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还不够，宗教又来｜一｜危机与批判

原创 EXTITUTE 院外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埃蒂安·巴利巴尔‍／译｜f／责编｜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本文是埃蒂安·巴利巴尔为2016年举办的“批判的贫困”研讨会发言稿整理的一篇论文。巴利巴尔试图为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构建一种新的批判角度以便寻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应对方案。这一危机的特点是全球层级的普遍化暴力行为，政治经济的失灵，尘嚣日上的“宗教回归”，在一个新的程度影响着每一个体。作者在本章节中先厘清危机与批判的辩证关系是如何扎根社会冲突，警惕二者之间过于想当然的关联。批判如何作为有效切入现象的方式，去诊断当下的危机——当下，是深陷“临界阶段”的症候群爆发期，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陷入重大危机，面对二者联合带来的新任务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批判自身。在当下呼唤新的批判方式是源自那个过去危机解决的方案日渐溃败，但巴利巴尔给出的方案是：坚持旧的模式。在此巴氏构想了一个紧贴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区别于上述对当前危机认知的例外情况——一个历史哲学式假说——我们只在现在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经过四百年不断整合软化，打磨出的贴合自身运作逻辑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与宗教在“身体”这一场所的抽象交锋日渐激烈，在世俗空间以暴力的形式展现，通过对马克思的重读与反思，巴利巴尔重新引入神学政治问题，指出即使是政治经济学也隐含了神学逻辑。宗教批判从未结束。原译文载于《激进哲学》，感谢译者f授权，本文将分四次推送。

二十一世纪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还不够，宗教又来｜一｜2016

本文4500字以内

我们再度相聚，来审视“批判”这个问题[1]。我们并不只是在追随康德、马克思、尼采和他们相应的传人，也是在追随法兰克福学派的更新（只是在经过某种延迟后才在法国获得认真的关注）和对心理学基础的批判，借用乔治·波里策（George Politzer）的书名，尽管做了一些调整和颠倒，这种批判还是在“结构主义时刻”期间及之后贯穿于整个法国认识论传统[2]。不用多说，我们并非在一个抽象或不受时间影响的层面上着手这项审视，而是身陷一种我们都在努力加以理解的紧要关头。它的趋势和冲突面是什么？它呈现出什么样的另类选择？我们尝试从自身所处的地点去评估这一紧要关头——时间的标记——的特征，以便重新规划批判的意味和场域，或许也可以说是对批判的重新发现。作为不知悔改的“现代人”，我们相信批判仍标示着哲学最具特色的姿势，我们比以往更甚地想要理解，当下的形势如何使得批判必须改变自身，如福柯所说，它曾被构想为一种针对“我们所是”的分析——在现实中，这就意味着去分析我们正在变成或转向什么，它的终点无法被预先规定。经过一轮基本循环，我们需要对批判进行重塑，以便为当下提供一份诊断，但这一重塑的方向只能遵循我们为了对当下提供诊断而已经预设（如果不是预判）的道路。

[1]本文源自2016年2月5日提交给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举办的“批判的贫困”研讨会的一篇论文。该研讨会是索邦巴黎大学的吉拉尔·劳莱（Girard Raulet）和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主持的“法德两国的批判、社会理论与批判社会学现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为了发表，我给文中引用或提到的文献加上了必要的参考书目，但没有改变其中的谈话特征或口语化的呈现。我想感谢《激进哲学》的编辑邀请我将正在进行的著作中的这篇初稿发表在本期纪念特刊上。

[2]乔治·波里策，《心理学基础批判：精神分析的心理学》（1928），莫里斯·爱普雷（Maurice Apprey）译，匹兹堡：杜肯大学出版社，1994。

Les fêtes de l'Aïd El Kebir à la mosquée de Paris le sacrifice des moutons ｜Agence Mondial｜1932

