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他们用一生来回答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空前绝后，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师生经常跑警报。有次国学大师刘文典逃命途中，在防空洞中碰到了文学大师沈从文，愤然说道：我跑警报，是为了活着讲庄子，你这么没用，跑了做什么？
这则趣闻虽然至今没法证实，但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一同被津津乐道的还有更多联大师生师生的段子。现在在百度上搜索“西南联大趣闻”这个关键词，还能搜到392000个结果。比如闻一多上课抽烟，华罗庚初中文凭当教授等等。
这一方面是大家对民国风度的仰慕，更多的是他们背后那所传奇大学——西南联大的念念不忘。
它成立于抗战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顶尖高校合并组成。建校8年，累计毕业生3800多名，却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等两位诺尔贝奖获得者；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更有汪曾祺、许渊冲等100多位人文大师，以及170多位院士。
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2013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公开说道：西南联大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
但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毕业于80年前的联大学子已经大多凋零在历史中：
2021年6月17日，联大1938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去世；
2022年4月19日，联大1944级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去世；
即使健在者，也大多百岁高龄。
著名记者丁元元从2014年开始，就以近乎侦探的方式，通过新闻报道、历史档案、联大校友录等，寻访联大在世校友，进行抢救式采访。他们的口述，最后形成了这本《最后的西南联大》。
就在他采访、写作过程中，这批最后的联大学子也在不断逝去。这让本书很可能成为最后一份，以亲历者集体口述形式保存联大教育细节的珍贵资料。
20位联大学子的课堂细节
过去谈到联大教育，历来会先提到教授云集的盛况。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教授文学；陈寅恪教授历史；华罗庚教授数学等等，但少有从学子视角，也就是联大教育的真正受益者角度去观察，好的教育如何具体作用于人的成长。
《最后的西南联大》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以20个学子的课堂细节，揭示了联大精英教育的本质。
首先是手工作坊式的小班教学。
在采访联大政治系毕业生，汪曾祺好友吴德鋐时，作者曾做了一个计算：联大政治学系共招生9届，但总共只有153人，平均每届17人。对比当今动辄三四十人的本科班级，联大的教育近乎奢侈。相当于本科生的学位，研究生级别的培养待遇。
也正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的作坊式教学，让学生跟教授建立更亲密的培养关系，在课堂内外能进行更充分的互动。
吴德宏的好友、汪曾祺就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联大逻辑学教授金岳霖上符号逻辑课时，每讲到重点地方，都会问讲台下的一个学生王浩，说：王浩，你以为如何？
王浩就站起来跟金教授侃侃而谈。
汪曾祺说，这堂课简直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
还有另一个更加有趣的例子。
著名国学教授，就是那个以贬低沈从文知名，擅长讲解《庄子》的刘文典教授，有次上课一半，突然宣布提前下课。
学生有些疑惑，因为刘文典教授曾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教授甩了甩因为长久没洗而油腻的长发：“剩下的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
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是圆月当空。
校园土操场上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就着一轮皓月大讲南朝文学家谢庄的《月赋》。当时月色如水，学生如痴如醉。
在联大，师生一起上课，挨饿、跑警报。形成了一个同舟共济、相互支撑的高知社群。这成为联大学子一生的滋养。
然后是通识教育。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是国内最早提倡通识教育，并且将其落实到联大课程设置中的人。他曾提到：通识之授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
所谓通识教育，区别于聚焦某个具体技能的专业教育，强调教授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都应该学习的共同内容，比如语言、历史、国文、政治、哲学、自然科学。
它的本质是通过这些基础学科，为学生提供人格修炼的底层素养。这也是杨振宁为什么说“联大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
联大教授也经常告诫学生：“你们到联大，不要希望四年出去就是专家——这几年只是学习做人的基础、做学问的基础。”
《最后的西南联大》根据受访学子的回忆，整理出了联大课表。根据这个表，我们能看到不论哪个专业、院系，大一必学国文、中国通史、普通物理学等通识课程。
尤其是其中之一的国文课，培养了联大学子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汪曾祺说：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些文章。
他举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
联大期间经常有日军空袭，师生经常要跑警报。就是逃到校外的山里，躲避炸弹。但有个姓郑的广东同学从来不跑。
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上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这位郑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处爆炸，依然在锅炉上神色不动的搅着他的冰糖莲子。
汪曾祺评论说：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说的就是西南联大的师生。
通识教育尤其能够体现联大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一所建立在抗战背景下的应急大学，但他们的培养目标却着眼于每个学生，以及国家的长远发展。
挂名联大校务委员会的胡适多次强调：国家教育，仍宜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
《最后的西南联大》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说有天杨振宁和几个学弟吃饭时讨论起一个专业问题，说到兴起，放下碗筷，蹲在地上，拿出一根树枝就演算起来。这就是联大人的“痴”。即使炮弹从头顶飞过，也要坚持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这与当下被经常提起的“精致利己主义”对比同样鲜明。
厚古薄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翻开《最后的西南联大》中那些鲜活动人的细节，总是更容易让我们明白当下教育的症结所在以及可能的出路。西南联大建校8年，已经影响中国教育80年，并将继续影响更多个80年。
每当我们碰到教育难题，不管是教师、父母，以及学子本人，都不妨回头看看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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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抗战的新鲜史料
联大学子作为当时最精英的群体，直接参与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历史事件，能够接触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最后的西南联大》通过这些学子的回忆，补充了大量抗战史的新鲜资料。
比如作者采访到的联大1942届毕业生陈志竞先生，竟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的骨干成员。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了这个神秘组织的存在。几年前的热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曾提到国民党这个近乎传奇的特务组织，据说由国民党蒋经国组建。
以上信息大多是民间野史，从来没有得到官方史料证明。直到陈志竞的出现。他是联大政治系高材生，又是蒋经国的浙江老乡。他毕业不久，被蒋经国吸纳进铁血救国会，参与上海反腐，年仅28岁，就升到少将军衔。
这个组织被授予特权，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工厂、公司、商行，一旦发现贪腐嫌疑，就能挖地三尺。这个组织的“打老虎”行动最终因为触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益而偃旗息鼓，但其核心成员随蒋经国一同逃到台湾，在帮助蒋经国继承蒋介石最高权力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陈志竞当时正在香港，错过入台时机，后加入共产党阵营。也因此为我们留下了这份珍贵资料。
《最后的西南联大》另一个受访者赵仲兴先生，是联大1942届化工系毕业生。建国后接受秘密征召，进入大西北戈壁滩。他工作的单位对外声称是“西北矿山机械厂”，但它真正的名字叫“核工业404厂”，也就是传闻中的404城。
他在一分厂担任副总工程师，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造开采、提炼原材料铀。而负责原子弹设计的，是他联大校友邓稼先。
当作者找到赵仲兴老先生的时候，还有众多资料处在未解密状态。赵老先生很多时候强调只能点到为止。
失败之书
作者丁元元早在90年代就开始搜集联大资料，根据他的调查，1993年的上海有联大校友260多位，到了他采访的2014年，已经不到30位，他最后找到其中20位。
就在他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接受采访的联大学子仍在不断失去。他们很多人没能看到这本书的面世。
2015年2月2日，张仲平先生去世。
2015年7月31日，陈志竞先生去世。
作者说，这场抢救式访谈，是一项跟时间赛跑的工作，但注定逃不过自然规律，他们大多都是百岁高龄。因此本书几乎是一次必败的尝试。但幸运的是，他依旧抢救下20个老人的记忆。他们以自己的人生作证，解释了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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