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艺术合作社”怎么作？｜批评·家170514活动回顾

原创批评·家｜院外

编者按｜

批评·家是一个时刻准备着的后勤策源地。自2014年上线以来，“批评”（criticize/critical）这个与危机（crisis）有共同词根的词，一直是小站不言而喻的基底。“批评·家”不定期地召集批评家与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组织线下活动。本次推送的是170514活动“共艺术合作社怎么作？”讲座的回顾。这次活动是由“共艺术合作社”(CACO)的发起人为我们讲讲这个台湾第一个通过社会局审核正式立案、由艺术家组成的合作社，在怎样的情境中，以怎样的态度，怎么合，怎么作，怎么社？主讲人介绍了自己为什么从前学建筑，后来搞社会运动，然后又回到非常根本的、看起来一点都不radical的“合作社组织”……回顾台湾这一代，就是1960年到1970年生的这一代的一些基本的故事。

批评·家｜170514

活动时间｜2017年5月14日｜16:30-19:00

活动地点｜杭州六合天寓｜3-1-2001

召集人｜张欣悦

主讲人｜黄孙权

从建筑到社会运动

我父母是很辛苦的那一代，可是到我们这一代，口袋里开始有一些零用钱了，我们可以去买黑胶唱片，买国外的杂志，换句话说我们生活有很多余裕，abundance。那种生活余裕一直是次文化或者反抗文化一种非常重要的根本。所以我一直说，反抗文化，或者地下文化或另类文化，它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剩余，其实对资本主义来说非常好，因为你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市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风格。而资本主义是没有道德倾向的，资本主义不会不喜欢gay，对它来说你就是新的可以卖的对象。

二十几年前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随便去一个地方工作，大概就台币三万块左右（人民币六、七千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一代很富裕，你们可以理解说，我随便打个工或者是去做家教，就有很多其他时间去搞运动，玩我的band，然后去搞一些刊物，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困苦，这是我们的历史条件。很多人说学运世代就是比较勇敢啊，聪明啊，反抗啊什么，我一直不觉得，如果你回过来看，我们只是刚好在一个历史的机会里头。

可是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如果刚毕业的话，他们的薪资可能还不如我们二十年前的薪资，但我们的消费水平已经跟二十年前差了多少？我们之前还会用这一代人的标准去质问我们的下一代人说“你们为什么都不去搞革命，为什么不去搞运动？”如果我们再用这种价值观去跟我们的下一代讲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无效的，因为你并不能动员他们，你并没有触及到他们日常生活基本的东西，历史条件不一样了。

1997年，我还在念硕士的时候搞了一个运动，是跟都市更新有关的，这个资料很多，简单来讲就是我本来应该做一个正常的建筑师，或是景观设计师，或是都市计划师，后来一搞这个运动之后就放弃我的专业开始搞一些乱七八糟的。

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我找了很多有名的教授去台湾的AIT（美国在台协会）前面喷漆，当时有一个跟美国西雅图合作的国际工作坊，在阳明山上很靠近文化大学，私立大学，有很多学生。可是住宿费很贵，很多学生没有房子住，在这种学生都住不起的地方搞艺术计划、博物馆就很扯了。我就说我们不要这样干了，所以我就延续反美的情绪，把AIT的墙跟路全部都漆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在上面演行动剧。后来我们所有人都被警察丢出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虐囚事件”，晚上我就做一个公开讲坛，讲美军那时候是怎么样虐待伊拉克士兵的，。

2002年的时候，我是在台湾第一个做艺术进入社区，或艺术进入社会的策展计划的人，但那时候我不会用那个词，因为那时候根本还没有那个词，我用的词比较简单，反正就是让你艺术家进来，规定三个月，你的作品要跟居民发生关系，就结束了。后来用了三年，就让那个地方变成一个艺术村。

