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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访列斐伏尔？因为我们遭遇到四种殊为不同的列斐伏尔形象：一是被遗忘的列斐伏尔，二是被误读的列斐伏尔，三是被再生产的列斐伏尔，四是包含着许多思想与实践潜能的列斐伏尔。换而言之，首先是被结构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敌托邦”抛弃在一旁的列斐伏尔，其次是被后现代主义化、后马克思主义化的列斐伏尔，再次是都市化全球化的列斐伏尔，最后是重新回到马克思问题域的二十一世纪的新辩证法的激进的列斐伏尔。关于他的思想潜能，本文仅以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为例说明，把三元空间辩证法视为该书的核心观点，其实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误读。本书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思想是从空间的历史角度揭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所表现出的社会矛盾或者说空间性矛盾。
不妨让我们用当下时兴的导读经典著作的风格开始说话吧：谁是列斐伏尔？为什么是列斐伏尔？为什么要使用“重访列斐伏尔”这句口号？在没有深入地科学地研究当代社会现实内部矛盾与问题本质面目之前，就急不可耐地宣布某种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当年感慨说，在世界历史上“空想的”社会主义比“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更胜一筹！或如马克思160年前批判重农学派时所说，他们在古典经济学家们打好地基之前就已经把空中楼阁造好，也就是在科学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已经把复杂问题解决了。列斐伏尔就是这样一位傅立叶主义者，他似乎是在没有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未来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蓝图。但要知道圣西门是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先驱，由此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根本性来源。仅此而言，列斐伏尔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浪漫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他理所当然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理论的第一推动者探索者。这正是我们“重访”列斐伏尔的根本原因。
重访列斐伏尔是与重新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人物研究这个大的视野联系在一起。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以往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片面的，主要是对一些经典文本的相对纯粹的解读，而缺少对其代表人物流派之思想的社会实践经验或科学语境的了解。我们今天研究包括列斐伏尔在内的这些代表人物，其目的是从中找到他们如何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结合改造主流社会科学，形成一种面向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哲学。列斐伏尔无疑是其中把马克思哲学的方法成功转换成为现代性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学、政治理论、文化研究，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的关键推动者。在法国语境中，在整个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尽管列斐伏尔被接受的命运与形象并不一样，具有国别的与时代的区别，但一个基本评价就是，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然后才给予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后现代的地理学家等等称号。对于这一点，我在以往的一些研究论文中作了一些介绍，兹不一一重复论及了。一句话，“重访列斐伏尔”就是重新理解列斐伏尔，让列斐伏尔的研究摆脱要么被严重忽略、要么被严重简化的局面。重要的是让列斐伏尔的研究回到其真实的历史发生语境中，回到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轨道上，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问题视野之中。
院外将分两期推送，注释略或可参见链接，更多阅读可见话题“译介｜列斐伏尔”
文｜刘怀玉 责编｜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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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LEFEBVRE｜1901年6月16日-1991年6月29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新左翼思想史家佩里·安德森如是写道：“亨利·列斐伏尔是我曾经探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最老的至今尚在人世的幸存者。虽年届八旬高龄，他仍不屈不挠矢志不渝地发表一般被许多左派人士所漠视的那些文章，这些文章沉着冷静，富有原创性。可是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的代价，就是相对的孤立无伴”[1]。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没有被改变。诚如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所言：“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列斐伏尔也许是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是最容易遭人误解的人物。”[2]关于这种“孤独”身影，霍布斯鲍姆曾以另外的措辞指出：葛兰西与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仅有的两位比较关注和重视实践问题的思想家，他俩尤其注重具体政治实践的社会特殊环境[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列斐伏尔与恩斯特·布洛赫是相类似的实践型乌托邦哲学家。[4]）葛兰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探讨了如何走一条与俄国以夺取国家政权为核心的革命道路不同的道路，提出一种以市民社会为阵地的社会革命的设想。而列斐伏尔毕其一生开辟了一个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同样是空白的问题域——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尽管在他漫长的创造生涯（从1924到1991年）中，不同时期思想的主题、关心的话题明显是有阶段性的区别，但是恒定不变的总问题是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问题是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日常生活观的哲学批判，并致力于把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改造成日常生活异化批判理论。