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批评，只有历史｜访谈塔夫里

原创星丛共通体｜院外

编者按｜

塔夫里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他们涉猎的主题非常广泛，从16世纪的威尼斯到美国城市，多以合作的方式展开。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实操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他的每一次写作都能带出一系列的对常见的建筑史方法的质疑与批判。本次推送的是1985年理查德·英格索尔就“批评的主题”对塔夫里的访谈记录。在“没有批评，只有历史”这个非常标题党的口号下，塔夫里所要否定的并不是批判的存在。所谓没有批评这回事儿，其实是塔夫里在《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中早已明确的批判对象，那就是特供给建筑师而写的建筑批评，这种批评的倾向将当下的标准强加于过去。而在他所认定的历史研究中，讨论的焦点已经从建筑师主角和单体纪念碑式的建筑上转移开去，并将建筑视为一种体制。由此，如果再要从中区分出所谓的批评与历史，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在之后的《建筑与乌托邦》一书中，塔夫里发展了这一立场，并提出了建筑的意识形态分析。对于那些还想提出所谓进步建筑说法的人，塔夫里是泼冷水的。在他看来不可能有能够彻底改变社会的阶级建筑，而只能是对建筑的阶级分析。在《球与迷宫》中，塔夫里将这种方法概括成“历史计划”，得益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卡洛·金兹堡的“微观史学”，这种方法试图研究一件作品的“全貌”，从图像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乃至民间传说等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重组，通过非语言的手段渗透入建筑语言，并在其核心处重新审视“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这也是塔夫里的批判性历史的工作之重点所在，重构现代历史中智力劳动所依循的过程，并从中认识到那些在不同的情势下倡议新的劳动组织方式的任务。由于原文是访谈之后的整理稿，因此本次推送的译文并没有完全采取直译，而是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口语化的调整。院外之后还将陆续推送相关的译文。

Manfredo TAFURI｜1935年11月4日-1994年2月23日

塔夫里｜Manfredo TAFURI

没有批评，只有历史｜1986

本文4500字以内

哪还有批评这回事儿，只有历史。通常人们以为的那些批评，说到头了，就是你能从建筑杂志上看到的，靠建筑师们弄出来的，坦率的说，他们是蹩脚的历史学家。如果一定要回答你提的问题，批评的主题是什么，那么换成我的说法就是，历史不是关于客体的，而是关于人的，往大了说，它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建造活动不同的周期是怎样的，建筑作品是怎样与自己的时代相适应的，等等这些，才是历史学家应该感兴趣的问题。除此之外的，只不过是对建筑历史的自圆其说而已。

想要弄明白什么是建筑，至关重要的是弄明白其中的心态，也就是一个既定时代的心理结构。所以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重现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举个例子吧，文艺复兴某一段时期建造的，圣母玛利亚堂。这些建筑在形式上如此的一致，都是向心平面和八角形。奇怪吗？如果我们既不了解那个时期的宗教态度，又不熟悉古代的遗产的话，的确解释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其实这就是把原先的神庙形式，重新转来用作供奉女性的神灵。再比如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一面在罗马资助贝尼尼，一面又对锡耶纳大教堂，十七世纪中叶的哥特式建筑感兴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只要了解一些锡耶纳的环境和传统方面的知识，就能明白了。历史学家必须把作品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量，包括所有可能卷入其中的边边角角。之后才能去探寻真正意义上的边界在哪儿。自由，或者说，创造力就从那里来。不管是资助人，还是建筑师，都是有可能的。