我们给政府做规划以前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不要玩这种游戏，就去搞社会运动了，另外一种就是你去当乖乖的建筑设计师去帮他们做规划，可是我们想从中拉出一个缝隙来，就是我们可以帮政府做规划，可是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谈条件，要到一点点我们想要的东西，大概就这个意思。当然后来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这就是我们2002年到2004年。

2011年我们做了一个“说书人计划”，那个地方叫做“生日公园”，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生日说书人计划”，就是那些长辈生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来到那个现场，给他一个生日的talk，让他带一本书、电影的影片或者是音乐，然后我们把那些书、电影或是音乐变成我们图书馆的资料，通过每一个人来累积生命记忆。大概做了一年多，我们后来就有一个展览，生日说书人的展览。这大概是台湾参展人和观赏人都是年纪最老的一个展览，平均七十岁以上。

2013年，到劳工博物馆，这是我做的另外一个展，是跟外劳有关。各位可能知道第一部电影是卢米埃尔拍的，他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工人下班，工人下班其实是拍他自己的工厂下班时候走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就用他的形式去拍了台湾的外劳工人下班，这是在凌晨，台湾高雄的一个电子加工厂出来的人，都是菲律宾人。台湾有很多电子加工厂，都是大夜班，就是晚上工作，凌晨六点下班，机器反正不会累嘛。我们拍了很多，然后就做出一个劳工博物馆。这个展览是2013年到2014年，这是到目前为止高雄单一展览观赏人数最多的，大概两百万人去看过这个展。

2013年到2016年就是“诸众之貌”，这其实有很多影片可以看，反正我们做了很多，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简单来讲，“诸众之貌”是要做一个亚洲社会运动资料库，我们都知道艺术有很多资料库，可是社会运动从来没有资料库，我想做一个亚洲版本的社会运动资料库，所以我们采访了很多人，有很多素材，然后拖到网上做一个这样的资料库。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做“multitude.asia”。可是各位要知道，数位资料库基本上是没用的，除非带有特定目的去找资料，数据库本身的档案或访谈就只是放在那里了。因此我们的做法是，收集到的文献、视频等档案全部放在一个地方，但是最后的呈现是以完整的访谈稿和影片来讲整个运动的过程。

以印度为例，我们访问了大概十几个科学家，他们大概是1960年到苏联去求学的，都是研究核能、电子、机械的一流科学家。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老先生，MP博士。他60年代去苏联学核能，回到印度以后，就去原子核能研究中心做研究，觉得印度要发展就需要硬科学嘛，发展核能发电等等，可是他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觉得很闷，所以他去参加了一个共产党的议会。那时候印度有70%都是文盲，他说我研究了那么多的科学，帮国家发展了核能等等，可是最后我们的人民都是文盲，没有任何知识，那我不知道可以干嘛。所以他觉得科学并不是科学家的知识，科学应该是让人民有拥有知识的能力，那才叫科学。所以他就离开原子核能研究中心，去当时克拉拉邦的共产主义政党工作，然后找一群科学家，开始编印度的教科书，从小学教科书、中学教科书开始编。他们编了很多这样的教科书，后来变成一个很大的运动，他们搭着火车，然后用卡车去各个地方巡回。发现农民并不喜欢念书，所以他们就把教科书的东西变成舞蹈。我们那时候去印度看了很多这样的村落，这个运动大概进行了二十年，让印度的文盲从70％降到20%。来上过他们课的有上千万人，然后来自全球的志工和义工有200万。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印度南方的克拉拉邦，它在全印度是GDP增长最低的地方，是印度最贫穷的一个省，但是它的幸福指数是全国最高的，它们的识字率也是全国最高的。

我们在处理这一类资料的时候，不是做传统的纪录片专门记录一个事件，而是用一种相对美学化的方法来讲述整个社会运动的发生。譬如我们这个故事是在讲香港独立媒体，可我们其实是在讲这十年来香港的社会运动，它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做资料库的概念，不是在讲一个团体成功的故事，我们在讲这个团体成功的故事里头牵扯到多少人，多少事件，多少年轻人，他们经过这个运动之后变成什么另外的样子。

