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都市主义时代寻找空间正义｜《寻求空间正义》导读之导言

原创回声·EG｜院外

图三｜库哈斯的曼哈顿主义(Manhattanism)｜1978

编者按｜

本文是对爱德华·索亚《寻求空间正义》导读所作的预介导言，收录于2017年春院外·回声导读计划系列研讨班“空间生命政治导读”的会议手册。院外之后将分期推送该导读讲座的记录。国内已有此书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译为“苏贾”）。列斐伏尔曾经说过，当我们谈论社会关系时，如果不把它放在空间中去谈，那么我们在谈论什么？在当下，我们一方面可以将这一问题式延展至“空间正义”去解读索亚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塔夫里基于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视角对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行的重写，也引出了相近的论述。因此，借助论坛第三场的导言，导读人对洛杉矶学派之历史与学理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回到国内跨领域研讨的现况，我们不能仅仅沉迷于时时地在所身处的危机持续积累的长周期之中吹响战斗的号角，除此以外，更要破除这一看似振奋人心却可能与现实境况保持着安全距离的话语幻像，去承担掌握绘制战局技能的责任——对更为关键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关系进行“技术”解剖。

在后都市主义时代寻找空间正义｜2017

本文6000字以内

1.0 Tabula Rasa之梦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进退失据与剧烈重构，这一重构在空间层面上表现为资本所呈现的物质景观沦为其进一步蜕变的障碍。里根时代的经济危机的解决方式是危机的全球转移与福利国家制度的溃退。但是它在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层面上的影响尚未被正确认知。这一次由金融衍生品所引发的危机放大了居住权利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大失衡。对空间维度上社会正义缺失的普遍焦虑是促使“空间正义”这一话题在2010年前后加速发酵的直接背景。2010年，UCLA教授爱德华·索亚在其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第三空间》与《后都市》）之后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著作《寻找空间正义》。虽然社会正义的缺失与空间资源的失衡不是一个新鲜的发现，但是爱德华·索亚是第一个将这两个各自独立的问题揉捏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学家。

空间史（建成环境史）是理解美国资本主义路径之特征及其内在矛盾的重要视角。在美国立国之初，吸引着欧洲移民的是美国的广袤的待开发土地，“空白网格”（Tabula Rasa）是美国地理景观的乌托邦式图景。在美国建国之初，杰弗逊与汉密尔顿就对这个新国家的未来有过不同的设想。杰弗逊对当时的欧洲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工业革命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破坏有着切肤之痛。对于杰弗逊来说，新大陆的原生环境就仿佛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希腊的阿凯迪亚（Arcadia）。新大陆的地理条件适合一个具有简单、纯洁的社会关系的自耕农社会的养成。然而，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国家就是一个精密运作的机器，汉密尔顿的建国蓝图就是一个工业企业家的对企业的管理在整个国家范围的扩展。（图一、图二）

城市并不是人类居住方式的较后期的形态，而是在文明发生的初始就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为空间的集聚天然的带来价值。索亚将此称为“Synekism”（集居主义、共居主义）。由此不难理解，由于美国式大都会的崛起，杰弗逊的农耕田园无法抵挡城市化的“腐蚀”，转化成了库哈斯的曼哈顿式城市形态（Manhattanism）。（图三、图四）这种工业文明与平等主义共同主导的城市形态在城市史上被称为大都会城市主义（metropolitan urbanism）。以纽约、芝加哥为其代表城市。美国整个中西部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城市都是这种类型。美国大都会城市主义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蓬勃发展，大约到大萧条前期结束（1850-1930）。大都会城市汇聚了大量的工业人口，形成了单一中心的，辐射状分布的城市形态。在这一阶段，城市美化运动与花园城市运动是在规划领域的对1893年乃至之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几次大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与贫民骚乱）的干预，其本质是危机激发的城市重构（Crisis-generated restructuring）。

图一｜1785年土地条例(Land Ordinance of 1785)

2.0 （准）福利资本主义

1929年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带来了福利资本主义，直到1970年代，大萧条前所累积的社会不公逐渐被消解。一般认为福利资本主义有三种形式（艾斯平安德森）——以英语国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德法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与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普曼公司城（Pullman Town）代表了企业主导的福利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随后，20世纪前期福特工厂领导了公司城向现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二战以后，福利资本主义从底特律扩展到了整个美国国境，成为国家主导的政策。1949年住房法案推出（Housing Act 1949），政府开始介入贫民窟清理与城市更新、建立FHA，实施住房抵押贷款等政策。到1960年代，政府对住房与城市更新的投入达到了高峰。1974年后，政府投入逐渐撤退，产业与私人投资开始主导城市更新。在近三十年中，福利资本主义与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工业移民，大量的黑人与有色人种从南部种植园移民到工业城市，包括底特律与洛杉矶沿洛杉矶河的工业带。移民冲击着传统的白人社区并形成了大量的城市工业贫民。