换作当前的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肯定会问，如果历史学家想用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的话，要怎样才能与新的作品拉开距离呢？做历史的根本，就在于距离，所以说历史学家考察当前的作品，也必须创建出人为的距离。如果不能对不同的时代有深刻的认识，就做不到这点。只要指出其中的差异，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你能准确地告诉我你的出生年月，甚至还可以精确到小时。如果是一个来自十六世纪的人，他只能告诉你，自己出生在五十三年前。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时间的概念上底子里的不同之处：我们现在有大众传媒的产品，可以随时为我们提供生活中的那些讯息。想想四个世纪前的人吧，他们要知道一场战斗的结果，得等上一个月。一个十五世纪的艺术家，他的时空参照系是完全不同的，每当他要搬去一座新的城市，就会立一份遗嘱，可想而知，搬来搬去的事儿在那时候并不多见。再往前几个世纪，时间是无法用来计算的，那是拜上帝所赐的礼物。知识也是如此，因此在中世纪的教职人员是不收酬劳的，只是到了后来，人们会根据他们付出的时间，相应地补偿一些费用而已。这些因素都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心理网络了。对我们来说，要与我们自己的时代保持距离，因此也是与我们的视角保持距离的方法，就是直面当下与过去的不同。

当今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时间上的加速度，这是谁也控制不住的。这一过程开始于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它不断在处理的事儿，就是预期未来，换句话说，下一件事儿！对此前作品的不断破坏，目的是为了追求新的东西。事实上，所有的先锋运动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然而，这其中不也正暗含着杀死未来吗？所谓“现代”艺术家的构划，总是在预测下一件事儿是什么。这就好比你看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的预告片，基本上也就算把电影看完了，可以想见的是，你再去看整部电影时，或许会失望，而这又会让你渴望去看新的。这种对未来的焦虑勾勒出的是一个《启示录》的世俗版本，也就是说，事物好像只有在它与最终目标的末世论联系起来时，才有了意义。这就是基本的参数。对现状的持续破坏，助长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

你称之为“建筑评论家”的，就像掰玉米的狗熊，总是厌旧贪新。斯卡利不正是这样的嘛，起先他发现了路易·康，接着甩手就投向了文丘里。而真正意义深远的作品，比如像密斯的，对于这类评论家来说，就放在那儿用不着读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持续破坏的计划。

那么要怎样选择值得做历史研究的建筑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并不是历史学家要关心的。被挑出来的作品，本身怎样，无关紧要，只有与问题关联起来，它们才有了意义。如果回顾一下五十年代，有两位很出名的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和丹下建三，但是作为建筑师，并没有在之后的历史中继续享有显赫的声誉。他们曾经在新闻中铺天盖地，名噪一时，但这种曝光度并不能担保他们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学家要去处理作品背后的问题，就必须抛开自己对作品质量的偏见。埃森曼和海杜克的作品放在十年前，要比放到今天有意思得多，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美国人是如何看欧洲的，这是个令人好奇的问题。而他们选择的是一种美国化了的欧洲，埃森曼解读出来的“特拉尼”是去除了人类历史的建筑。他们没有用更具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而是以乔姆斯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准则，成功地清除了人类主题的历史来源。

这就说回了建筑，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如何标注出周期，那是一系列的事物，而不是建筑师的单个作品。比起风格分类来，我们能从历史周期中挖出更多的料。比如在美国，进步时代的对公共住房的态度，在西奥多·罗斯福新政期间又进行了重新的调整，这就给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值得去分析的周期。

目前所谓的建筑“批评”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于要不要让杂志往专业化上靠：建筑师就该做建筑，而历史学家就该做历史。你能想象吗，如果我造了栋房子的话会发生什么？或者反过来，你想想看里根去日内瓦，需不需要带一本马基雅维里的书，甚至更当代些的，比如像施莱辛格的书？不可能的呀，他只是去做做而已。建筑师也应该是这样，去做做就可以了。历史研究能够影响行动的方式是间接的。如果一个建筑师还需要靠阅读，才能搞明白自己做到哪儿了，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个蹩脚的建筑师！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把理论付诸于实践有多重要；恰恰相反，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事物之间的冲突，这是更富成效的。倒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先知先觉，只不过十五年前我在《建筑与乌托邦》中说过的话，现在已经成了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分析：不会再有什么乌托邦了，也别指望那种给出了承诺，让人们可以投身于政治和社会的建筑，已经完结了，如果还剩下些什么的话，那也就是空洞的建筑了。因此当前的建筑师，不管是了不得的，还是无足轻重的，都是被拖着走的。但我真的没把这看作是“现代建筑的失败”；我们必须换一个方式来看，在时世不济，条件不成熟时，建筑师还能做些什么，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筑师又在做些什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坚持认为，勒·柯布西耶后期的作品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可以再带给人们的了。为什么我要不断地去谈论历史的语境，就是想借此反过来表明：没有谁能够决定未来。