关于合作社

台湾的合作社法是60年代就开始有了，后来就没有修改过。正是因为后面没有修过，它保持了很多朴素的正义分配原则。很多法都在修的过程中越来越偏向资本主义。但是合作社法没有被修改，所以它保持了很多朴素的地方，比如说，合作社法规定你们这个合作社如果赚钱的话，20%要拿出来当公积金。就是不回到你们的，你们要办很多公益活动才行。10%要变成公益金，公益金要捐出去。谁开个公司要捐30%-40%啊？疯了吗？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人敢搞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让我们重新调整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办了自己的合作社，譬如说，我们自己的生活、食物怎么做，我们找来很多学生，在那个空间做作品，然后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办过展览。

台湾过去有过很多合作社，慢慢没有了。对于农民来说，合作社的意义就是，农民买不起机器，坟土机、播种机，就去跟农会，或者地方的信用合作社，跟他说我们一起来贷款买一台机器。或者说没有钱买肥料，我们可以去贷款。台湾的90年代，特别是加入WHTO以后，有一波非常严厉的自由化／私有化过程。地方的农会、合作社、或合作金库，全部都私有化了，全部都变成不是农民共同投资的，全部都变成私人公司了。所以农民的保障越来越少，这是台湾特殊的状况。

按照台湾的合作社法，只有两种类型的合作社，一种叫做消费合作社，像台湾很有名的主妇联盟，就是我们一群主妇，我们去跟小农，小农是做有机的，我跟一千个小农合作，你的食物就送我那边，我就送你都市里头的家庭。有点像集体购买。台湾最大的合作社就是主妇联盟，她们有50000个授予人，假设一个家庭最少有3个人，因为她们都是主妇，可以想象有250000个小授予人。主妇联盟会带动很多有机的、友善的小公司在没有任何中介环节的情况下直接送到消费者。这就是消费合作社。

另一种是，比如农民要去买种子，买肥料，买机械，我们没有钱，我们想到合作社，用合作社的名义去买，买完了我家用完你用，你家用完他用这种，这是生产合作社。

在成立合作社的初期，我们就被问到，一群艺术家搞合作社，是消费合作社呢还是生产合作社？原因是这样的，比如说在韩国、日本，他们重新修订有一种合作社叫产交合作社，一个新的词，叫producer-consumer，prosumer。就是因为很多类型，你很难说它是生产还是消费，它都有。就像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其实同时生产，同时消费。可是台湾的还没有改，我们只能有一种，名字只能是有限责任，要么就是消费合作社，要么就是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定在名称里头的。后来我们问内政部的社会部，科长说，“艺术反正是有钱人玩的，是消费“。于是我们的就是消费合作社了。

我们刚看的合作社影片里头，有一段就是我们在上海办了一个合作松，请了韩国、香港、台湾还有中国的一些NGO来讨论合作社。就是现在全世界在讨论合作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们可能听过，叫做平台合作主义。你们知道平台资本主义，像AIRBNB，像UBER。可是UBER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计程车司机，自己搞一个这种APP，搞一个合作社，就不用透过打车软件了。国外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他们在重新想象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国际的剥削型的大公司，像AIRBNB，像UBER，重新拿回权力。我们也组一个合作社，然后我们用合作社的方法，去创造一个我们自己需要的应用软件，把权力拿回来。合作社不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从来都不是，它是一个内倾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我们只是想让日子变得更好，不要管资本主义，我们要管的是在现有的体制里我们怎么可以活得更好。因为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很迫切，甚至如果你真的是左派，或者真的关心民众的话，那你不得不关心他们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事情，他们根本不会跟你搞革命，他们根本不会跟你上街头，因为他们就是要过活。

