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初版前言（1947）再版前言（1969）

原创星丛共通体｜院外

收录于合集

译者按｜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是困难的。阿多诺原本以为他们的理论工作只是在现有的传统理论的范围内往前扩展，跟着行业做理论，后来发现不行。“这里刊印的散论证明了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信任”，对传统学科的信任，对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等等的信任。这里出现了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对峙。自2001年起，“星丛”读书会的创建者便一直默默从事着对阿多诺的译介工作。院外此前已经推送过《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章，我们还将陆续推送此书其他章节的重译稿与相关的导读系列。

文｜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译｜夏凡责编｜星丛

启蒙辩证法｜哲学散论｜初版前言｜1944, 1947

本文4500字以内

我们开始这一工作的时候，把第一稿题献给了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我们希望能在波洛克的五十华诞之前完成全部工作。但是我们越是深入这项任务，就越明白它远远超出了我们自身的能力。我们着手完成的任务，其实就是去解释为什么人类非但没有踏入真正人性的状态，反而沉沦到一种全新的野蛮之中。我们低估了叙述的困难，因为我们仍然过于信任当代的意识。尽管我们在许多年之前就注意到，在现代的科学事业中，重大发现总是付出了理论素养日益败坏的代价，然而我们依旧相信，只要把我们的努力限定于专业理论的批判或发展，还是可以跟随行业前进的。我们的工作，至少就主题而言，依附于以下的传统学科：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

我们汇集于此的散论证明了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信任。悉心维护和检验科学传统是认识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实证主义的新扫帚把该传统当作无用的累赘而扫掉的地方），所以在资产阶级文明当下的崩坏中，不只是科学事业，就连科学的目的本身也都成为疑问。桀骜的法西斯分子伪善地欢庆的、卑躬屈膝的人文专家天真地执行的东西——也就是启蒙的不断的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再也不敢相信“时代精神”的任何习惯和倾向。当公共领域（舆论）的现状使得思想不可避免地变成商品，而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思想商品的礼赞，那么在探究这一堕落的根源之时，就必须拒绝服从对语言和思想的通行要求，否则，等到那些要求的世界历史后果使一切探究努力都付诸东流，就悔之晚矣了。

如果我们唯一的阻碍仅仅是来自科学的那种忘本的工具化，那么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至少还可以从对立于主流科学的倾向开始。然而那些倾向也被卷入了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它们发生的变化不亚于它们抨击的意识形态。它们面临的下场，是一切趾高气昂的思想总会遭遇到的。如果说思想自愿抛弃其批判要素，成为服务于现状的工具，那么它所选择的实证（肯定、积极）路线将违背其愿望，转变成消极否定的、毁灭性的路线。在18世纪，尽管哲学无惧于焚书和火刑，认为贪生怕死是可耻的行为，却还是在拿破仑·波拿巴的统治下变节了。最终，辩护现状的孔德学派僭夺了绝不妥协的百科全书派的继承权，和所有一度被百科全书派抨击的人们握手言欢。批判变形为肯定，不仅影响了理论的内容，它的真理也烟消云散了。现在，加装了引擎的历史当然冲到了精神的如此发展的前面，理论还没来得及卖身，就已经被别有用心的官方发言人清除了——尽管他们是靠理论上位的。

思想在闭门思过的时候，发现它不仅不能直接使用科学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语言，甚至连与之对立的概念语言都不能拿过来用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不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倾向合谋的表达，而陈腐的语言不能独自完成的事情都已经由社会机器替它干完了。电影制片厂因为担心白白烧钱，情愿进行自我审查，类似的审查机构已经遍布其他一切部门。一篇文学作品，即使不算原作者本人的自动审查，也得经过一大堆读者、编辑、改写者和捉刀写手（包括出版社内聘或外聘的）的审定程序，比任何审查官都要彻底得多。尽管有各种善意的改革，教育系统的野心似乎是要让审查官的功能完全变成多余。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严格从事实出发，没有精确计算概率，认知的精神就容易认同空谈和迷信，但是这样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正在为大肆吸收空谈和迷信奠定一个贫瘠的基础。正如毒品总是越禁越猖獗，理论想象力的封锁也总是为政治的妄想铺路。即使人们还没有陷入疯狂，然而审查机制（包括外在的审查和植入他们内心的审查机制）已经剥夺了他们的抵抗手段。

我们的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因此也是我们首先试图应对的，是启蒙的自我毁灭。我们毫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是和启蒙了的思想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我们的丐词谬误也源于此。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思想的概念本身，就像其具体的历史形式——与之交缠的各种社会制度那样，已经蕴含着而今已无处不在的“退化”的萌芽。如果启蒙不把对这个退化要素的反思纳入其自身中去，那么它就注定是自作孽不可活了。一头栽到实用主义里的思想把反思进步的破坏一面的工作丢给他的敌人去做，从而丧失了它的扬弃品格，由此也丧失了它和真理的联系。受过技术培训的大众随时打算投入任何专制魔咒中去的神秘倾向，他们与民族主义妄想狂之间的那种如自我毁灭一般的亲和性，所有这一切不可思议的荒谬，都充分暴露了当代的理论理解力有多弱。