这种被工业资本主义理论家称为”必须的贫民窟“（necessaryslum）的城市中心区贫民聚居区一方面为资本家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原来的城市中心由中上层占据的局面。由于美国的土地私有制度，城市当权阶层不可能对城市中心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活动（事实上局部的清理贫民窟运动是相当普遍的）以驱赶令他们厌恶的城市贫民，逃离城市中心区成为白人中产阶级的唯一选择。郊区化再次成为对社会危机的城市规划干预。郊区化、平民窟清理与市区重建等运动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城市重塑运动而非单一的地产开发的逐利行为。例如，在1930年到1970年大约40年时间，洛杉矶扩展成为纵横近百英里的巨型城市带。基础设施与汽车的普及在郊区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无数高速公路穿过围绕城市的贫民区将中产阶级从他们的郊区住宅带到城市中心商务区。在城市的郊区，正交模数的网格在某个边界外突然变成了树形道路系统层级化规划的大街区（superblock），道路沿地势呈叶脉状自然生长，每一栋独立住宅都通过这样的树形道路连接到主干道路乃至高速公路。大约50%以上的美国人居住在这样的社区中。（图五）

图二｜美国典型城市街区的划分方式

3.0 后都会的城市主义（Post-metropolitan Urbanism）

3.1 后都会城市主义诞生时的资本主义世界

从这一时刻开始，后都会主义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60年代末期开始了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在法国这个危机在五月风暴到达高潮。在美国这一危机也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学潮。雅各布斯（Jane Jacobs）成为城市史上挑战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英雄。雅各布斯复兴了美国的区域主义传统，主张了社区与邻里的自主性。60-7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了福利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由于美国的独特空间条件，与其他相对地理空间较小的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也带动了其国内与国外两个空间层面的产业重构，具体表现为产业的大规模腾挪转移。从这一刻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形成去工业化的浪潮，资本家开始转移资本与工厂，实体工业大量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由于没有就业能力，城市贫民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阶级矛盾以种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在洛杉矶阶级矛盾在1992年全面引爆了蔓延整个城市的骚乱（又称罗德尼金骚乱，Rodney King Riots），“群体事件”在一个时期层出不穷。整个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减少管制的政策形成了整个社会产业向咨询，服务，金融，保险等转移的局面。这也是为当今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种子。城市开始了再一次的危机干预，这一次干预形成的新的城市结构被称为后都会主义（post-metropolitan）。

3.2 洛杉矶学派与空间正义

后都会主义促进了”洛杉矶学派“在城市理论话语中的主导地位，部分颠覆了已经相当成熟的基于工业资本主义单一中心城市的”芝加哥学派“理论。洛杉矶学派（LosAngeles School of Urbanism）以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哈维（David Harvey）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学者的理论为基础，以爱德华·索亚、麦克·戴维斯、艾伦·斯各特等人为代表，挑战以博格斯为代表的的芝加哥学派的理想城市经济学模型。总的来说，在芝加哥学派中，城市土地市场是一个充分流动，充分博弈的市场。地尽所用，人得其所。每一个经济体与个人都非常完美的分配到能够最大化其价值的土地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理经济模型。但是在洛杉矶学派中，经济与土地的关系不是充分博弈的，理想中“扁平”的全球化在空间上的影响是不均等的，或者说，社会、文化与经济行为具有内在的空间属性。索亚认为列斐伏尔的理论中有一种内在的城市-空间因果性（Urban Spatial Causality）。这种城市空间因果性的一个案例是雅各布斯的社区理论，雅各布斯认为一个尺度适宜，界面友好的社区能够产生自我保护的能力，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简·雅各布斯溢出（Jane Jacobs Externality）。这种溢出从来没有被洛杉矶学派的论敌所承认。正统的经济地理学者、社会学者、甚至规划学者都不认为空间可以如此深刻的影响价值的生产，因为这种空间性很难被量化的实证。包括卡斯特尔在内的地理学家都没有如此肯定的主张空间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空间的溢出效应不同于土地等资本要素的价值）。

洛杉矶学派关注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的问题，从实践的视角去看，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理论：在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内，地理条件，环境与社群的资质禀赋都不是均匀分布的，也绝无法用简单的数学模型去模拟。但是洛杉矶学派的观点是：这种空间上的不公正是社会行为造成的（production of space），因此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干预去缓解。以洛杉矶为例，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再造了城市形态，使得空间禀赋在整个都会区范围内极不均匀的分布，这种人为不平等的状态大于自然条件本身的不平等。比如交通，资源，某些特殊的空间条件，都形成对某种社会文化的属性的某些人群的无形压制。以美国当代城市的情境下理解，就是城市环境的演化向某些社群的利益倾斜，由于社群是与社区捆绑的，整个大都会城市成为无数城市碎片（enclave）构成的拼贴图。每个碎片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社会形态，乃至独立王国。福柯所谓的“多托邦”（heterotopia）就是描述了一个人格分裂身体也同样分裂的后现代城市地理景观。