问题是，你怎么样让过活变得稍微有点意义？它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说，我搞很多跟我以前的理念违背，不是搞运动，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我当然也知道。可是同时我们很多迫切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开始发展反抗平台共享经济的这种东西，这是从单一合作社，慢慢变成一个国际型运动。简单来说，你知道David Harvey曾经对合作社或者各种无政府的乌托邦主义一个严厉的批评就是，你们这种单一的合作社，单一的社区，再怎么美好，都不可能革命的。因为做一个单一美好的单点，你们是不可能革命的，因为你们不可能有钱。

所以平台合作主义，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上合作起来。比如韩国最大的合作社联盟ICOOP。在1998年的韩国，有非常严重的一个亚洲金融风暴，整个瓦解。韩国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不需要提供资本主义另外一套新的模式，所以当时非常的进步，如果要成立合作社，开咖啡店也好，托儿园也好，3个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台湾就规定是7个人以上，韩国只要3个。政府会补助几十万韩元，不是很多，就可以开合作社。其意义就在于，我们一群人自己组织成为合作社，互相帮忙、服务，所有的收入重新分配，按照合作社的精神分配，这样就可以取消在之间的中介。

合作社做失败的例子也是有的，最有名的就是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蒙德拉贡现在大概有好几十万人，在西班牙，早期就是一个神父，带着几个学技术的工人搞的。然后越来越成功，人数众多，遇到过两个最大的挫败其中一个就是在中国。蒙德拉贡有一次到中国来设厂，中国的薪资比西班牙当地的低，全世界左派跟合作社人都反对说，合作社内部所有的工资应该是一致的，合作社精神嘛。那在中国，为什么可以中国人的工资跟西班牙人的工资不一样？全世界的左派都骂他，他们社员也骂他，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在中国设厂，谋取的就是便宜工资。所以后来蒙德拉贡就把中国的厂关了。合作社越大遇到越多问题，要扩张又要竞争，就会回到资本主义游戏了。关于这一点，韩国的做法是，我们不竞争，用合作的方法共存。譬如说，幼儿园要吃东西吃午餐，那能不能跟另一个合作社订东西，比如生产合作社，做食物的合作社？把小的合作社重新变成一个联盟。就是说，你们不需要统一，但是你们需要联合。我们并不需要一模一样，或者一次过往一个目标发展，可是我们大概每个都是独一的，这个独一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联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运作原则。所以现在很多国际上谈的平台合作主义，是把权力从AIRBNB，嘀嘀打车那种大公司拿回来。合作社联盟其实是要避免蒙德拉贡那种大的合作社的一些毛病。

“共艺术合作社”