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些散论对理论的理解力有所贡献：我们揭示了，启蒙倒退回神话的根源并不在人们常认为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神话或其他现代神话之中，而就在于因为畏惧真理而迷失了的启蒙本身。启蒙和真理这两个概念不能只是从思想史上去理解，也要就现实来理解。正如启蒙从体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物和制度中的观念的角度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运动表达为一个总体，真理也不仅仅指的是理性的意识，它也意味着意识在现实中采取的形式。现代文明的孝子贤孙们就像他们害怕偏离社会那样害怕偏离事实，然而事实在被认知时就已经被科学、商业和政治的习惯用法糟蹋为陈词滥调。那些习惯用法也定义了语言和思想里的所谓明晰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现在的艺术、文学和哲学都必须恪守的。明晰性的概念禁止任何以否定性的方式去探讨事实和通行思考模式的思想，认为那种思想是晦涩难懂的、异国情调的。于是，“明晰性”的魔咒将精神禁锢在更深层的盲目里。我们现在的困境的无可救药之处在于，即使是最可敬的改革者，在倡言革新陈腐的语言时也助长了他们原本要颠覆的现存秩序的权力，因为他们沿用了现存秩序的那套精密的范畴工具以及范畴背后的坏哲学。虚假的明晰性只是神话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神话总是一则以暗一则以明。它的特色一直就是家喻户晓，无需概念的工作。

现代人被自然奴役，这和社会进步脱不了干系。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更公平的世界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却让技术系统和控制它的社会集团远远凌驾于其余人民之上。在经济力量面前，个体的价值完全被抹杀。该力量也把社会对自然的暴力推向了始料未及的高度。尽管个体在他所效力的系统面前销声匿迹，但是他却被系统供养，生活也得到改善。在不公平的社会状况里，大众被分配到的物资越多，就变得越无力，越容易被操控。下层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处境却更悲惨，这一点也反映在精神的媚俗上。精神的真正要务是对物化的否定。当精神凝固为文化商品，当它为了消费的目的而被交易时，它就死了。精确的资讯洪水和花样翻新的娱乐，既让人变得更聪明，也让人更迟钝。

问题不在于作为价值的文化，如文明的批判者赫胥黎、雅斯贝斯、奥尔特加·加塞特等人所理解的文化，而在于启蒙必须自我反思——假如人类还不打算被彻底出卖的话。要做的事情并非保存过去，而是实现过去的希望。然而现在，过去却以“过去的毁灭”这一形式持存下去。如果说，直到19世纪，体面的教育始终是以未受教育者每况愈下的苦难为代价的一种特权，那么在20世纪里，卫生健康的工厂车间付出的代价则是所有文化都在巨大的坩埚里被融化了。不过，假如文化的清仓大甩卖并没有把经济成就翻转为其对立面的话，这一代价也许并没有文化卫道士们说的那么高昂。

在现有条件下，物质财富本身也成为不幸的要素。如果说，在缺乏社会主体的情况下，庞大的物质财富表现为前一阵子的国民经济危机中的所谓“生产过剩”，那么现在，由于权力团体加冕为社会的主体，物质财富也为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威胁推波助澜：进步正在翻转为退步。卫生健康的工厂以及相关的一切，大众汽车和体育宫，正在麻木不仁地摧毁形而上学，这本身并不要紧，但是如果那些事物变成了社会总体里的形而上学，成了意识形态的帘幕，从而遮掩了真正的灾难，那么这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这就是我们的散论的基本前提。

第一篇文章是其后论述的理论基础，希望更深入地理解理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和它密不可分的自然与统治自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对启蒙的批判也要为它准备一个肯定性的概念，那概念把启蒙从它跟盲目统治的纠缠中解放出来。

第一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论点：第一，神话就已经是启蒙了；第二，启蒙会回复为神话。这两个论点在两篇附论里进行了专题研讨。第一篇附论追溯了《奥德赛》里的神话和启蒙的辩证关系，它将《奥德赛》视为欧洲资产阶级文明最早的代表性文献之一。它主要着眼于牺牲和放弃的概念，并据此揭示“神话的自然”与“启蒙的统治自然“之间的差异和统一。第二篇附论则探讨康德、萨德和尼采，他们的著作代表了不可阻挡的启蒙的顶峰。它证明了让任何自然的东西臣服于自主的主体，其最终结果就是对盲目的客体性和自然的统治。这一趋势夷平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对立，尤其是道德严格主义和绝对的道德无涉性之间的对立。

