适或胡适推荐的书。
张的祖母李菊耦，李鸿章之女，18岁与其母赵小莲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借了张廷重的《胡适文存》，看过了也不及时归还。后来为了张爱玲与乃兄闹翻断绝了来往，更不还了。张爱玲则读《醒世姻缘传》一遍不够，非常痴迷。在香港上大学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的祖父张佩纶
1952年，张爱玲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出版了长篇小说《秧歌》。小说出版后影响很大，《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连续两次发表评论。张爱玲认为可以拿得出手了，当即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
不久，收到《秧歌》的胡适给张爱玲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10月25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看到胡适的回信，张爱玲又吃惊又兴奋，很快给胡适回了一封信。几番书信来往，张爱玲与胡适之间又多了一份亲近。
其时张爱玲想去美国，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1953年，美国颁布了难民法令，这让张爱玲看到了希望。张爱玲向美国方面提出了入境申请，并且由“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负责人麦卡锡做入境担保人，张爱玲就在这段时间与胡适频频通信，为自己去美国铺路。
1955年秋天，张爱玲如愿以偿地到达美国，刚刚安顿下来，便和好朋友炎樱一同去见胡适。那时，胡适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五楼H号，是他当年驻美大使卸任后租赁的旧居，被江冬秀称为“简陋的小公寓”，老夫老妻在这里过得清贫而落寞的生活。
张爱玲在生人面前一向萧索，纵然心有千言万语，表面上却一片冷淡。和胡适大师面对面坐着，不免有些尴尬。倒是炎樱显得活泼些，胡适和江冬秀都很喜欢炎樱，江冬秀一个劲地问：“你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也许怕张爱玲坐着受冷落，江冬秀给她们端来两杯茶。
这次见面，张爱玲和炎樱略略坐了一会儿，和胡适并没有多少交流。张爱玲不知道，其实此时胡适在美国异常艰难，基本上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当时胡适、江冬秀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异国他乡没有亲朋走动，又没有儿孙在身边。这是胡适一生最暗淡的岁月，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炎樱认识一个朋友，出主意帮张爱玲申请住到“救世军”那里去，也就是美国的难民营。但是手续办起来很麻烦，她心里也有一点儿隐隐的恐惧。漫无头绪中，她又一次想到胡适。她并非要得到他的具体帮助，只是想去聊一聊，她的境况其实不需她开口多说，胡适也是一清二楚。
那天胡适将张爱玲引进书房，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不久，炎樱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救世军”职业女子宿舍同意接收张爱玲了。张爱玲当即搬了过去。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她一时竟然十分高兴，完全没有考虑到“救世军”是怎样一个地方——一处专门收容难民的难民营。张爱玲住了一段时间后，有些不堪忍受，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天，胡适先生突然到难民营来看张爱玲。他来得太突然，令张爱玲手足无措，只好请他去客厅里坐坐。所谓的客厅并不是张爱玲独享的，而是整个“救世军”的大客厅。
张爱玲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她领着胡适东看看西望望，两个人脸上都是无可奈何的笑。胡适边看边说：“蛮好，蛮好的，很好呀，你住在这里。”张爱玲只是附和着他，笑着，心里却在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都住到难民营里来了，还好，到底好在哪里？
最后胡适提出告辞，张爱玲送他到大门外。她的外衣脱了放在礼堂里，还没来得及去拿，两个人就站在门外台阶上说话。那天风很大，也有点冷，她刚才只顾着和胡适说话，并不清楚外面的温度。一阵风吹来，她抱紧了胳膊。两个人站定，互相望着，彼此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隔着一条街，就是美国的一条大河赫贞江，它从纽约流入大海。张爱玲这样回忆：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美国的东北部。这时，生存问题迫在眉睫，多次碰壁的结果是，她决定不再求职，而是仿效美国一些作家，向写作文艺营之类的文艺组织寻求帮助。在这里，她遇到了赖雅，两人在炎樱的见证下结了婚，她都写信告诉了胡适。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居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这其实也是一处文艺营，需要有人担保，张爱玲写信请求胡适作保，胡适很快同意了。
这一年的4月，胡适决定返回台北。1962年，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胡适心脏病突发，倏然辞世。
张爱玲后来说：“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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