我们办很多活动，从修房子开始，也办很多共食的活动，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一起来煮饭，另一种是主厨来煮。因为我们在眷村里面，眷村里面很多妈妈们是来自中国各省的，从不同地方、四面八方到台湾来。然后每个都会做很多地方菜，我们请她回来，教我们煮地方菜，我们让食物变成一种共同的记忆，她们教我们年轻人煮饭。因为那些妈妈在家都没事干，其实她很想煮饭。所以我们叫“主厨日”，邀请这些妈妈回来教我们做菜，我们会整理出一个食谱来，就是中国各省地方菜的食谱。另外一个我们做的比较radical，我们在做剩食（剩下的食物）运动。我们去菜市场捡每天卖不完的很多剩菜，那些剩菜其实有的就丢掉了，有的就喂猪，我们就跟很多摊档谈，他们会把卖不完的菜给我们。一开始只是因为大家都要吃，所以用便宜的方法来提供吃；吃一吃我们觉得很无聊，我们请人家来教我们做好吃的。可是可以吃还不满足，还要吃好吃的，吃好吃的就要靠主厨。到了最近我们在想不是吃不吃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recycle，利用过期食物，但是可以吃。过期的食物很多时候是可以吃的，比如台湾有很多SEVEN-ELEVEN，那里有很多便当、三明治、面包，它基本上晚上就全部要丢掉，公司严格规定不能给流浪汉、也不能给社区，全部要回到公司的系统中去。我们就在想象这些食物到底要浪费多少？我们人类好不容易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年代到这个年代，可是我们在浪费不同的食物。这是我们合作社非常核心的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共艺术合作社选址在黄埔新村，所在房舍对面是孙立人将军的财务长，斜对面就是郭廷亮的住所。在眷村里就是随处都充满历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是全世界做田野调查最方便的，因为你不需要去做。老伯伯老爷爷们六点就来敲门，强迫进来跟我们讲很多故事，每天都巴不得来跟我们讲故事。当然了为了增进跟社区的关系，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来建立。我们说我们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想在眷村做一些东西，听他们讲故事，帮他们写春联、整理房间、包括做菜一起吃也是。这个社区聚集了黄埔军校里的这一群人，全部都是最优秀的军官，所有老先生当年都是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在1947年的那个年代，其中还有很多文学家、翻译家，白色恐怖使聚集在村子里的当时很优秀的年轻人变成垂垂老矣的老者，一辈子没有任何升迁机会。本来可以很和睦的社区，也不讲话了，因为并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蒋中正派来监视的，所以四分五裂的，并不知道谁是谁。那是悲惨的20年，那一代很多时候不敢讲以前的事情，可是他们的父亲也都去世了，他们是第二代，其实也60岁了。我们就会组织很多老人一起吃饭的活动，就有三位老人开始讲故事。我爸爸就是孙立人的部署，你爸爸也是，奉献几十年，我爸爸是总部长，你爸爸是翻译官这种，他们都是很高阶的。后面一位老人家结果说，我爸爸也追随孙立人十年，但是我爸爸是被派来监视你们的。然后三个人变成了好朋友。我觉得食物的重点就在这里。比如说，你邀请他们来，喝一点酒，他们开始放开心里，每个人都可以把故事重新讲出来。通过吃饭、喝酒，你可以发现，以前的不解、愤恨、猜忌，全部在餐桌上瓦解了。这个是田野，这个是力量。吃饭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听到很多荒谬的故事，原来你爸监视我爸，谁谁谁是你爸爸告状的那种。看起来我们像是在用很欢乐的方法在这里生活、解决很多事情，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村里有很多历史的重量，是需要花点力气去处理的，所以我们才用这些“暖”的方法。就像是我们后期的纪录片做了很多奇怪的效果，像VR，对于老先生们来说简直莫名其妙，可是我们带他们去3D摄影棚，帮他们建模，他们很兴奋。我们透过新的方法让居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口述历史，让他们愿意说话，这需要很多花时间。我们觉得也只有这样做，用一种新的方法，艺术创作才会有别于一般的口述历史或者纪录片。

2016年起，我们开始修房子，办申请文件，招募社员，卖作品，办展览等等。台湾很多社会生活都是这样，不仅是眷村，即使生活在大都市，我们也没有很多选择，出门去便利店，超市。传统市场在都市里越来越少了，基本上买不到传统市场的食物。所以的东西都被中介过了，被城市剥削过了。所以潜台词是，我们在历史的核心，也在历史的未来；是在具体的社会空间里面，重新想象艺术怎么生产，而不是艺术介入社会这种无赖的做法。

Q：

一开始说到合作社，以后会变成类似博物馆。除此之外，也会提供空间。就是说，你们试图在抵抗资本链，可是最后仍然有被收编的感觉，哪怕立场不同。也就是又会被资本化嘛？

A：

两种方向，一种是变成博物馆，一种是变成艺术家驻地。现在让艺术家住进去就是为了保障这种模式。如果想一个最终的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革命者、左派哲学，最容易犯的就是革命的目光在远方，想一个很远的目的。可是问题是现在要不要做？做的话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可是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即使无能为力，也可以去想当下可以马上做的，聚在一起就可以开始做的事。收编的模式是既定的，问题是在模式底下可以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