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错乱的设计幻像｜《建筑与乌托邦》导读｜先锋之殇与建筑的死去活来（二）

原创回声·EG｜院外

编者按｜

自从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我们的理论推进也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前进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现在，是时候开始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空间生命政治的导读了。这是论坛第二场的塔夫里《建筑与乌托邦》导读。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这场导读的标题提出了主线论述，可分为三个部分：为什么是先锋之殇？先锋派（建筑）的任务止于计划的设计，比如凯恩斯化的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蓝图等等；为什么死去？对这一计划展开历史回溯，其死因肇端于学科成形之初；还能怎么做？只有破除建筑史的幻象，清算建筑学的计划要素，扩展建筑师除设计之外的新的社会介入能力与实践方式，建筑／物／建造才有可能能活来。导读人在已有的论坛记录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院外将分四期推送。

先锋之殇与建筑的死去活来｜《建筑与乌托邦》导读（二）｜2017

本文6500字以内｜接上期

塔夫里并不是在哀叹architectural dissolution，而是要以此为奠基去解剖那些再解决的方案。所谓的urban resolution，建筑要提供给城市以再解决方案。或者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城市为建筑提供了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条件，也正因为这样，在这种互为解决中注定的矛盾，建筑的政治才真地发生了。我在这里可以给resolution提供两个层次的解释，我们知道列斐伏尔差不多是同时期提出过urban revolution，城市革命，所以resolution是对revolution的“轻微”调整。这意味着另一个层级的解释，因为resolution除了解决的意思之外，还可以理解成分辨率，所以urban resolution需要考察清楚城市的“分辨率”，也就是建筑机制的技术。这是提供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限制性前提。

从之前对“先锋派运动”的批判，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塔夫里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关系，人类目前的历史。建筑师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实践者之一，与历史相关的是这个行业怎么逐渐成为所谓知识分子的？按通常的理解，建筑师不就是匠人、或者说技术人员吗？好像只有那些建筑批评家、理论家才称得上知识分子。但是在塔夫里那里，并不是在自身的学科机制中切分出这两部分的群体做比较，从而验证各自所谓“知识”的成分含量。顺便说一句，这种切分也导致了我们通常会在同一个创作领域进行研讨时看到的两类局面，要么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冲突，或者反之，形成某种内场的和解。我曾经反复强调的是，批评者的斗争场域首先是另一种批评，而不是别的什么。实际上在塔夫里那里，更开阔地，把建筑师／学这个角色放在一个更广范围的社会力量场中。这就关系到如何理解建筑工作程序中的设计与建造的分离，也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脑力与体力分工的现实状况。正是这样，塔夫里才可能不只停留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先锋派，而是把批判整个地带回学科成形时的历史起点的原因之一。在《建筑与乌托邦》这本书的第一章节，也就是回到启蒙运动时期，他是这么交待这个力量场的：

建筑师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者；对城市规划要进行个人化的干预（当然这是塔夫里顺着建筑师的已经成型的自我认同而言的）；对公众起到说服的角色；对建筑师群体进行不断的自我批评。这些相互关系的对抗是在形式研究的层面上。然后在建筑对象（客体）与都市组织之间。这就是建筑学上启蒙运动以来辩证恒常周期性出现的主题。

这段话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略显复杂。其实还不够复杂，因为随着建筑与城市的资本化进程，参与其中的力量来源会越来越多，参与这一力量场的的势力变化也会越来越快。那么对于建筑师而言，是随着自身所占据的社会运作份额的减少，斗争空间越来越少？还是随着社会运作多样性的增加，动态变化的加速，斗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的周期性命题，可以归结为在无能为力与无所不能之间的摆荡（周期）。当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斗争策略，一种是从内向外的，穿越体制的长征，一种是从外向内的，各种“建筑师”在不同的战线上展开工作，最终达成一个学科性的融合。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提一下“走向……新建筑”，简单地用两句背反的话来表述这种政治边界的复杂动态。首先是建筑师去争夺政治主导权，因为建筑对社会发展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建筑师。比如格罗皮乌斯当时在《新建筑与包豪斯》中提到过的，建筑师先把造房子这个事情给完成了，因为人类还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后一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建筑对“社会发展”很重要的，那么怎么可以只让建筑师说了算呢？我们并不是要在这两种立场中挑一个，而是要把它们放到各自形成的历史语境中去看，的确只能算是“立”场，并不是之后所说的“力”场。真正不可避免的矛盾并不在于学科的发展与融合，而是更理念一些的说法，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具体到摆在建筑师职业任务的面前，就是先决权和终决权的区别。所以我在2008年一次论坛上用过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方式勾勒出建筑师实践场域中遭遇的力量，分别是建筑物、建筑学以及职业、个体这四个方向。