危机与批判

在这些一般的点之外还需补充一条决定性原则，对此我想借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dt Koselleck）1959年出版的名著的标题《批判与危机》（不太好的法语版译作‘批判的王国’）来说明。在书的内容之外（对启蒙方案的起源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解读，经得起任何层面的讨论），柯塞勒克的书名点出了一种观念，出于种种原因，我们从未曾逃离这种观念：也就是说，“批判”从根本上联系着“危机”，或者联系着透过某种时间的标记表现出来的危机时刻。危机使矛盾可见，并借此凸显出作为批判的对象的世界（尤其是政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内部结构。或者反过来说：危机呼唤批判生产方法和可以理解的元素，来引出分析和解决办法。在此过程中，我们当即就会被危机的迹象和关于其本质的解释包围，解释则以如何命名危机为开端。我们或许应对此提高警惕，因为危机-批判的关联有点过于顺畅。但该如何避免呢？

我想就这个问题说两点。第一点，危机和批判组成的这一对从19世纪开始直到今天都决定着社会科学的方案。更普遍地说，它决定了试图定义这些科学的对象和实际功能的“社会哲学”方案（马克思即属于此），因为批判一方面植根于冲突、矛盾、异化、反常或病状（所有这一切构成社会关系常规的反面或被压抑面，由此也就掌握着该常规的隐蔽真相）现象的外在表现中；另一方面，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的规定性或是其再生产（临时或永久性）中断现象的外在表现中，这种再生产传递的是社会和社会构造所依赖的连贯性和必然性——一言以蔽之，历史性——的那种结合。革命这一观念就因此而受到推崇，即便是一场未完成或被镇压的革命[3]。我们可以用来表达这一辩证性的术语是有机阶段与构造和临界阶段与构造这一组反题。按照一般的描述——曾在19世纪之初由圣西门主义者加以阐发，又在20世纪中叶被葛兰西重新发现——这些阶段或构造周期性地前后相继，尽管也可以把它们理解成相互交叠、支配关系起伏不定的实体[4]。其根本性的看法在于，批判作为一种出自临界现象的思考模式，如果它想要阐明或改变这些现象，就必须最终返回这些现象。

接着我得说第二点。此时此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别处，我们都泥足深陷“临界阶段”，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模式、集体认同的种种“病状”都在这个阶段显露无遗，这也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等共享的看法和集中研究的对象。然而，这些判断却日益被末世论的联想过度决定。在对“世界”观念的坚持这一点上，情况尤其如此，它是参照作为危机起源地的全球化被激发出来的，但这一激发经过了社会世界的多重注册表的过滤，而这个社会世界又是被当成一个具有延展性和决定性的整体来考虑的，有人称之为“世界体系”，还有人称之为“文明”（伊曼纽埃尔·沃勒斯坦，让-吕克·南希）[5]。处于危机当中的是“世界范围的世界”（或者说星球级别的）。这两者联系起来，就以新的程度影响到我们阐述我们的批判任务和对象时所用到的方法的循环。在“全球危机”，或戏仿马克思的说法，在“发展了的总体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有机/临界、正常/病态、常规/例外、建构/分解等对立已无法继续充当探究的工具。或者可以说，两个层级或阶段的对立——如果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它构成了关于社会与社会关系的观念本身——已经变成了批判性反思的对象，或者你要是愿意，也可以说是解构的对象，正是它让批判既不可能从正常性角度（以期指认例外与病态）、也不可能从病理学角度（以便讨论规范和社会构造的有机化程度）定位自身，从而实现了批判的解域化。如果情况确乎如此，那么批判的正当性和方向性就不再出自基本的对立，而毋宁说只能来自它的演练，来自危机四伏的它批判自身的方式……

[3]在1979年的文集《过去的多种未来：论历史时间的语义学》中，柯塞勒克为“革命”的现代观念贡献了一篇具有根本性的论文《历史标准与‘革命’的现代观念》，在他看来，这种观念足以象征他所说的“过去的多种未来”。

[4]对这一区分加以表述的是一些圣西门主义者，特别是通过巴扎尔（A.Bazar）和罗德里格斯（O.Rodrigues）1829年出版的《对圣西门学说的阐述》那本奠基之作，莫里斯·哈尔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和马赛尔·里维埃（Marcel Riviere）对此书的评述版本于1924年在巴黎出版。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将它作为关于霸权的分析的核心类别。但它实际上对整个“社会学传统”都通用。见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社会学传统》（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纽约：基础书局（Basic Books），1966。

[5]关于这些作者最近的思考动向，还可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结构性危机，或为什么资本家会发现资本主义不再能盈利了》，收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所编《资本主义有没有未来》，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让-吕克·南希与让·曼纽埃尔·加里杜（Jean Manuel Garrido），《为突变断句：让-吕克·南希访谈》，https://blogs. mediapart.fr/juan-manuel-garrido-wainer/blog/131015/ phraser-la-mutation-entretien-avec-jean-luc-nancy.

