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福柯的最后一课（02）｜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导读（共两讲）

原创回声·EG｜院外

编者按｜

本文基于2016年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进行的“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中导读福柯的部分，共有两讲，分别关于福柯的《性经验史》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第二讲将分为四篇推出，这里是第二篇。生命政治学的源头至少要追溯到福柯。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的牧领时期，国家理由的时期，最后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期。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为了探究生命政治的起源，福柯研究了自由主义的体制，并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治理方式。这不是由自然法、天赋人权所奠定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权力技术学”，其中，被统治者必须要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它的治理通过给予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来达成。它通过鼓励，而不是限制和禁止，来达到“好的政治”，即经济学上合理的政治。如果经济学的治理理由已经无法被反驳，而自由和多元性成为了这种治理的要素，那么问题是，人该怎么办？或者说艺术该怎么办？福柯的探索指向一种自我治理，即“直言”——说真话，而不是说真理。“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后续讲稿将在院外陆续推出。

第二讲｜福柯的最后一课（0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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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历史演进

下面介绍一下我读书的时候做的一些笔记。

首先福柯讨论的是几个概念：什么是治理，什么是治理技艺或者叫做治理术。治理术其实就是说，治理的理由是什么，你根据一些什么概念对你的治理进行一些反思、一些评价，来说我是一个好的治理或是不好的治理。那么福柯这个时候就采取了一种现象学的方法，一种还原的方法，他问道：假如不先承认国家、社会、主权、臣民包括公民或是人民（这都是现代政治学的概念），那么我们可能书写何种历史？他要回到历史本身，不要在这个概念的框架下去看历史，治理的历史或者说政治权力的历史，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考古学方法，或者说是一种谱系学的方法。

首先，治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国家理由，就是民富国强。大家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6世纪就确立了国富这样一个理由，因此国家就成为独立的一个实体。这个时候对治理进行限制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是重商主义。国家要通过它的商品贸易要多积攒一些黄金，增加黄金储备，这样国家才能富。就是说，对外贸易的目的是增加黄金储备，所以要贱买贵卖，对外贸易要顺畅，这是重商主义，福柯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治理方式。第二个治理的因素，就是对国家内部进行管制，用我们熟悉的话叫做维稳。国家治理的第三个因素是说要列强争霸。除了经济和政治的理由，治理还有外交和军事的理由。那么这三个因素就是国家理由。为什么要有国家理由？有这三方面的因素。而对这种基于国家理由的管制，对它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在法律，在自然法或者说自然权利。这是福柯讲到的现代治理方式（或生命政治）诞生之前的这样一种状况，也就是国家理由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在18世纪中期，就从国家理由这种方式走向了现代治理方式，也就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词。这是一个法文词，也是自由主义的经典，就是自由放任（let-do）。国家不要管市场，不要干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治理不再分合法和非法，而是分好的治理和坏的治理，聪明的治理和笨拙的治理。这个时候对治理的限制就不是来自于法，来自治理是否侵犯国民权利什么的，而是来自于事实，就是说，你这种经济政策和治理能否带来好的结果。这个时候，治理的批判标准，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就不再涉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了。这个时候，为了对治理进行批判，就需要政治经济学。

对于政治经济学，有很多人都提出了定义。有各种实证主义的定义，比如说“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分析”，这是对政治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或者说，从国家理由的角度定义，政治经济学是“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的总和”。福柯却给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福柯说“它是确保治理理由作出自我限制的知识”，就是防止治理走向过度的知识。因此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国家理由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它不是为了反对国家理由。虽然我们看到国家理由被新的治理方式所替代，但这并不是一种对立的替代，新的治理还是基于国家理由的。比如说民富国强，还是治理的一个目标。虽然目标没有变，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上却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就从重商主义走向了重农主义。重农主义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它认为农业生产才创造价值，其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因为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到今天仍然是。因此重农主义代表了农业的利益，认为农业跟工业、商业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要重农、抑商、抑工。它当然是为法国这一专制国家服务的。

在这里，福柯明确区分了两种治理的理由。前面那种基于国家理由的治理，是以自然权利（也就是自然法、天赋人权）为理由的。现在政治经济学出来之后，像天赋人权这样一些意识形态的话语就没有意义了，治理的好坏和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没有关系了，得位正不正（用中国古代的说法）、革命有没有合法性都不重要了，问题在于这个政权的治理是不是对的，有没有让GDP增长，有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个时候是用这样一些标准去衡量政权的。所以政权的合法性不是重要的问题了，关键是治理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么治理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你有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不是说国家有没有成为公平正义的代表，而是说你的政策是不是符合科学，符合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说国家领导人是不是道德上有问题。道德根本不是问题，就像比尔·克林顿都被弹劾了，但是道德败坏根本不影响他是不是一个好的总统，因为他把经济搞好了。这之后我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标准都不太一样了，道德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有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就有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福柯就说了：“一旦知道了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就掌握了生命政治学。”我在后面加了一个注：“生命政治学的别名叫做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谈自由主义，其实是在谈生命政治，但是一些小资、小清新在谈自由主义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谈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用尼采援引的叔本华的话来说：“正好像一个水手，在一望无涯的怒海上驾着一只小船，山一般的波涛在起伏咆哮，他却信赖这微小的一叶扁舟；一个个安然在充满痛苦的世界正中坐着的人也就是这样信赖着个体化原理，亦即信赖个体借以认识事物，把事物认为现象的方式。无边的世界到处充满痛苦，在过去无尽，在将来无穷，那是他体会不到的，在他看来甚至只是一个童话。”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一个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你们外面怎么打仗，经济怎样，反正我自己只要做一个吃货，各种海外代购，每天去美容，他过他的小日子、小确幸。这个是小资的自由主义想象。但是福柯认为问题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的治理、对生命的治理。这是他的第一讲。