历史已经被构想成了普遍史，直到最近还是如此。人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种普遍史中，好像有一个限定好了的顺序。它沿袭着千禧年的教义，那就是历史总得有个目标吧。历史学家们先是解读了神圣语篇，得出对历史的解释，之后再转向人类行动的历史，他们却仍然维持着先前的看法。按照最终的结果，去理解生活是怎么回事，这种愿望必然会导致某种有因有果的思维方式，即使在那些像贝尼代托·克罗齐已经如此现代的人那里，这种方式还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会把历史看作是自由的历史。然而，我们如果不把做历史看做是找因果，而是持续不断地去触碰那些意想不到的事物的话，那又会怎样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不是因果，而是各种各样的关联，取代线性的历史，我们得到的是中间被掏空了的历史。

活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就是活在了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根本停不下来。让我们看看那些不怎么起眼的建筑师吧，他们十年前在干什么呢，能够给方盒子套上个幕墙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而现在呢，又觉得有必要给他们的作品调配些象征意义，在顶上按个假模假式的神庙，底下再弄一个意大利式的广场。这都得感谢詹克斯和波多盖西，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对历史的回收。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做的，搞得跟做广告一样，就是这样，历史已经沦为了时髦，都可以用沃尔特·迪士尼的方式去理解了。你看文丘里，他还以为能够在这里边掺和点反讽什么的，可是最后呢，反倒把自己搞成了米老鼠。

但是让我们跳出这些品味上的判断吧，重点还是要去考察一下那些潜在的问题，在我们的世界里，不安全感已经是共通的了。所谓的确信无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好像一个孩子发现了圣诞老人的真相那样，我们自己也遭遇到了这个世界的重大“真相”。菲利浦·阿利埃斯那本关于死亡的历史著作非常棒，他展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在发明了炼狱之后，对待死亡的态度转变。原本为了更好的生活可以放弃现有的生命，这种确信突然陷入了危机。从那时起，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类为了逃避死亡而展开的斗争，尽管希望是如此的渺茫。伴随着这种不确定而起的，就是要为这种怀旧找到一个中心点，抓手，由此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看到教皇在意大利的回归，里根在美国的胜利。回到建筑，我们不妨把格雷夫斯看作是十六世纪的维尼奥拉，没太多天赋，或者说没什么胆量去做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哪怕是还不错的建筑师，就像斯特林那样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也在找那个中心点。

其实建筑师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们该做的就是去做！有两位理论家，卢斯和特塞诺，正在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可以以他们为例，尤其是后者，更是建议过，别再强调什么创造发明了，就去制作生产吧。作好一个手艺人，把一些元素磨炼到更加得完美。在我们的时代，理查德·迈耶就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不错的手艺人。而那些先锋派面向的建筑师呢，多加了些神秘主义，他们好像还在等着最终的显灵，最后的判词。其实这个宣判已经在了，只是他们听不到而已。当代的建筑师，已经继承了竭尽全力获得的解放，然而他们常常显得好像是，宁可这种解放没发生过，这样的话，他们还可以重来一遍。

连在一起的时间观已经到头了，看作是类比的知识也不再生效了。人们认为能够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联系起来，就像把头痛看做是头脑中起了风暴，这种对应关系，所谓求和谐的体系也行不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再也不能缓解人们的焦虑。甚至我们伟大的十九世纪的思想，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在他们指出只要可以把人们带到自身存在的极限，就有可能去往一个更好的时代，这其中还多少残存着千禧年的思想。所以在他们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尽力地活得更完整些。如果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去消除焦虑，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历史真正要做的并非是激发，而是驱散人们的怀旧情绪。

Design Book Review, no. 9,spring 1986, pages 8-11.

访谈｜塔夫里
试译｜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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