在原本是郊区的土地上开始了再次的城市化，就业开始本地化，网络使得SOHO成为普遍的现象，新兴的高新工业园区形成了无数边缘城市（edge city），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的社区营造成为一种风尚，为中产阶级建立新的精神与物质的家园。人们在网络时代更重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所带来的积极的社会效益。而在城市中心区，原来的各种种群聚居地也开始自己的转型。这是一个复杂的城市现象，但是可以看到原来崩解的社会凝聚力开始重构，这种凝聚力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在这里，洛杉矶学派既论述事实也形成了自己的未来城市解决方案。

洛杉矶学派认为后都会时代的世界再也不存在城市、郊区、农业区的差别。每个地方都在重新形成自己的文化属性，全球化与本地化过程同时进行。如果通过规划，设计，建筑与环境改造的方式正向引导各个enclave的文化特质的培养，那么很多不公平现象可以得到缓解（不是消除）。总的来说，在这个时代，取得全球竞争的关键是不可交易的优势（untradeable features）。比如一个软件工程师可以外包，但是厨师、理发师、医生、律师就很难外包，这种不可交易、无法移动的特性就往往是由一地的特定空间环境文化资源所产生。比如硅谷与尔湾所形成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带就不仅仅是经济的产物，这些地方也形成了自己的空间文化特质，而这些特质是无法通过交易获得的。这种不可交易性的另一面是，贫民区也由于种种空间条件形成诸多劣势，这些无形的劣势比制度上的歧视更加难以消除。比如在洛杉矶的高尚住宅区，许多地方是没有人行道的，这些地方都处于起伏的坡地，这使得高尚社区形成了对步行人群的天然抗拒，并保证了该地的安全。这和陆家嘴的巨大建筑体量与割断的步行通道锁形成的对”街头阶层“（street class）的抗拒如出一辙。

图四｜芝加哥学派的的芝加哥城市社群分布模型(Ernest Burgess LandUse Model)

4.0 “空间”的转向（Spatial Turn）

既然空间问题已经在索亚与洛杉矶学派之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维度，那么索亚所谓的“空间转向”究竟指什么？“空间正义”理论的意义在哪里？空间-社会公正的辩证统一（socio-spatial dialectic）究竟指什么？

首先，空间转向是指社会研究中空间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现象，空间的研究不仅仅存在于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中，而是浸入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中。另一方面，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浸入传统上的空间研究。其次，空间正义与社会正义同等重要。传统上的社会学研究只是将空间视为事件发生的场景。但是空间并不是社会进程的中性的场景或一个维度，而是内在于“正义”这个概念之中的。所有的政治经济事件本身也是空间事件。空间正义往往表现为一些更具体的议题，比如“进入城市的权利”，“环境正义”，“领域正义”，“正义城市”，但是索亚不仅认为“空间”的概念能够覆盖这些相对具体的问题，而且指出所有的智识活动都将包含空间属性。最后，正是因为所有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空间属性，空间问题与社会问题是互相决定的。

从福柯的“圆形监狱”与“多托邦”理论开始，空间就与知识与权力纠缠在一起。随后，列斐伏尔、哈维与卡斯特尔将“空间”的概念逐步具体化。近期，图绘（mapping）与地图术（topography）已经成为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时尚方法。索亚不满足于这种庸俗化的“空间”研究。他认为所有的事件乃至所有的思维活动都具有空间属性。索亚的辩论对象是那些正统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他们理解的空间可能仅仅是是行政领域、区位、环境、地价等更加具体的对象。索亚的空间概念只有置入他所处在的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

最后，如何去理解后都会主义的空间政治在城市研究领域的意义？我们所处的地表已经是一个全部被城市化的领域。已经不存在自然与人工，都市与乡村的传统差别。就如路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史）从一个当作世界的城市开始，再以一个当作城市的世界结束“。我们的城市空间不再具有“图”与“底”的差别，没有建成与保留地的差别，没有中心与边缘的差别，仅有的是无法用单一维度量化比较的质性差别。其次，从城市文化属性角度所言，没有绝对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些概念都在重新被定义。城市设计必须塑造独特的空间特性，空间特性能够产生经济溢出效益，无特性的城市会丧失竞争优势。最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考虑公平性原则。必须建立一种制度避免空间资源被精英垄断。而这正是全球城市，包括中国城市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图五｜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交叉口

文｜谭峥

责编｜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