从中期以后，他主要是从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两个学科来研究日常生活。写于1947年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事实上是以回顾和怀念其故土法国南部的往昔农村日常生活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的，这种日常生活是被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哲学所遗忘的。他认为在农村的乡村日常生活中包含着很多抵抗现代资本主义异化的可能性的力量。由于这本书而一举成名以后，他被法国官方最高学术机构之一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招聘为研究人员（1949-1961），开始专门系统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其主要成果是1963年才出版了的国家博士论文《康庞山谷：乡村社会学研究》[5]。后来由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特别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跟法共的立场发生尖锐冲突，而被开除出党。为此，他以激奋之情写下著名的哲学自传体著作——《总和与剩余》（1959）（也可译作《总结及其他》）[6]。这本书应该说既是他从“左”边脱党的一个标志，也是他真正成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开始，同时也是他对其早年的农村社会学角度的日常生活研究的总结。从1961年到1965年，列斐伏尔离开巴黎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与主任，并与情境主义国际保持极其密切关系，开始专门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写下了《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1961），《现代性导论十二个序曲》（1962），还有《元哲学》（1965）等著作。1965年他调回了巴黎，在巴黎的楠泰尔大学（1965-1973）、巴黎高等研究专科学校（1973-1983）继续执教，并一度成为法国六八年五月风暴的核心人物（同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使其思想声望达到了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齐名的巅峰时刻）。该时期列斐伏尔的日常社会批判核心是消费社会和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他的思想重心越来越明显地从关注日常生活中时间问题逐渐转向空间问题研究，1968到1974年6年间撰写的“城市六书”是列斐伏尔思想皇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对城市的权利》（Le Droit à la ville, Paris: Anthropos）（1968）、《从乡村到都市》（Du rural à l’urbain. Paris: Anthropos）（1970）、《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 Paris: Gallimard,Collection"Idées".）（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Tournai and Paris: Casterman）（1972）、《空间与政治》（Espace et politique. Paris: Anthropos）即《对城市的权利》的第二卷（1973），《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1974）。其中《空间的生产》是集大成的巅峰之作[7]。有学者说，要理解《空间的生产》这本书，光有前面的“城市五书”还不够。还必须加上《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年）[8]。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空间的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或者是政治哲学的宣言。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都市”、“重复与差异”，“战略”、“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是一些“近似问题”（approximations），其母体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理论[9]。这实际上就是他一生为什么要研究日常生活批判，包括后来研究城市研究空间的一个的原——那就是询问：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总是能够找到转嫁危机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时间——发达资本主义内部边缘的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一种是空间——不发达或非资本主义世界（外部边缘）殖民地化[10]。这是列斐伏尔的一项怎么赞赏也不会过的理论发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空间的生产》这本书为何具有“横空出世”般的影响。 但列斐伏尔的思想不是到了《空间的生产》就停滞了。在1974年前后，列斐伏尔写了一系列研究现代性危机问题的书：如《历史的终结》（1970），《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或阴影的王国》（1975），同时又完成了四卷本的《论国家》的皇皇巨著。有人认为这本书是他的空间哲学研究的延续，更多人认为这是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构筑，是一种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为目标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以前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为实践依据，以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一次思想试验[11]。1981年，他又完成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第3卷，实际上又回到了时间问题，核心是研究“节奏”问题。1992年出版的他生前写作的最后一本书即《节奏分析要素：节奏知识导论》。这就说明，列斐伏尔并没有以否定时间问题重要性为代价来赋予空间优先地位，反之亦然。他的生命最后十余年，还写了其他好多书，其重心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的辩证法问题。比如 1980年出版的《在场与缺席：再现理论导论》与《思想成为世界：我们必须放弃马克思吗？》