接着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塔夫里在1969年的批判，在这一简化后的四向构成中，究竟是针对哪些人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论战的“敌人”有哪些？这个特定的年代，大背景就是左翼在现实社会运动中的衰落，这里无需过多展开，大家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批判对象如果还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理论家，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话，那么塔夫里的批判就不会显得有多不同了。他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前言当中的这番话，可以算得上是题眼，而且经常被他自己引用，也被别人引用：

“正如不能形成一种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有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这样就不能预示某种阶级的建筑学，为了解放的社会的建筑学”——就像第一场导读列斐伏尔所说，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是怎样的？无产阶级的艺术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塔夫里看来是提不出口的——“而只能为建筑学引入一种阶级的批判。”

在这本书的后面，他对现代“建筑（）”作了一个定义：“跟建筑相关的知识分子注定承担强化这个制度的作用，其唯一的目的是探讨‘建筑学是什么’。建筑学是历史地限定并在制度上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种进步以后又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前景起作用的一门学科”。所以他更多的是对当时建筑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学科上的挑战，他对传承下来的比如那些用类型、用空间等等来论述建筑史的一些建筑批评家、建筑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群体提出了挑战。后者主张能够找到一些属于这个新时代的观念，用来改变世界、改变社会、改变未来，从而人类就得到解放了。这实际上就是塔夫里一直要批判的启蒙运动以来的建筑学的政治动力与幻像机制之所在。换言之这一幻想机制在我所谓的四向构成中制造了建筑学与建筑物之间的短路。塔夫里会将这种“短路”斥之为操作性(operative)批评，其实就是以实现为导向的，能起到效果的批评，根据现在的需要去裁切历史，为现在的行业服务的批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降格了的“批判”，就是通常说的评论，我认为这个词也可以翻成“实操性批评”。

我们可以从中引出塔夫里与本雅明之间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关联，比之前所说的architectural dissolution更为根本，历史观上的关联。怎样一种历史观？这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有很多论述，我不展开，只比较一下，尽管弗兰普顿在自己的开篇中也引用了本雅明那一段“新天使”，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一部是批判的历史，另一部是自我批判的历史，所以两者之间还是有相当区别的。简言之，本雅明的时间感，他所提出的历史的“救赎”不是通常的建筑史描绘的那种“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从胜利走向胜利，总是不断创新，不断出现新的风格”的历史，而是不断处在危机的爆发与解决的这一周期之中的，底层是对危机的遮蔽以及克服危机的再现的历史。所以建筑学的连续性不是表面上的风格、手法更迭的连续性，而是危与机的连续性，作为“历史”事件之间的爆破式的连接。在这种认识下，之前的建筑历史写作可以被看作是，在形式研究层面上不断重新出现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过程。暂且不论这里的“形式”在我们之后的解读中还会带出怎样一些新的看法，先可以小结一下，在读了塔夫里之后留给我们的重大问题，或者说重大困惑，倒并非我们还能怎样去写一部塔夫里式的建筑史，而首先提供的是一种批判，建筑史为什么会被写成原来那样？还能不能、有没有必要再那样写下去了？

我们可以从接受史倒叙回去，其中也包括塔夫里的著作在內。因为这本书是意大利文的，本身写得比较迂回晦涩，那么英译本呢，业界大多觉得翻译得不够好，有一句调侃的话，感觉就像一辆意大利的法拉利汽车被改装了成福特汽车。所以导致今天我们重读塔夫里的时候，有的人甚至觉得必须去，或者说只能去读意大利文的原版。其实这个理由是国内的一个建筑批评家说出来的。他认为最近有些人在引入塔夫里的批判，但懂意大利原文吗？就靠英译本怎么能理解塔夫里的本意呢？但是在这个看上去堂皇的学科理由之后，才是他说这番话更重要的原因，况且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实操性批判。所以当代就被缩减为当下，或者说反之，当下被提升至当代，由此一切皆当代了，一种将“批判”当作前缀成为了所有实验的代名词，这觉得这才是“只能读意大利的塔夫里”的真正重点所在——即使有了意大利文也不要用！