4｜何谓自由主义？

在第二讲里面，福柯继续谈这个问题，从18世纪开始的治理技艺。这是个转变，也就是节制治理，适度的治理。它是国家理由的发展和完善，我还是要强调，这不是对国家理由的反对和更替，而是发展和完善。这个时候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就是治理是不是适度，有没有过度治理，因此这个时候福柯就用他的那种谱系学的方法来谈市场会成为一个真言体制的问题，这部分就不多讲了。他其实讲的是，真理是人为产生的东西，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东西。政治经济学到今天就是经济学了，很少谈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了。它给社会建个模，两边一积分，结论就出来了。我有很多商学院的博士朋友说他们现在基本只会玩数学了，跟人间没什么关系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真的已经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沉闷的科学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成了真理的场所。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价值规律和“看不见的手”。就是说，为什么国家不应该去干预市场呢？这是斯密的很著名的一个假设，他说：“你真的以为面包师是为了你不挨饿而去烤面包的吗？裁缝是为了你有衣服穿，不被冻着而去做衣服的吗？不，他们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把面包卖给你，把衣服卖给你，他们自己就得到钱了。所以自由主义的假设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放任，国家不去干预，不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那么这就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当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假设，或者说自由主义的神话，自由主义的谎言，但是很多人很相信这一点，就是国家不应该干预市场，市场自然会好的，好像市场自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的，1825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好像都不存在一样。现在连中国都开始倒牛奶了，就是产能过剩。大家知道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第一去就是去产能，第二去是去库存，房地产搞那么多，第三是去杠杆……你们要关心政治，首先要关心经济，要知道经济政策。政治其实不太重要，经济政策比较重要。

看不见的手就是价值规律。大家知道价格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价格高了买的人就会少了，卖的人就会多，所以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低到一定程度，买的人就会多，所以价格又会上去，所以它是波动的。顺便解释一下中国的房价，为什么再怎么干预它都要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稀缺，scarcity，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市中心的土地就那么多了。完全自由的市场只有在没有稀缺的条件下才是成立的，一有了稀缺，它就不是这样了。有了市场，这个时候定价权就不是过去的那种公平的定价权。公平价是什么呢？以前的店里会写“童叟无欺”，会跟你说“大哥，真不挣钱啊”，这是一个心理的标准。而现在这个自然的价格、合理的价格是什么？市场价。比如以买房子为例，买一个楼，当年40万买的，我觉得到80万就可以抛了，可是没过几个月，市场它涨到120万了，那我还80万抛，我不就是傻子了吗？我再举一个更准确的例子，其实是笑话，雷锋同志去卖菜，大家都卖一块钱一斤，雷锋同志只卖八毛钱一斤，结果其他的菜贩子都把雷锋同志打了一顿，说他扰乱市场。所以说，正当的、合理的价格是随市场而决定的，这是自然的。这里面就没有道德的问题了。房地产商的成本价是一万、两万每平米，市场把它涨到了八万每平米，你还卖两万每平米反而是不道德的，卖八万才是道德的。你不按市场价格去卖，是不道德的。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合法性话语的来源已经产生变化了，真理的标准已经变了，变成是市场了。市场永远是对的。

因此福柯认为的自由主义就不是我们传统所理解的那种政治自由主义，也就是我们从自然法，天赋人权，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样一些理论所奠定的自由主义。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包括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谈自由，人权，natural law，就是自然权利。在德语里面recht这个词（直接翻译成英语是right）既有权利的意思又有法的意思，其实是一个词，就是自然法、自然权利。福柯认为，卢梭从人权出发来建构自由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革命道路仍然是属于17世纪的国家理由时代的一种理论，自然法权理论，而新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或者用他的话说，权力技术学——是功利主义的，它不是从人权出发的。功利主义是什么？福柯说，它不是一种哲学体系或思想，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治理术。它强调原初权利，也就是盎格鲁萨克逊的原初权利。因此，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这时候就会有两种对立的概念。按照政治自由主义，就是说我可以行使我的权利，公民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结社自由等权利，就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即使伤害了别人的利益我也可以这么做，我这么做就是对的，因为我有权利这么做，right权利就是right正确。而另一种自由，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被治理者，要给他一定的自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贾府的丫环，袭人啊晴雯啊司棋啊入画啊，如果她对贾府给她的待遇很不满意，她是没法跳槽的，她没有人身自由，她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资本要发展，首先要招工人，工人要来应聘，那首先要给他人身自由。如果都是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人身自由，那他就没法成为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被治理者，只能成为老的治理术下的臣民。因此他就要有一种自由。如果前一种自由是以塞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话，后者就是一种消极自由，你不能管我，不能干预我。福柯说得很清楚，治理的理由再也不是人权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话语了，而是效用和利益，因为他说了，功利主义是一种治理术。那么现在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一种博弈了。因此旧治理术中是对物和人的直接控制（例如君主和国家，包括以前计划经济），而现在是间接控制了，就是经常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是对命运共同体来治理。也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问题，现在治理问题不再问怎么治理是善还是恶，对还是错，而是问怎么治理是最有利的。

文｜夏凡

责编｜莲灿

未完待续｜

第二讲：福柯的最后一课（02）｜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导读 （共两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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