，1982年再版的《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1986年出版的《卢卡奇1955》、《回归辩证法：现代世界的十二对关键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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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桥｜乔治·布拉克｜1908列斐伏尔不仅是一位遭受着被忽略和被遗忘命运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被片面和严重误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列斐伏尔的第一部城市著作英文版选集的两位编译者列巴斯与考夫曼曾经把列氏的著作传播与影响过程喻作“迷失在时间、空间与城市转换”[12]之中。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一本研究列斐伏尔思想的英文论文集《空间、差异与日常生活》的编者们曾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中把西方学界对列斐伏尔的“生产”过程比作三次浪潮，认为前两次浪潮，即20世纪七十年代的城市政治经济学阅读与80、90年代的后现代地理阅读，有严重简化与误读倾向。现在该是回到其法国产生语境，对其进行全面化阅读的时候了[13]。长期以来，列斐伏尔在前苏联、东欧和我国学界仅仅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而得到研究与批判，而其后期的城市空间哲学、甚至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而在英语世界对列斐伏尔的真正关注则是从1991年才开始的。正是他逝世的那一年，也是苏联解体的那一年，他最有影响的两本书《日常生活批判》与《空间的生产》才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但西方学界对《日常生活批判》的关注远不及《空间的生产》。在此之后，1996年列斐伏尔“城市六书”中的一些论著被节选翻译成《书写城市》。《空间的生产》和《书写城市》的翻译出版，一下子推进了列斐伏尔在西方城市空间研究领域的影响，但也因此又被几种片面的解释框架所肢解。总体上说，对列斐伏尔的研究与接受是处于两种解读模式的强制性的影响之下：一种是以哈维为代表的（包括卡斯特在内），背后是皮亚杰与阿尔都塞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偏结构主义的空间地理学解释；二是以索亚为代表的（也包括詹姆逊在内），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如上所述，列斐伏尔的思想可分为很多个变化的阶段与主题，但最深的问题是日常生活批判。而洛杉矶学派和哈维的解释都把这个根基性的东西遮蔽掉了，有严重误解与简化的倾向。正像彼德·桑德斯在其经典的《社会理论与城市问题》一书中所说，至少在英语国家，特别是由于卡斯特的《城市问题》一书导致了列斐伏尔城市理论在西方学界长期被人忽略，近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家哈维与索亚的著作，列斐伏尔重新受到关注。但他对社会学的影响仍然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这与其高度推测性的乌托邦特征有密切关系[14]。正是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第三空间》等著作促成了列斐伏尔在英语世界的走红。但正像有的学者所说，无论是阿尔都塞主义者们对列斐伏尔的“严重的忽略式的否定”，还是索亚主义者们对列斐伏尔拥戴式的“去政治化”与狭隘化地理解，都是极其有害的[15]。如果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要“棒杀”列斐伏尔人本主义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那么，索亚与詹姆逊则是用后现代主义来“捧杀”列斐伏尔空间化的城市社会哲学。我们重点反思后一种倾向。对于晚期列斐伏尔是否存在“空间化转向”，以及如何更全面地看待这个转向，西方学界内部存在着尖锐分歧。比如埃尔登就批评谢尔兹、索亚、迪尔等人过于急躁地把列斐伏尔晚年思想固定在“空间的生产”这一个主题上的做法。在埃尔登看来，不能孤立看待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而必须将其放到都市化研究的语境中。列斐伏尔提出空间问题，并不是新的研究计划，而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总结与最高成果；空间化研究不是改弦易辙、另谋新路，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埃尔登认为，列斐伏尔更多的是一个受海德格尔与尼采影响的哲学家，而不是空间社会学或地理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化解释主要是来自于尼采与海德格尔对近代直线论历史观时间观的批判。他不是一般地反对历史本体论，而是反对直线论进步论历史观。所谓的＂空间本体论转向＂只是一个神话。实际上，列斐伏尔晚年对空间与时间的重要性几乎是等量齐观的。他的思想主题除了“空间的生产”外，还有“时间节奏的分析”。简而言之，埃尔登认为，我们应该“从政治、哲学与地理三位一体”的角度全方位理解列斐伏尔的“可能”思想[18]。同样，列巴斯与考夫曼在《书写城市》长篇的英译版序言中也认为：在其跨越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列斐伏尔的著作涉及到广泛的主题，包括文学、语言、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乡村与城市社会学、空间、时间与现代世界。正是由于他置身于对城市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才能扩展到对空间与社会的分析，正是因为城市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空间问题，为他在法国赢得更广泛的读者。与之相比，英语世界的读者则是透过其“空间理论”的多棱镜来理解其他的著作。但困扰列斐伏尔思想的正是这样一个既含混又充满着悖论的空间概念，他必须对技术专家们重塑法国并将其纳入到正在兴起的欧洲与全球化空间现象作出回应，这迫使他于1970年代初期把自己的注意焦点集中于空间的生产问题上。他的研究对象表明空间是政治性的，它更多地是被技术官僚们的理性化重塑，而不是起源于对19世纪时间优位化的批判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列斐伏尔并不想开启什么后现代的“空间转向”，而是旨在展开对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的反抗与批判[19]。而《空间、差异与日常生活》这本论文集的编者则共同认为，由于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引入法国学界争论之中，并通过与法国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者、达达派艺术家和先锋派等进行的一系列批判性交锋，列斐伏尔形成了他自己原创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最引人瞩目的贡献包括日常生活批判和对都市化、空间与国家的研究。他们认为，在英语学界列斐伏尔研究者可以分为“专家型”、“二元论者”和“历史主义者”三种。那些“专家型”的列斐伏尔的研究者专注于地理学、都市研究、规划和建筑学方面的研究，并与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空间转向有关。在这群人眼里，“做列斐伏尔研究”就等于是“做空间研究”，并且“是后现代的”。所谓“二元论者”，是指在在英美国家列斐伏尔是通过都市政治经济学和后现代文化研究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视角来解读的。