作为导读人必须承认我不懂意大利文，也只能靠英文版来理解他。但我认为不要简单地把他放在学科内部，做一个好像是“专项”的研究，而是要把他自身的脉络、内外的联络梳理出来。所谓必须细读的要求，会给人们造成另一种错觉，因为你不一定能知道他对建筑的很多分析和研究，你没有那样的经验或知识等等，所以你的读无法开始。但是当你大概知道塔夫里是处于怎样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你也就可以知道他整个“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到底在处理什么问题了。比如他在《建筑与乌托邦》开篇就提出了一段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非常有关系的话，而在这本书的最后，他又明确给出了他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去破除幻象，破除建筑史上已经有的建筑师的神话，要去神秘化。在现在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这些神话比较脆弱了，是比较无力的，但是恰恰因为有这样一些历史的神话，确保了建筑师这个行业（体制里的一个行业）还存在着一种幻象：无论如何，我们做设计的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塔夫里明确反对其他建筑历史理论家的批评方式，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实操性批判。我们就可以将塔夫里的意识形态和他之后提出的技术分析路径，简要地对应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悲观的说，虚无的说，塔夫里毁掉了建筑的历史，但是乐观的说，积极的说，塔夫里是给建筑的历史写作腾开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我们之后再展开。塔夫里是站在否定点上的，对当时建筑历史、批评的主潮流的否定。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读塔夫里，并不一定要知道他“讲了什么”，而首先要知道他否定了什么。同时要知道，他不是在提供一种多样性的选择。即使我们拿到了可靠的意大利文本，并不意味着我们又多出一种理论来了，原来读了那么多建筑理论、历史书写，现在又多了一种塔夫里的建筑理论，并非如此。在别的场合我讨论过目前建筑师群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我戏称为偷税漏税。房子做得好时，建筑师们大多会说“这是我的作品”，我如何克服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巴拉巴拉巴拉。如果房子做得不好，建筑师们也许会说，这其实是政府的问题、甲方的问题，“它要我这么做的”，资本的问题、材料的问题、工艺的问题等等。如果后者叫漏税，那么前者就是偷税。其实我倒不在意这里的责任认定，这一现象更能说明的是，建筑在中国慢慢发展起来的与外部（西方）语境结合的对话中，建筑师把自己的集体技能限制在最终不得不借助“设计”客体的表述之上了。

有的评论者可能会觉得在塔夫里的那个时期，建筑学进入了一种复数的历史，但是在我看来，塔夫里提出的是一种负数的历史。有一段话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塔夫里1969年写了《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之后，马上在建筑（学）领域得到了一种反馈，说他在宣告“建筑之死”，或者说，“建筑学死掉了”。然后塔夫里不紧不慢地在《建筑与乌托邦》的开篇说：“我并不急于应对这些问题。”而是一并来回答，就像篇尾他的任务仍然是要把这些神话清除掉。打个比方，其他的建筑批评者说的是，塔夫里你这样写，就是偷走了我们建筑学的钱包啊，而塔夫里的回应似乎在说，我并没有偷走你们的钱包，我只是把钱包里的钱全部拿走了。这是反映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里读到的一个对建筑学的祛魅（去神秘化，同时对历史价值要重估）的这样一种总攻的态度。但更严重的是，塔夫里不仅要偷钱包，因为偷走了钱包，建筑师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挣啊，还能赚出新的钱来。塔夫里的批判把这点希望也都消除掉，他可以不偷你的钱，但是已经偷了你钱包里的身份证。也就是说，虽然还有钱，可你并不能证明那就是你的钱。所以塔夫里的判词才会造成更大的恐慌：难道说，设计（建筑师）真的就没希望了？

造成这种恐慌的原因究竟在哪儿？我认为主要不在塔夫里那边，而是在阅读者，也就是接受者身上。因为阅读这些文章的人自己大多是做设计的，或者想要去指导设计的，按照实操性批评的看法。所以他们在为“设计”着急，当他们看到塔夫里说“建筑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是把支撑设计的希望的那些幻象给破除掉”，就很容易理解为整个没希望了。这是因为接收者大多默认了设计是建筑师必须去做的事情，甚至说，这个体系得以成立就在于做设计，有且仅有这样一种实践方法。所以他们不会怀疑塔夫里这句话中的“设计”这个词，只会感觉到塔夫里把所有的希望给搞死了。

