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

原创星丛共通体｜院外

编者按｜

正值意大利建筑历史理论家塔夫里诞辰，此次围绕着他1973年初版的重要著作《计划与乌托邦》三连推送，包括前言、第八章结语的讲读散记，以及导读此书的导言，从紧密到扩张，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与原书构成了译、读、写的关联。塔夫里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本篇是《计划与乌托邦》的前言，塔夫里针对一系列的反对声一并给予彻底的回答，并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译者应院外之约特地结合意大利文做了校译。

Manfredo TAFURI｜1935年11月4日-1994年2月23日

塔夫里｜Manfredo TAFURI

前言｜计划与乌托邦｜1975

本文2500字以内

计划与乌托邦：建筑与资本主义发展

Tafuri, Manfredo. Progettoe utopia: architettura e sviluppo capitalistico. Laterza, Bari,1973.

[英译本] Tafuri, Manfredo.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Barbara Luigia La Penta, MIT press, 1976.

这本文集诞生于对我的文章《走向一种建筑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的重写和相当程度的扩展。该文发表于期刊《反设计》（Contropiano）中（1969，no.1）。

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针对文章的论断，一系列攻讦接踵而来，猛烈程度或大或小。对于这些反对声，我向来避免直接回应，这并非是因为我不尊重我的批评者们，而是必须要等到现在一并给予彻底的回答。《反设计》中发表的这篇文章——我故意使用了一种简明扼要的概述式写法——将我在《建筑的理论与历史》（Teorie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一书中提出的诸假设推至极端。六年前，我借助意识形态批判所提供的方法，对现代建筑史进行重读——这里是严格地将“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术语加以理解的——可以提供的仅仅是供今后进一步的检视的一个参考框架，以及对个别问题的局部分析和佐证。发表那篇文章的杂志（以及我和我的同事们沿着同一线索发表的其他文章）有它明确的政治历史背景和其特定的思路与兴趣，以至于人们有可能会认为，它或许先天地就逃避了解读的多样性。

事实并非如此。在当时，若将所讨论的建筑学问题从杂志的理论语境中剥离出来，可以把我的文章当做是一个天启的预言书，“对弃绝（renunciation）的表达”，以及对“建筑之死”的终极宣判。

在1968-1969年间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不过，随后它却演变成了其原理之下的某种具体的、确定的实存，这一点尤其伴随着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建筑史研究部开展的研究而彰显。历史上的先锋运动与大都市的关系、学术工作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对二十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的研究、对意识形态和苏联城市规划的研究、对城市的社会-民主管理的研究、对建筑学和美国城市的研究，以及对建设周期的研究：这些已成为这一合作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且还远未达成任何坚实的、教条的结论。

这本书基于我1969年的文章而成，如今英文版付梓，已经是1975年了。*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它的基础，因其并非彰显；我更清楚由更准确的研究所带来的判断的变化，以及先前的假设的诸多弱点。不过，对我来说，似乎从总体上看这些假设都成立了，现在论证可以基于分析和事实，而不仅是基于原理。

然而，为了讨论这些原理，很有必要进入政治理论领域。自1960年至今，这一领域已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完善研究。意识形态批判不能脱离语境。意识形态批判正是其语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当它意识到自身的限制和行动范围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应该立即指出的是，对当代建筑意识形态基本原理的批判性分析并不假装拥有什么“革命性”的目标。这里的兴趣在于对于建筑学被资本主义发展所夺走的那些任务的准确认定，换句话说，即是从总体上资本主义从意识形态预想（prefiguration）中夺走的内容。

*本书原版于1973年1 月由巴里（Bari）的Gius. Laterza & Figli出版社出版。

基于此，我们几乎自动被领进了可谓是当代建筑的“戏剧”（drama）之中：即是说，看到建筑必然地回归纯建筑（pure architecture），回归到无乌托邦的形式；在最好的情况下，回归到崇高的无用（sublime uselessness）。与赋予建筑以意识形态外衣的虚伪尝试相比，我向来更欣赏那些真诚的人们：他们有勇气说出这种静谧而过时的“纯”；即便在那种不合时宜的伤感之中，同样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取向。

矛盾的是，赋予建筑学的新任务都在建筑学之外。对这一状况的认定，或者说是对这一状况进行历史的证实，我并非是在感时伤事，亦非是要做什么天启的预言。非是感时伤事，因为当一个学科的角色不再存在，妄图停止事情的发展过程无异于倒退的乌托邦，而且是最差的那种。非是预言，因为这一过程已经活生生地在我们眼前日复一日地展开了。若想要这一点的明证，只需要看看还剩下多少建筑学毕业生真的会去从事这个行业。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这个行业内部的衰落尚未导致建造活动中的相应技术人员的角色在机构上被限定。因此，人们尚存可操纵的空间，其中一切皆有可能。

这并不意味着对现状的清醒认识就不再必要。但找寻这一机构上被限定的角色，不能指望那些虚妄的希冀。要注意，这个目的自身其实还很模糊。除掉了过时的神话，在建筑学范围内放眼望去，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其他办法的可能性，看不到某种“工人阶级”的技术（technology）的希望。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意识形态是无用的，就如同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它是有害的一样。有了弗尔蒂尼（Franco Fortini）在《权力的验明》（Verifica dei poteri）中的研究，以及托伦蒂（Mario Tronti）、阿尔贝托•罗萨（Alberto Asor Rosa）和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的研究，我想我就不必重新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证明这个事实了。当然，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一旦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决定什么样的知识工具对于政治斗争有最立竿见影的效果。正是在此处，我的话语必须停止，当然并非出于选择。

很有必要从意识形态批判过渡到对程序（programming）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实际上对重要的生产关系施加影响的方式的分析。也就是说，在建造活动的领域里，我们必须进入那些具备必要的精确性和连贯性的分析中。对于那些不安地寻求操作式批判（operative criticism）的人们，我只能回应说，请他们把自己变成那些精确框定的经济部门的分析师，每个人专注于把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再组织和团结过程紧密结合就好了。

基于这些任务，本书仅仅算作一个序言。此外，考虑到我处理这些问题的刻意的概述式写法，本书仅仅是一个重写的历史大纲，且仅有其中的一部分得以印证。超越于此是必要的，不过我也并不认为将这个框架作为一个假设来提出完全没有用处，因为我们也并没有别的材料能提供这个假设的完整样式。而且，如果这样一个假设足以使得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的交锋更加自明、更加激进，那它本身就是一枚硕果。

文｜塔夫里试译｜安太然｜英译中，对照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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