《文化工业》一文表明了启蒙如何退化为意识形态，尤其是电影和广播中的退化。就此而论，启蒙主要存在于效果的计算以及生产和传播的科技。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本身则化作了对既存秩序和控制技术的权力的偶像崇拜。在探讨这个矛盾时，我们严肃认真地看待文化工业，比它希望的更认真。但是因为它对自身商业性的诉求、它对它日益减少的真理性的坦白早就成了让它不负责任地撒谎的借口，所以我们的分析就着重于产品内部客观包含着的主张，即产品对它的审美形式并据此确立的真理的声称。那些声称的空洞性表明了社会的混乱状态。较之其他章节，论述文化工业的这一章要更为碎片一些。

《反犹主义诸要素》的论文式阐述，讨论了启蒙的文明如何倒退回现实世界里的野蛮状态。自我毁灭的理论倾向或实践倾向从一开始就蕴含于理性当中，并不是到它图穷匕现的时期才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下，我们也勾勒了反犹主义在哲学上的一部史前史。反犹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源于占主导的“理性”以及符合其形象的“世界”的本质。“要素”则结合了由菲利克斯·威尔创设且资助的社会研究所的经验研究，如果没有那些研究，不只是我们的论述，甚至大部分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流亡者的理论著作都无法开展。我们和洛文塔尔一起撰写了前三个论题，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年里，我们和他一同探讨了许多理论问题。

在最后一部分里，我们发表了《笔记和草稿》，其中的一部分讨论了前面论文里的思想，不过找不到地方把它们放进去，另外一部分则概述了未来的工作要处理的某些问题，它们大多和一门辩证的人类学有关。

于加利福利亚，洛杉矶，1944年5月

和战争期间完成的文本相比，本书没有什么重要的修订。我们只是增录了《反犹主义诸要素》的最后一个论题。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

谨识

1947年6月

启蒙辩证法｜哲学散论｜再版前言｜1969

本文1000字以内

《启蒙的辩证法》初版于1947年，由阿姆斯特丹的克里多出版社刊行。这本书只是慢慢地找到了它的读者，而此时它早就绝版好多年了。在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有意再版此书，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多方的要求，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书里面有不少观念仍然切中时弊，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后续理论著述。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想象我们在写作时如何为每一个句子殚精竭虑。我们一起口述了长篇大论。两个思想气质迥异的人因共同写作而产生的张力，恰恰是《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的活力之源。

我们不会让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原封不动。那就违背了我们的主张：理论应该把握时代的精髓，而不是用永恒不变的真理去对照历史的运动。本书写于纳粹的恐怖即将覆灭之日。许多段落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现实。然而，那时尤甚，今犹如此：我们没有低估向“管理世界”的转变的意蕴。

在这个由冲突的客观趋势而造成的两大集团的政治分裂时期，恐怖依然如故。第三世界的冲突，极权主义的卷土重来，在《启蒙的辩证法》看来，也像它们的前身法西斯主义一样，并不仅仅只是历史的小插曲。批判的思想，就算面对进步本身也不会停下脚步，它要求我们拥护自由的星星之火，拥护真正的人道趋势，即使它们在历史的大潮面前显得那样无力。

今天，本书中揭示的全面一体化趋势虽然被中断了，却并没有被彻底遏止。独裁者和战争随时可能让它登峰造极。我们预言的与此相关的嬗变——从启蒙向实证主义神话的嬗变，向“事实成为神话”的嬗变，最终嬗变为“思想与反智的同一”——都令人震惊地不幸言中了。我们的历史观并不自以为它能凌驾于历史之上，但它也不会仅仅用实证主义的方式追逐信息。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试图抛弃哲学本身。

我们从写作这本书的美国回到德国，怀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在德国能做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比在其他地方更多。我们和波洛克一起重建了社会研究所，以期继续研究《启蒙的辩证法》里形成的概念。本书曾在波洛克50岁的时候题献给他，现在我们也要把新版献给他的75岁生日。格丽特·阿多诺在我们的理论阐述和相关的共同经验中给了我们最珍贵的帮助，一如本书初版时那样。

相较于对再版几十年前的旧作时的常规修订，我们所做的修订相当有限。我们无意润饰自己写下的东西，哪怕是显然不合适的段落。想要让文本完全符合现在的情况，那就只有另写一本新书。当务之急是保护和传播自由，而不是助纣为虐，加剧管理世界的趋势，哪怕只是间接地助长。对这一观点，我们也在近来的作品里论述过。总之我们只修改了当初的排版错误。这一克制让本书成了历史文献；我们希望它还意味着更多。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

谨识

1969年4月于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