建筑之死一说，涉及到导读标题里的“建筑的死去活来”。如果建筑还是把支撑自己的机制奠基在设计这样一种唯一的实践方式之上，那么在塔夫里的批判炮火下，建筑学肯定是死掉了的。但是何谓活来？塔夫里实际上在这句话里是留了些口子的。当然他并没有直说，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其一，他的意思是（在这一点上，他说的是反话）不要执着于一种（设计）实践方式，可以改变嘛，不要毫不怀疑“设计本身”，这样不就有可能活过来了吗？其二，他在设计中的希望，幻像之前还有一个前缀，我理解成“时代错乱”。在这段话之前，塔夫里写到“建筑师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形中，承担起技术人员新角色的主体，建造活动的组织者，规划者等等。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到，在技术智识的工作与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之间可能发生的遭遇战，或者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这里的时代错乱，不是我之前说的（阿甘本）“不合时宜”，而是真的错乱了。

在这里我再向学科外联系一下，塔夫里是少有的能在建筑学界之外被联系到哲学、人文学科的几个人之一。杰姆逊专门有篇批评文章，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其中把塔夫里的辩证历史观抬高到和阿多诺、罗兰·巴特相提并论的地步。国内有评论者也引用过，但是没有交待是在杰姆逊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这种比较，读的时候会以为是个“公论”，其实这就把塔夫里给神秘化了。我并不认为塔夫里达到了相似的高度，只是说他的辩证历史观与阿多诺、巴特的悲观的、否定性的有共通之处。塔夫里经常在文本中引用本雅明，很少引用阿多诺。但是我觉得他的路径的确是越到论述最后越接近于阿多诺。我们私下里交流的时候会问，塔夫里到底是“含本（雅明）量”高？还是“含阿（多诺）量”高？因为本阿之争是我们这一系列导读之前的matrix，母体。

塔夫里的知识分子焦虑，就是知识分子（建筑师、建筑理论家）的身份焦虑。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的开篇说，如果社会真没病，谁想坚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想享受下幸福生活？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被人们对待的呢？病重了的时候是药，病刚缓解一下就不想再碰了。但是在一切都在加速的社会状况之下，要么药不能停，要么只能何弃疗了。所以回到希望还是要有的，我把“希望”联系到从列斐伏尔那条空间批判线下来的大卫·哈维、卡斯特等人吧。并不是不给设计以希望，而是说希望可能在“希望的空间”（哈维）。然后也还要有“计划”（project）。不是塔夫里反对的那个，而是卡斯特关于“计划性认同”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展开“计划”的一种方法。他区分了三种认同。抵抗性的（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筑起抵抗的战壕，并在不同于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合法性的（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的，扩展并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以及计划性的（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得到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在我看来，简言之，抵抗性认同——我们不是全部的人民，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更多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但会导向邻避运动；合法性认同——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代表人民，寻求利益分配的方案，例如对公民社会的接受；计划性认同——我们不是全部的人民，所以我们是人民，这是对公共的重新定义和对共同的召唤。

当时塔夫里在学科（知识分子身份焦虑）内部造成的爆炸性效果，是从自由知识分子到葛兰西的有机（有组织）知识分子的转向。尤为重要的是，对组织的再选择和再生产过程。用他自己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些过时的说法，“在建筑学范围内放眼望去，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其他办法的可能性，看不到某种‘工人阶级’的技术（technology）的希望”。重新赋予建筑学以希望，要从重新定义“建筑师”开始，不是说可以按照现代建筑、先锋派一直走下去的，其实是在假装，假装它还有用。我们可以用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提出的“建筑师的形象”做个小结：这与专业人员无关，而是指在构建和组织空间过程的全部讨论中的某种中心性和位置性；参与任何劳动过程的每个人，都更像“建筑师”而不是蜜蜂；包括个体，都是有意识的政治和社会选择的作用，以及必须对之反应的随机事件；它取决于人们如何重组全部技能，包括生存竞争和斗争，协作、合作与互助，适应生态环境，改造环境，安排空间秩序，安排时间秩序等要素。

换言之，这里的“建筑师”提供的是共同行动的技术，不只是专业技能，而是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与专家政治的不同。中心性和位置性，是“我们-主体”，是去达到这样一个位置，它关乎演化的未来，因此，建筑师关乎演化的“演化系统”。……现在我们怎么从塔夫里的角度去理解“建造”这个问题呢？包豪斯的1919年宣言中说：“创造性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建造。”当时的情境是设计师、建筑师的角色还没有正式成型。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样了，建造的主动权，大量的主动权肯定不在建筑师手里。所以必须把包豪斯的宣言颠倒过来说，“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将汇聚到建造“。所以仍然还是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去探讨的。不是说包豪斯、柯布西耶那一代的理想破灭了，我们就觉得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就可以完全不要了。

文｜王家浩

责编｜回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