所谓“历史主义者”是指在各种研究主题中列斐伏尔都扮演“先行者”的角色——这对都市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最终令人失望的行为，但对都市文化研究来说却非常好，他成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与以上三种片面研究不同，这本论文集的编者们提出一种更开放的研究列斐伏尔的方式——要把列斐伏尔的都市空间哲学研究与其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一种开放的僭用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拒斥列斐伏尔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二元对立的格局。这种新的研究方式要把在那些被遗忘的（也是“过时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中重新激发出关于所谓的“后现代”问题——差异、同一、语言、身体以及类似问题的争论，在这样的对列斐伏尔的重新解释中将产生一种异端的和开放的历史唯物主义，它致力于一种具体的、热情介入的和充满政治色彩的批判理论形式。在这种语境中，他关于日常生活和城市的作品将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对他全部作品的社会学延伸。列斐伏尔的思想不仅仅是少数“空间”专家们、比如都市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事情。正是通过他对这些领域的具体贡献，列斐伏尔制定出了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总体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表明列斐伏尔关于都市和空间的作品与激进的社会政治理论具有更广泛的联系。反过来，我们想证明他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理论历险则为他在空间、差异和日常生活方面展开的先锋性工作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启发”[20]。针对卡斯特与哈维这样一种结构主义阅读，也针对列斐伏尔国家空间理论最重要研究者之一尼尔·布伦纳从法国调节学派角度理解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的作法，英国学者查诺克（Greig Charnock）指出，我们必须向类似于布伦纳这样的新国家空间性或者再区域化空间批判理论发起挑战，列斐伏尔是一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需要阐发一种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理论，而不能类似于哈维那样去阐述一种封闭的空间调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说无论从阿尔都塞主义还是哈维的空间理论都是封闭的，他们让资本主义永远处于危机再生的决定论状态，而实际上，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的核心生命力是从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的空间矛盾与危机中寻找新的可能的社会生活创造与变革的希望道路与实践[21]。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强调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之核心思想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之空间表现的空间矛盾辩证法，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以上引述充分说明：列斐伏尔是一个一度被英语世界严重片面误读的，实际上其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文章来源｜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空间而不是时间已经成为今天资本的最重要的统治工具，特别是现代国家的暴力统治成了一种绝对的政治空间。那么与其谈论应当如何在都市社会中诗意栖居，还不如问在都市社会中还能诗意栖居么？真的有过所谓诗意栖居么？这一系列的问题是2015年“美学与政治”系列导读课的延续，同时也引向了之后的空间生命政治系列导读论坛。透过社会空间的历史化反转，空间已然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的空隙处，正是从权力与权力范围的关键空隙处列斐伏尔看到了一种“新政治”的出现。
《空间的生产》一书的英译本的出版则是一个拐点，旋即在西方英语世界引起了社会理论的后现代地理学转向或空间化转向，即“列斐伏尔转向”。该书的思想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日常生活批判、城市危机问题、国家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理论四位一体的广义社会批判理论。伴随着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逐渐走出了片面的后现代地理学转向以及狭隘的文本研究，西方学界近年来对此书的方法论的运用性个案性研究著作呈现出明显强劲势头。
列斐伏尔曾经说过，当我们谈论社会关系时，如果不把它放在空间中去谈，那么我们在谈论什么？在当下，我们一方面可以将这一问题式延展至“空间正义”去解读索亚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塔夫里基于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视角对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行的重写，也引出了相近的论述。预介导言对洛杉矶学派之历史与学理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我们该把哪一时刻称作是空间及其生产的意识觉醒与出现的契机呢：何时与何地，为何与如何，这样一种被忽视的知识与被误解了的现实才开始得到人们的承认呢？这种发生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包豪斯的划时代性历史中作用中发现这一点。对于包豪斯运动来说，这不仅仅是在真实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空间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空间概念……他们只是预言到了这种历史，却没有着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揭示了抽象与视觉的正在增长着的优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橥了“视觉逻辑”的起源与意义——亦即揭开了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的“策略”。
即使空间的各部分就像话语的各个部分一样，是以相互包含与相互排斥的方式而结合在一起的，但是非词语的符号体系并不当然地就对应于作为词语体系的相同的概念与范畴。因此，必须把空间中的话语、关于空间的话语与空间的话语，区分开来。人存在于空间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从中脱身，不能让自己在其中缺席，也不能将自己排除在之外。而表意的过程发生在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它既不能被简约为日常话语，也不能还原为某种文本的文学语言。只有回到了与某种（空间性的与表意的）社会实践的关节点上，空间的概念才有可能充满着意义。
话语除了是对有关空间的联系的某种“再-标注”之外，无非是一种致命的空无——只是言之无物的空话而已。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