Costume de communion｜1982

可是。可是我今天的计划还是坚持那种旧的模式，希望我对它做出的阐释能够与很多聚在这里的人的关切产生呼应。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呼唤批判的更新，甚或是替代，乃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危机在全球范围影响到了作为集体行动的政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此也是一种能将各种机构和主体化的模式耦合在一起并使人类社群得以将自身展现为其自身历史的能动者的优先形式——对于这种自觉的形式，至少在西方已经发展出若干名称并将其普世化；无论是在拥有优先性的民族国家范式之中，还是在与之相伴的抗议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公民权。四面楚歌且陷于无能的公民权已经贬值并被剥夺意义——事实上，与之紧密相连的其他类别也同样如此，比如冲突、代表、军事行动、参与公共事务。我们知道，此种情形最鲜明的表现就在于，在它被树立为主导价值的那部分世界，民主性的机构已然堕落并被清空内容，同时还因为它在除此之外的世界的缺席而沦为骗局，它们在那里充其量也只是被看作是人工的移植物，更糟的是，会被当成戴着面具的支配与异化[6]。

当然，谢天谢地，还是有例外。但是它们的可行性和适配性也还有待验证。紧贴某种马克思主义逻辑但把它转向其关于历史哲学的假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构想出一种假说，那就是，我们只有在现在才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如既往，我们只是在追悔莫及的情况下才注意到这一事实）——或者，要是你愿意，我们在此时才进入了“纯粹”的资本主义，这时它已经不需要再去对付那些它要么整合、要么镇压、要么就得采用某种妥协才能应对的异质性的社会力量。只有靠着自身的积累逻辑所产生的效果及其自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东西，“纯粹”的资本主义才能得心应手[7]。

无论马克思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如今的情况可能是，现代的政治形式，特别是以上述对立命题以及与民族（也是与国家、法律和法律主体、世俗化、教育、战争），还有与阶级和阶级差异（以及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改革与革命）相结合构成的各种关系为支架的那些“大政治”的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而是其过渡期的特征。当然，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渡，而我们至今才意识到，它需要四个世纪才能跑完全程——也就是说，要是我们把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开端设定在重商主义、制造业、用来殖民的世界的“发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垄断合法暴力和审判权的宪政国家的出现的话。事实上，柯塞勒克也将批判与危机相耦合的源头放置于此。可到底什么才是它的“结束”呢？如何裁定这一“结束”，以及，更具体说，随着它的结束，开始在马克思所谓的“统治”（统治阶级，统治性意识形态）意义上存在并主导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既是认识论方面的，也是政治性的，更是更新批判或赋予其新的基础这一努力最紧迫的任务[8]。

[6]比如，可参见温迪·布朗（Wendy Brown），《取消民众：新自由主义的秘密革命》（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麻省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5。

[7]我坚持用“纯粹的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因为它的出现联系着全球化和经济所必需的金融化，但我认为也还有更适合的，或至少也是有用的，即“绝对资本主义”这个表述（特别是弗兰克·‘比弗’·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和雅克·朗西埃对它的使用），因为它更清晰地表明了该体系的自我参照特征，在这一体系中，“通过商品手段实现商品生产”将不会有任何真的例外（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同样也因为它可以对照“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后者不光在原始积累的启动和“社会状态”解体、殖民、后殖民之间的巨变中起作用，而且为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的典型配置提供了框架。

[8]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一本书的标题里很好地指明了这一任务：《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剑桥：政体出版社，2001（1991）。

L'Ecole des mutilés à Lyon atelier de jouets ｜1915

版权归译者所用，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Radical Philosophy｜2016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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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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